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桥周边众生相

　　7月11日，下午6点，太阳依然炙烤着二道桥。 　　解放南路的热比亚商贸大厦对面，11岁的男孩马尔丹正在忙碌。学校6月21日开始放暑假，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父亲开的巴哈德尔喀什特色冰淇淋店里帮忙。
　　
　　马尔丹的汉语说得很好，因为他在黑龙江生活过5年。不过，东北话已经忘了大半，因为现在读的是民族学校，平时说维语比较多，只有在店里遇到汉族客人的时候，他才充当起翻译和传话的角色。只是现在特别空闲，更多时候他都在照看小妹妹，因为顾客稀少。
　　正常状况下，这个时节正是二道桥生意最热闹、游客最多的时候。当地有个说法，不到二道桥子，就不算来过新疆。这里向来是各民族商贾和远方游客云集的地方。
　　但是这一天我们没有看到游客。虽然二道桥的小店陆续重新开始营业，人气已经开始聚拢起来，但走在街上的，基本上都是维吾尔人，空气里除了打馕和烤羊肉的香味，还有些许紧张和惊魂未定的气息――现在的二道桥，武警比普通人多。
　　冷清了几天的街边，摆起一个临时市场，用写着“坚决拥护民族团结，打击分裂主义”的横幅围起来，豆角、茄子、西红柿、西瓜，一堆堆摆在地上。几天没出门的人们，把蔬菜大捆大捆地往家里搬。也有出来透透气的，见到熟人打个招呼相互问候一声，随手接过一张《新疆日报》号外的维文版。
　　
　　街头照相师艾力
　　汉人不来，我们没法赚钱啊
　　
　　在家里待了几天后，艾力也开始回到二道桥摆摊了。
　　艾力是从南疆来的，家乡在喀什，5年前来到乌鲁木齐，在二道桥市场前面摆了一个小摊，胸前挂着个NIKON D40单反相机，给过往游客拍照，每张5元，即拍即取。如果骑上骆驼拍照的话，每张10元。这只从阿勒泰运来的骆驼，“一天能给我们赚100块”。
　　艾力的摊位占据着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正对着二道桥市场大门，门前是100年前二道桥的木桥遗址，桥上有个阿凡提雕像，站在桥下，就能把最有符号意义的一切摄入镜头。平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400元，除掉每月1200元的管理费，平均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块，比起在老家的收入，多得多了。
　　给我们拍完照后，艾力又在炽热的阳光下，看着周围的人群发呆。
　　
　　信息服务中心员工亚森
　　我有很多汉族朋友
　　
　　同样门可罗雀的，还有阿迪里温暖世界信息服务中心。本来，这里最多一天能有十几个人来寻找招聘信息，现在，山西巷子的早晨静悄悄，乐器厂院子里只听到鸟儿的叫声。服务中心的4个员工，一个回阿克苏老家，两个出去了，只有亚森一个人在看守店面。
　　亚森的老家也在阿克苏，2000年考上新疆建设学院，来到乌鲁木齐，学的是工程建造。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一样，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好找，能学以致用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同学回和田老家，才能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亚森先是到了一个计算机培训中心当代课老师，3年后，培训中心倒闭了，正好温暖世界残疾人艺术团招聘电工和计算机工人，便来到了艺术团。这个服务中心也是艺术团开的。
　　以前，亚森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现在，他的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主要是南疆来的民工，有技术的人可以做电焊工之类的技术工人，没有技术的也可以找找搬运的工作。懂汉语的人，工作好找一些，但不懂汉语的人更多，语言不通。找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帮工人们签合同，甚至讨工资。
　　金融危机的大潮也冲击到这个亚洲最内陆的城市。去年，搬运工每个月能拿到2500元，今年管吃管住有1000元就不错了。建筑工地上，小工的行情也在走低，以前一天能赚100元，现在每天只能拿到50元，因为工地少了。相比之下，从事民族特色工作的，相对好找工作，比如打馕的，这几天还有餐馆过来招聘，但收入要比小工低，普通的打馕工作，一个月800元，技术好的每个月拿到1200元。
　　这家服务中心开业大半年来，只做过两个汉族人的生意，介绍的都是搬运的工作。后来，亚森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托运公司的工作。
　　
　　亚森戴着眼镜，爱笑，话不多，轻声细语。毕业几年，他的心境已经改变很多。大学的时候，他天天泡吧，现在“去了酒吧就头痛，太吵了”，也不喜欢到KTV唱歌。
　　平时，他更愿意呆在租来的房子里看电视，偶尔去网吧上网，玩玩QQ幻象游戏，看看新闻，“经常上联合早报网，因为新闻多。”还有，和以前的老同学聊聊天，包括很多汉族同学。在成人教育班上，50个人里，包括他在内，只有3个维族同学，“那时候，汉族朋友比维族朋友还多，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工作后接触的多半是维族同胞，和原来的朋友联系就少了。
　　27岁的亚森，和很多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开始为未来的生活盘算，因为结婚了。买房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房价太贵了”，二道桥周边的二手房，最便宜的均价也要3500元，“买不起”。
　　
　　诗人萨黛特儿子最重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艾力和亚森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不需要为生计发愁的萨黛特•加马力，则在担心自己刚刚留学回来的儿子。
　　一年前，儿子要上中学，萨黛特和丈夫觉得，美国的教育和中国不一样，对小孩综合能力的提升可能更好一些，就把儿子送到加利福尼亚上中学。这几天，小孩放假回来，变化甚多，“懂的东西多了，见识也广了，他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了，有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萨黛特显得有些担忧，“孩子年纪比较小，还是要尽量少说话，多学点东西。”
　　回国后，儿子问萨黛特，有没有什么养老院，他想去做义工，“我说你休息好就行，不让他去，他还是想去。”在父母眼里，15岁的儿子还是小孩子。儿子表示反对：在美国，这个年纪已经是很大很成熟了。“他对科技感兴趣，说毕业后要怎样去发展。”
　　儿子甚至还会给母亲上课。有一次，儿子跟萨黛特说，“妈妈，你太闲了，你要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看点书什么的，要有自己的生活。”在儿子看来，母亲的工作太轻松了。
　　
　　事实上，萨黛特算得上成功人士了。丈夫在央视工作，她在乌鲁木齐的木卡姆艺术团上班，拉大提琴，业余时间写诗。最早是在西安和兰州上学的时候，因为想念家乡，开始写诗，
　　九叶集的一位老诗人唐?曾经悉心指点过她。如今她已经是新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萨黛特是柯尔克孜族，故乡在那拉提草原。现在她每年都会回那拉提，凝望她心爱的群山和草原，周围一片寂静，生活非常悠闲。早年，她在草原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成长的时间，更多是在阿克苏兵团司令部大院。院子里只有3户少数民族人家，从小她就和汉族小孩一起玩，幼儿园就开始学汉语，没有上过民族学校。她的诗歌也是用汉语写的。
　　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哈萨克族一样，属于游牧民族。在老家，说民族语言、喝奶茶、吃手抓肉。饮食上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没多少区别，信仰也一样，都是伊斯兰教。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她和孩子也说维语，但主要还是以汉语为主，因为爱人是东北的满族，只能说一些简单维语，“也不信仰什么”。生活上倒是按照萨黛特的习惯来，没有什么冲突。
　　儿子从美国回来后，时差还没倒过来，清晨五六点开始睡觉，下午4点钟起来。“这样也好，在家里待着不出去，安全。前两天我们都不敢出门。”萨黛特说。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心理上有种无形的压力。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会过去的。”7月5日那天，萨黛特在外面，听说自己住的胜利路那边出事了，“一想儿子还在家里，一下就懵了，满脑子都是儿子。”立刻往家里
　　跑。对她来说，儿子是最重要的。
　　
　　艺术家普拉提
　　很多人不了解新疆
　　
　　在萨黛特的同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的维族小伙子普拉提眼里，萨黛特的这种观念，和他父母那一代人比较接近，“他们那代人，光是养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除了养小孩，还要自己的生活。”
　　普拉提有3个姐姐3个哥哥，在家里排行老七，只有他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其他哥哥姐姐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29岁的他也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他觉得再生一个就够了，不会跟父母一样连生7个，“你要负责任啊，养小孩要成本，以后留学也好，娶老婆也好，不能不管啊。像父母那样有7个孩子，自己的生活就没了。我还想要自己的生活。”
　　
　　用普拉提的话来说，他属于“见多识广”的人。他在香港生活过半年，在中环的一个新疆餐厅里唱歌。那是2005年，那边的餐厅找人去唱歌，包吃住，收入比在新疆高一半。他们通过新疆外办的特批，办了半年的工作签证。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一见我们就说英语，我们说不懂，问他们懂不懂国语，把他们吓了一跳。”
　　“那边生活特别好，我非常喜欢香港，每天都会出去玩，经常泡吧。那里夜生活特别丰富，特别有趣。今年没时间的话，明年一定要再去一趟，自己去旅游。”普拉提至今怀念香港的生活，虽然“那边消费太高了，一般都是跑到深圳买烟和酒”。
　　因为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普拉提觉得，很多人对新疆并不了解，“太远了，没来过，像你们从广州过来就要5个小时。一般人只通过那些卖羊肉串的、打馕的来了解新疆人，电视台播到新疆也大多是山、沙漠之类的。我们刚到内地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问：你们上街要骑马吗？喝的是山上的矿泉水吗？那边有飞机吗？我说我们新疆比你们这里发展得还快呢。”
　　比起已经成为驴友眼里的圣地的西藏，新疆在外地人眼里更为神秘。普拉提认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远。一方面是拉萨有布达拉宫之类的佛教圣地，汉族人里信佛的很多，会到那边拜一拜，说一说心里话。相对来说，宗教亲近感就要比新疆好一点。对于伊斯兰教，他们不是特别了解。”
　　仅从城市外观上看，乌鲁木齐的南门以北，与内地大城市的区别的确不大。现代化的大商场里，也不乏昂贵的、任何大都市都有的品牌货。像普拉提这样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开着福特蒙迪欧穿梭在高楼大厦里，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平时听的音乐，也有国语和外国流行歌曲。国语歌手里，普拉提最喜欢张信哲；外国歌手，则是“那个刚刚去世的Michael哥哥，从14岁就开始听他的歌”。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里，很多人都会模仿杰克逊最出名的“太空漫步”。
　　普拉提和所有城市里的年轻人都一样，工作之外就是娱乐，晚上经常会去泡吧。不过，传统的力量还在，比如饮食，也会吃海鲜和西餐，但是“新疆的抓饭、拌面太好吃了，我们还是吃这些比较多”。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有，但是不是很多。“我听说的维族人和汉族人结婚的很少很少，在我周围的圈子里，有一两个吧。”普拉提说，“感情的问题说不定，如果你真的爱上她，或者她特别喜欢你、尊重你的一切，也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
　　汉族朋友很多，对门的邻居就是汉人。他们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汉族朋友会过来一起玩；汉族朋友过春节的时候，他们也会给对方小孩压岁钱。普拉提以前上的是民族学校，汉话却说得很标准，“主要是在与汉人的交往里练出来的”。
　　普拉提跟着木卡姆艺术团一起到世界各地演出，“让他们慢慢了解维吾尔族的文化”。正式职业之外，他还有一个时髦的身份：流行歌手。他和两个维族朋友组了一个流行乐队，叫“清晨组合”，已经出过一张汉语专辑，叫《使者》，是马来西亚一家唱片公司出的。
　　“他们的乐队现在是很有实力的年轻乐队。”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组长艾沙江这样评价普拉提的“清晨组合”。
　　艾沙江和普拉提一样，也是“见多识广”，而且经历更丰富。他曾在马来西亚生活了6年，学了一年英语和3年酒店管理。因为喜欢跟人打交道，毕业后，在吉隆坡一家五星级酒店上了两年班，也给旅游团当过翻译。除了维语和汉语，他还能说英语、马来语，甚至粤语，发音颇为标准。3年前，他在金银路开了一个双语幼儿园，最初收了50个小孩，现在已经有130个小孩，“各民族的孩子都有”。
　　对于城市里生长的这一代维族年轻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可能比内地人还现代”。他们天生地喜欢娱乐，乐观开朗，观念开明，“我们不是那种赚到钱才去玩的，我们是边赚边玩，好多内地朋友是赚够几万几十万才去玩，我们是赚几千块就玩几千块，花完再赚的月光族。”
　　
　　
　　干洗店老板韩亚兵
　　做维吾尔人的生意
　　
　　与普拉提不同，一些到新疆打工的内地人，在消费观念上更保守。在团结路福寿巷开干洗店的韩亚兵就觉得，“咱们的传统讲究勤俭节约。”
　　2000年，过完春节后，韩亚兵和妻子张学峰就来到乌鲁木齐打工。
　　这座城市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么美好。“刚来的时候，马路路况很差。河滩路那边，还全是土坯房。”张学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刚出火车站的时候，看到雪都是黑的。“很久都没能见到太阳，污染特严重。2002年开始好转，现在比以前好几十倍了，高楼盖了很多。”
　　到乌鲁木齐之前，夫妻俩在陕西咸阳老家打工，一个是厨师，一个是裁缝，听在新疆的老乡说，这边的活相对多一点，勤快点的话，总比在老家守着几分地好，便把4岁的儿子留在老家让父母带，两口子背起行囊来到新疆。
　　打了几年工之后，他们把这个干洗店承包下来，每年交8500元管理费，现在每天能赚一百多块，“比打工好。”这个小区就在二道桥，做的大多是维吾尔人的生意，很多维吾尔人“比汉族人还讲究体面，衣服要穿好的，外表看上去干净”，所以经常光顾他们的洗衣店。
　　他们至今没有融进这里的环境。还是喜欢吃陕西的羊肉泡馍，偶尔上回族馆子吃一顿。交往的圈子也基本局限在老乡的范围里。
　　现在，二道桥已经从骚乱回复到平静。采访的时候，就有4个维族老顾客过来，大家平静地交流，交易。
　　一个维族小伙子见到张学峰就问：“阿姨，你们上午没开门？我过来洗衣服的时候你们不在。我已经几天没出过门了。”小伙子笑着说，他想在胸前和背后分别纹上4个字：民族团结。前面是汉语，后面是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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