于建嵘,寻根与布道

　　厦门街头上，6岁的杨伟鑫从地上半支起身子，吸吮大拇指，淡露出天真的微笑。身后，一只脏黑的断把水杯孤伶伶地。 　　被拐、弄残、行乞……1月17日，收到孩子父母的求助信后，“愤怒极了”的于建嵘将这张照片发到自己微博上。
　　1月25日，他另设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新浪上一干网友、媒体中人纷纷响应。
　　2月6日，歌手、全国政协委员韩红也在网上传递，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请问“于先生可否帮我一起来搞这个提案？”
　　同时，也有人在尖锐讥讽这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通过乐清村长事件，名声大振，一跃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第一救世主。但当乐清百姓给他下跪时，他欣然接受并迅速逃离。如今，这位沽名钓誉的民生大佬，又摇身一变，成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云云。
　　“在‘乐清事件’中，于建嵘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愿介入其中。”去年年底，与于建嵘同属“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中的一员思忖说道。
　　 “我在这里不对乐清发表任何意见，该说的都写出来了。”1月初的某晚，寒冷的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在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结束后，迅即打断了台下的提问。
　　
　　转型社会的医生
　　那场演讲为推广他的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距离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两本书相隔10年。
　　“一部解读了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其后果，一部专门研究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它们就是我来北京10年的重要概况。”他简明扼要。
　　他自喻为“一个医生”，假如社会是一具人体，他人研究的是细胞，是结构；那么，他则紧盯“溃烂”――“中国底层农民、工人，包括市民在内，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与其维护自身的方式。”
　　顺延这条思路，他从未乐观，“这10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从赋税之争到土地之争，维权方式从上访到自焚；底层意识从仇富到仇官再到‘社会泄愤’；让人焦虑的是，社会公权力越来越失去规范，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规则底线一直在突破。”
　　10分钟前，他还在大声驳斥电话那厢的记者，“守护社会规则与幸福指数的高低是两回事。幸福全凭个人感受，当二奶、三奶也有幸福的，有人做狗也有幸福的；可是，社会规则被破坏，意味着底层人的权益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我们提倡法治建设、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最后一律归结为公权力怎样维护社会规则，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杀了我某某，自有后来人
　　1997年，于建嵘第一次找到了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时，俨然已是“成功人士”。
　　“他自驾私家车前来，这在我接触的人中较为少见。”徐深记，于建嵘自报家门，湖南衡阳人，硕士毕业于湖南师大社科系，曾在体制内的媒体做过记者。其后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在海南等地闯荡8年，金钱固然不再存有负担，却也从不是他的人生根本追求。
　　“与一般人在商言商不同，他是在商言政。他坦承，知道我们做农村研究，他就想来做访问学者，了解农民问题。言谈中，我感到他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意识、强烈的国家情结。90年代初期，三农问题还只初有呈现，他就预感这一趋势将日益严重，必会影响中国发展。他决心要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寻找一条出路。”徐勇说。
　　做完访问学者后，于建嵘心不满足，既而在徐勇门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于建嵘筹写博士论文。徐勇对自己最早的博士生明确提出：一要走向农村；二是亲历调查。他进而建议，“1927年，毛泽东写过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震撼了中国。你也是湖南人，能否按照那本报告中走过的路线再去行走一番，考察当今的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年5月，于建嵘按图索骥――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跑了一个来回。“他一跑回来，就向我大谈新发现：当年的这些地方又冒出了新的农民运动。由于当地农民对征收农业税极为不满，发生了群体性反抗事件。我要他全身心投入进去，摸索为什么它们会在70年后又会重现。”徐说道。
　　2000年1月，于建嵘四度到达衡山县后，终将研究重点落在那里的白果镇绍庄村。
　　那个不足700人的小村庄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早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于建嵘在村中安营扎寨，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式，为它命名“岳村”。
　　2000年年初，于建嵘几乎调查了湖南省近10年来所发生的全部较严重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他本想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但后来，我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通过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那便是《岳村政治》的由来。
　　徐勇曾预言，《岳村政治》所附录的《衡山调查纪事》会更有长远价值。
　　《纪事》中6.2-6.4记载的文字，10年后在新作《抗争性政治》的第二章“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中被隐名引用――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抵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农民提出，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村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当头，……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请了两中巴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路口。……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一，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尽管我已体会到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在那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今年1月初某夜，寒风飒飒，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的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正进行中。
　　他急速展示一张张PPT，“这是2002年12月22日，我在湖南衡阳拍下的片子，叫作‘皇粮国税不可抗拒’――你们看，这些农民在做什么？他们在组织农会。可当地就是毛泽东主持第一个农会的地方，那里还出过一位人物――夏明翰。”
　　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他如实记述，一次，H县农民廖某某宣传党的减负政策时，被当地派出所找去。
　　派出所的就说：廖某某，你告乡政府，你以减负为名，你是反党为敌，乡政府奈你不何，我派出所能奈何你，你这个钉子我就要钉服你；……你这个组织，还有后台，你组织有哪些人，要把人员交给我。要按政策落实，拿你这些人搞死，……我（廖）当时讲，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廖某某，还有后来人。你拿我搞倒，还会有后来人。
　　说者平静，闻者伤心。于建嵘当时笔不停歇，热泪盈眶，“感到有些迷茫与心痛。当年夏明翰烈士说这些话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今天这些农民维权精英们高呼‘杀了我某某，还有后来人’时，恰好面对的是夏明翰们为之献身的政权。而且他们赋予了这首诗基本相同的意义――‘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
　　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贡献？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回北京后，他奋笔疾书《农民有组织抗争是政治风险》，呈请社科院上交中央高层，“中央曾派出两个调查组沿着我的报告进行调查，但没有足够重视。”
　　“群体性事件中的领头人物，有一些曾在外地打工，他们有视野，有头脑，敢说敢干。江西安源煤矿离衡阳较近，矿工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与事。于建嵘在写完《岳村政治》 后，又依这条轨迹寻到安源，与工人们同下矿井，写就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可以说，一个村，一个矿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映了于建嵘的底层情结。他关心不被社会重视的小人物的命运，恰恰是这些名不见经传、默默付出的小人物才可能出大事情。”
　　当年，徐勇鼓励于建嵘上北京，“跟随更有名望的老师。加上湖南人天生的政治情结，适宜到那个更宽广的舞台。”
　　
　　以法抗争
　　“2004年3月5日，中央在两会上宣告取消农业税。可是，中国的农村问题迅速从税收之争变成了土地之争，土地是矛盾的焦点。”于建嵘说。
　　PPT中，某村的老弱妇孺并肩站在抗议最前沿，“我在调查农民抗税时，没有发现人群中有老年妇女。面临土地问题时，她们站到了前面。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简单地想，当官的可以打年轻人，却不敢打我们这些老的。我称之为‘软实力’。”
　　当年农民抗税主要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等地。而土地之争却蔓延在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发达地区。农民抗税多处边缘农村，土地问题则到了城市的周边。
　　“农民抗税时，是地痞流氓介入。土地之争时，不仅有大量的黑社会，地方政府还动用武警。”
　　他以2005年6月的河北“定州事件”为例――那起抢地惨案中，一边是使用原始器具的农民，一边是持有枪支利器的“进攻方”，“一个小时战斗中，6个农民死于枪下。”
　　事后，他访问已被关押的定州县委书记和风，“我对他说，当一个县处级干部不难，但要当上县委书记可不容易。你为了坐上这个位置，你得吹牛拍马、请客送礼、投机钻营多少年？你怎么做事这么没水平，开枪打农民呢？”
　　和风直喊冤，声称自己并没下令，“他说，是买土地的公司表示，如果政府解决不了，我们来干行不行？结果，他当即表态，那你们就去干吧。他没想到他们会真的开枪。所以，你们这些当官的以后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实在要表态就说，你们依法干吧！这样责任会少许多。少说‘依法’两字――坐牢！”
　　台下哄堂大笑――他又熟悉地跑回为官员上课的状态。
　　“你们这些当官的”――“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过后，当地官员请我去讲课。我不去，多高的价钱请我也不去。把人房子拆了，还逼得人自杀，我怕我会指着鼻子骂娘。”
　　2010年，于建嵘活跃在北京、上海浦东、江西、杭州、广州，各个为官员们“布道”的讲堂上，10月份所开的微博，也为他的“道场”，迄今拥有粉丝超过45万。
　　也是这年，他最为焦虑，“年初开始，冒出一个‘拆村运动’，即增减挂钩，抢夺农民的宅基地，突破了社会最低底线。整整一年，我花了大量心血，四处呼吁不能抢夺农民的房子，不能强拆。”
　　他的好友、另一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说，即使早年，每次聚会上，他们的谈论话题也是土地。和于强烈反对强拆相比，李昌平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有什么不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强拆又不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这个世界上可不可以找到一种制度，让人自愿拆？如果说没有，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多强拆？”
　　面对于建嵘的呼吁，“底层农民在征地等问题上，与公权力的博弈中，要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要‘以法抗争’。”
　　他以为自己提供了另一视角，“现在乡村干部事权很大，财权与治权很小。应该完善乡村两级治权，加大财权、治权，将农民问题在乡村解决，不用上访。”
　　“李昌平、还有搞过‘咸安政改’的宋亚平，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我们一见面就争。他们认为地方官有道理有苦衷，上面要政绩，地方要发展，一两个钉子户还让不让人做事了？”
　　即使他那篇被热捧的“谈心体”――“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我说，我和你们的基本观念不一样。你们是发展主义的理念，我是权利保护主义的理念。我永远认为没有理由，为了所谓发展牺牲一个合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新农村建设，去把农民的房子拆了，打死人，然后装糊涂，说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没什么一分为二的，有些事就得一根筋，你要拆我的房子，我就有权不同意，有权讨价还价。如果你认为抬价太高，不开发不就完了。这个社会少建十座百座千座高楼大厦，都没有比破坏规则更危险，底线一旦突破永无止境。”他斩钉截铁。
　　在单向街书店，于建嵘绘声绘色讲起“去年的一桩亲身经历”――11 月1日，万载县的县委请我去给干部演讲。在中间，我反复讲你们不要拆农民的房子，你们不要这么去打农民，不要去抓农民。万载县的县委书记不知道我会这样讲，他特别生气。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安排我去做演讲的那一帮人都叫去了，想教训他们，并同我发生争吵。他说，于老师，你今天讲得很生动，但你这样对我的工作不利。我说怎么呢？他说，你要大家不要去搞强拆，不拆我的任务怎么完成？我说，宁愿当官当小一点，也不要这么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人要将心比心，……他更生气，把桌子一推，说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请我的是他们公安局局长，我想开个玩笑算了，于是打哈哈，你们菜都没上，我怎么知道吃什么。他见我开玩笑，再次一拍桌子，第三次拍的时候，我一下火了，我说去你奶奶的，老子不吃了，你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把桌子一推走了。
　　请我来的公安局长很紧张，跟着跑出来想拦住我。县委书记还在里面拍桌子骂，随他去，在我这个地方，看他能怎么样。
　　他想错了，原来我是没有想把他怎么样，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我开微博了。今天的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大，我的可能大一点，你的可能小一点，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抢到一个话筒……
　　
　　于建嵘的困惑
　　“10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徐勇说道。
　　 “社会泄愤”――“这个概念就是我胡起的！原来没有这个学名。”于建嵘高声道。
　　2007年11月30日，他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演讲。在台上，他放言，“中国不但有威权活动，还有泄愤事件。老百姓发泄对官员心中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
　　他列举了2004年10月的重庆，一个于姓挑夫，偶撞一曾姓妇女。争吵中，妇女的丈夫掌掴挑夫，并扬言，“你知道不，我是国家公务员”，从而引发围观群众不满，由此误传“国家公务员打死一个农民”。迅即，群众四面八方围攻当地派出所，要求“交出尸首”。在砸坏政府机构后，他们兴高采烈宣称，“我们不给农民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
　　还有，2005年6月安徽某地，一个来自江苏的商人撞伤一小孩后，无意中说“不是没撞死人么？就算撞死了人，在你们这里顶多赔30万。”――“这句话麻烦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里面人告诉外面的人，江苏的一个老板开车撞死了我们的小孩，还说……二话不说，打人砸车，砸派出所，还有旁边的超市。”
　　同年12月8日，他从美国返程后，即被火速召回社科院，“到单位后，领导看了我一眼说，你在美的演讲已有中央某部门专门上报高层。有领导批示，建议社科院好好与于建嵘谈谈，不要随便乱讲话。”
　　最后，社科院将他的演讲原文整理出来呈交中央。一位首长阅后却称“太好了”，“并在文件旁批示，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下批评变成了表扬。”他笑说。
　　事后，很多人就“社会泄愤”赞他有“先见之明”，他矢口否认，“重庆与安徽的两起案例，让我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怀疑，一说当官，一说有钱，老百姓的心中怒火丛生，不需要事实，不需要理由。”
　　“2008年的瓮安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徐勇在电话中说，“他这10年接触社会的不积极因素比较多，所以易感性，热血沸腾。我的理性成分多一点。”
　　故而，他对于建嵘的新作书名“抗争性政治”，以及书中多次使用“底层社会”有所保留，“于建嵘在美国的导师裴宜理研究的是造反。研究造反的人天然就假定造反者都是有理的。我建议过他要警惕这种现象。‘抗争’是引用的，在一定范围内有它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否则容易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还有，‘底层社会’对应的是‘高层’，这样形成相互关系的不可调和。除了抗争以外，农民还有各种各样非直接方式和国家去对抗，用自己创造性的行为去改变国家。我们这个体制的创新都是农民带来的率先举动，后来得到政府的认可。说到底就是农民和政府也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研究农民、关心农民、同情农民，同时也要超越农民，防止极端化。”
　　不断有电话打入。据说于建嵘24小时开机，每天只睡4小时，他的家中备有2000多名上访人员的资料库。
　　他前往浙江乐清调查“上访者钱云会之死”，邻近苍南县灵溪镇前蔡村郑继来叔侄与数位村民从网上得知后赶来，递交材料，向他诉苦：2003年村里瞒着村民，将基本农田卖掉。2006年征地款打来，村民不肯接受，但土地仍被全部强征。2009年到2010年，二十多家村民的老屋又被强拆，赔偿款不能让村民满意，安置地也没有，既无田种又无屋住。现住在村外临时搭盖的草棚里。
　　“他们都在电话中哀叹，我们农民苦啊――”
　　“可我也不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说，不行，于老师，天要塌下来了。可我想，这片天怎么能靠我来撑起？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于建嵘瞪大眼说。
　　“我总以为，于建嵘的困境就是中国的困境。”李昌平说，“他现在身心憔悴，就像我那时候在湖北监利搞改革一样，每天都有几十个农民找我，每天都人在我面前哭诉，我也陪着掉泪，活得很没有人样，日子过得真难。”
　　“他长时间的坚守，非常不容易。说到底，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如果我们体制里面的官员都像他一样跟农民去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好的制度。”李昌平说。
　　学界鲜有提及于建嵘在2009年第5期《长城》上发表的小说《我的父亲是流氓》，文中有颇可玩味的一段――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像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虚构中的“父亲”是一位彻底的流氓无产者，现实中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下党员，参加过“湖南民联”。文革初便被打倒，母亲带着子女下放农村，一度困苦不堪。
　　1977年父亲“走”后，官方下文平反。母亲说，人都让你们整死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参加这些组织不是好事。自此，他奉行一条：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不管什么理由，不能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一个好领导。”于建嵘神色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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