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改革者还是守成者

　　 　　他有表达的锐气，对体制持有自省，更多扮演了电视新闻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跟体制关系很近，同时也希望还能在体制内保持自我。然而，有时候妥协到底是换来空间的必须，或是放弃努力的托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
　　
　　呼啸聚义
　　
　　1989这一年，白岩松刚刚毕业，在京郊周口店乡的简单住所里，他和同事认真算过一笔账：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台21英寸的彩电。
　　当时流行的牡丹牌21英寸平面直角彩电被认为是电视中的极品，价格为2600元，而白岩松当时的工资还不到100元，按照他们当时的算法，即使省吃俭用，每个月存上20元钱，一年存240元，大约需要11年的时间，也就是2000年才能把那台彩电搬回家。
　　当然，他并没有等到11年后才用上电视机。事实上，仅仅在这场聚会的3年多后，他就到了中央电视台工作，机缘巧合，他和一批同事一起推动了一场电视行业的改革试验，而再后来，他也成为了电视时代一个重要的主角。白岩松感慨，“生命，这个巨大的万花筒。”
　　2007年7月4日中午两点，阳光正好。
　　顺着中央电视台的西门一直向南，穿过几百米树荫，就在胡同边上见到一座三层小楼，新闻评论部的人管这叫“南院”，评论部的很多栏目组都在这办公。
　　因为晚上有直播，白岩松早早到了，一身便装，挎着包，在办公室门口和人说话。
　　楼里面，墙上的大型显示器闪烁着一周以来各个栏目的收视率情况，而角落里张贴着这个季度的获奖节目名单和员工工作量统计。乍一看，完全是一副考核严明、效率至上的企业做派。然而，你也能在入门处的红色牌匾上看到，“近期召开党员大会”，“某某编导申请入党”以及“批准某某编导转正”的字样，隐隐透露了这个单位的机关气息。
　　从1993年2月，白岩松到中央电视台干兼职开始，这个庞大的机构就一直处在从纯粹的机关单位逐渐向一个事业机构转型的过程中。在那个时候，早间节目《东方时空》的创办，算是中国电视行业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那时邓小平刚结束南巡不久，全国上下充满改革的热情，中央电视台也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时间定在党的十四大以后。考虑到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并没有早间节目，而且早间节目影响力小可以降低风险，这场改革从早间节目开始。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央电视台是每天上午8：00才与观众见面。
　　正在《中国广播报》工作的白岩松有一天接到师兄崔永元的电话，“小白，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小白立刻答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决定。
　　最初，他“干的是不用抛头露面的策划”，有一天制片人时间劝他出镜，他很有顾虑，时间说，“你怕什么，节目早上7：00播，谁看你啊?”估计是出于对早间节目没有人看的放心，他走上了屏幕，再也没有离开。那一年，他25岁，还带着摇滚青年的气息，在此前的一年，他刚刚写完一本名为《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的书。
　　按照制片人时间的回忆，让白岩松当主持，主要是出于对之前一板一眼的播音腔的强烈反感，他希望在这档早晨七点钟播出的节目中启用有个性的主持人，以让观众“耳目一新”。时间一直在寻求电视上的纪实语言，尝试还原“世界的本来”，白岩松恰好成为了这种尝试的载体，要求是――按自己的风格说话。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播出，几段开场白之后就是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处于改革热情中的领导们谁也没有对这个“不一样”的主持人表示异议，这给了时间信心，“之后我才起用了崔永元和王志等主持人”，时间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说。
　　
　　“这批新的主持人，是中国的第一批新闻节目主持人，在此之前是赵忠祥和倪萍的综艺节目的天下。”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吴郁教授说。
　　一个新的电视时代的到来，为白岩松等一批新的主持人铺平了成功之路。多年之后，白岩松回忆起这个阶段，还感到幸运。“我们就是电视台体制改革的受益者。如果说《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没有实行改革，我就会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水均益在新华社，方宏进还在深圳大学教书，偶尔来北京电视客串，而崔永元在中央台的《午间半小时》。”
　　
　　那是延安
　　
　　《东方时空》开播的时候，整个栏目组仅有三十多人，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人才不足。于是，《东方时空》张开双手，面向台外和社会招聘人才，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应声而来，他们隐隐觉得新一轮的新闻改革试验将会在这里展开，《东方时空》成了他们心中的延安。
　　“94、95年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来面试，但之后就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的现任制片人刘爱民回忆说。这个阶段为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精英，多年之后人们还是把这个时候加入《东方时空》的人称为“黄金一代”。
　　创业者们最早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临时办公室里展开自己的事业，其中有时间负责的《东方之子》，王坚平负责的《音乐时空》，张海潮负责的《焦点时刻》，以及辗转落到陈虻身上的《生活空间》。
　　经过若干次的搬迁，《东方之子》工作组最后稳定在六里桥一幢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近20个人，白岩松是其中唯一结了婚的。一个除夕，白岩松和太太张罗了一桌子菜，等下半夜加班的同事归来，一批流浪北京的人有“相依为命”之感。当时的制片人时间回忆，尽管之后办公室又屡经搬迁，但小白夫妇的张罗，倒成为了保留节目。
　　创业期的组织一片民主作风。因为大家都是临时工，对待遇不满，但工作上则更多是齐心协力。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对孙玉胜说：“给你两项政策，一是经费包干；二是节目你把关，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虽然这些都是口头表达，但孙玉胜已经能感受到台里的改革决心以及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
　　十年后，孙玉胜写书总结，这一场改革的根本就是“改变了电视的语态”，降低了说话的口气，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人们从一贯严肃刻板的屏幕上，看到了民间话语的鲜活、幽默，看到了冲突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
　　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主持人身上，要求他们“更像是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说话”，这批没有经历正规播音腔训练的主持人反而得了好处，他们不再扮演一个读稿件的“传声筒”。其中，除了白岩松来自《中国广播报》，《东方之子》中胡健、刘爽等主持人也都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过去的采访经验让他们可能以记者报道的形式在现场完成节目，毕竟“现场”才是电视的本质。
　　后来，《东方时空》干脆开辟了一个叫做《面对面》的主持人言论板块，让主持人用个性化语言对一天中的某件大事进行3、4分钟的评论，很多观众也是这个 时候开始记住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等一大批标志性的主持人。
　　为了确保这些栏目和主持人成功的运作，《东方时空》还试验了制片人制、主持人制和第二用工制度，财政包干制度也曾经在这里得到试验。
　　那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在节目开播9年之后的年终联欢会上，新闻评论部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时期，节目用了一种非常夸张而且兴奋的方式表达对特殊年代的怀念。
　　在孙玉胜看来，这场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也重新检讨了电视与观众的关系。他不由得感慨，“十年之计在于晨”。因为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东方时空这个被标注上了新闻改革符号的栏目引领了一场向电视的本质靠近的过程。在90年代初，这样的改革力度是让人吃惊的，当时中国媒体还没有苏醒过来，即使后来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当时也只是一份街边小报。
　　在《东方时空》的基础上，1993年12月新闻评论部成立，1994年4月《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创办，一直到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而在这些节目上，经常可以看到白岩松，比如《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宏志班》，出境记者就是白岩松。
　　
　　娱乐时代的到来
　　
　　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方时空》以及屏幕前的白岩松都扮演了一个电视改革者的角色。但娱乐化时代呼啸而来，而一个严肃的新闻时代并没有得到发展，相比于湖南卫视那些娱乐主持人，白岩松显得有些刻板了，有人开始说他老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成了现有体制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或者，因为在任何一个政治正确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他，比如两会报道，比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过多提醒了人们他作为一个垄断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身份；或者，因为他在屏幕上的表达总是那么有把握，全知全能，失去了与平民时代的呼应；也或者因为他获得了太多的体制认同，头上顶着诸如“十六大党代表”和“全国十佳青年”等称号，过于闪耀；总之在一个媒体逐渐商业化，平民意识逐渐崛起的时代，白岩松象征的改革者角色似乎正在淡化。
　　但在白岩松看来，他一直都是“主流中的另类”，他说自己一直保持着愤怒，并且期待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房子问题，他对政府的举措一直颇有微词。“我五年左右的时间，一有时间就抨击，凭什么政府预期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一套房子?扯淡，13亿人口的国家能每个人买得起一套房子?我从此不姓白了。大家都去讨论房价问题，政府的责任因此被掩盖了。我一直批评经济适用房，为什么?当我都有同事住在经济适用房里，你认为经济适用房公平吗?靠经济适用房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没有人说话？我一直在呼吁廉租房，但今年才成为廉租房的元年。”
　　《时空连线》的制片刘爱民和白岩松有多年的合作，在他看来，“白岩松主持的节目和所表达的观点都是很主流的，即使在直播中也特别让人放心。但他也不是守成者，他创办新的栏目，进行体制改良，而且也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他一直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新闻中心。”
　　白岩松也说到自己在体制内的消耗，比如在节目被毙掉的时候“感到绝望”，但很快又有新的内容让自己兴奋起来，“所以才会是痛并快乐着”。“其实如果业务素质足够高，没有什么不能做的，看你怎么做，看你有多快。马家爵、孙志刚都是我做的，孙志刚的节目刚播完，中宣部打来电话，节目做得很好，但是后边别再做了。”
　　有一次，温家宝总理来节目组小范围座谈，让自岩松说一段话，他说，“领导要清醒，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全方位了解各种资讯，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望员，前方海面上好的和不好的消息都要告诉乘客和船长，你的船才能安全行驶，如果我只告诉你好消息，而不告诉你坏信息，请问领导怎么冷静和清醒?那就是泰坦尼克。”“我说的时候看见总理在记。”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当年起用白岩松的制片人时间正在广西挂职，他说，“白岩松来广西看过我两次，我们没有在一起战斗，但心意相通，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有限的空间中保持了自我，这一点没有变。”
　　透过这些细节，我们慢慢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白岩松：他有表达的锐气，对体制持有自省，他更多扮演了电视新闻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但他也注意不对体制作出过多的批评，注意表达的主流。所以，他一方面跟体制的关系很近，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体制内保持自我。然而，有时候妥协到底是换来空间的必须，或是放弃努力的托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
　　
　　与《东方时空》渐行渐远
　　
　　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的第14个年头，栏目的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但当年的“特区”今天却已经褪去创业时期的热情，逐渐跌入低谷。“收视率跌到了最低点，改革的动力也降到了最低点。”《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刘爱民说。
　　而与此同时，白岩松正与《东方时空》渐行渐远。他开拓了《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360度》这些新的栏目，从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之后，他的工作重心，更是逐渐从《东方时空》转移了出去。
　　“很多新的节目都想找他当主持，这是收视率的保障，而《东方时空》这个老平台开始步履蹒跚，各种体制优势已经完全丧失，不同栏目之间还相互牵制，留给主持人的空间越来越小，白岩松与东方时空的关系若即若离，只有在策划一些节目时，才回来。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但说实在的，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他能回来，能帮帮《东方时空》。”刘爱民叹了一口气。
　　刘爱民1995年来到《东方时空》，见证了当时在这片“试验田”里迸发出来的改革热情，看到了《东方时空》的种种光荣时刻，以及从这个母体孕育出来的孩子一个个茁壮成长，于是越发对今天的《东方时空》感到失望。“当时的改革是上下一条心，但现在整个栏目一直在守成，中国电视进步了。它没有进步。”
　　事实上，《东方时空》也经过1996年、2000年和2001年的三次改版，节目的播出时间和内容安排都作出不少调整，却没能形成大的突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呼唤改革的人，感觉到很难受。
　　“可能现在是一个修补、维护期吧。”刘爱民感慨。
　　时间则表示自己已经5、6年没有看《东方时空》了。在他看来，没有体制保障的创造性，是无法持久的。“缺少了小环境以及大环境的种种支撑，完全依靠个人的专业追求和理想热情，是无法防止一个节目逐渐走向老化与衰亡的。”无论这个节目在历史上享有多么高的地位。
　　“《东方时空》也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与中国的改革的每一步伐都如此相象：十多年前改革春风吹遍大地，但今天各种资源都已经充分调动起来了，接下来能改的就是体制了。”
　　“《东方时空》的下一步就是体制改革，不然很快就会死掉。”坐在《东方时空》 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刘爱民的神情显得凝重。
　　
　　陷阱无处不在
　　
　　即使在一连辞去几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之后，白岩松的工作量依然惊人。他同时要主持3、4档节目，还要应付各种直播节目以及主持外面的一些重要活动，比如说某知名大学的校庆点名要他去主持等等。
　　“主持太多节目当然是不好的，观众会觉得你面目模糊，但有时候他可能被名声裹挟着走，也可能被体制裹挟着走。”这是刘爱民对于白岩松的担忧，“有很多年轻主持人追求出镜率，白岩松不应该是这样，他该重视质量，混个脸熟对他没有用。”
　　对此，白岩松并非毫无知觉，他已经逐渐减少在一些栏目的出现，比如《新闻会客厅》和《时空连线》他都做得少了，《中国周刊》和《303度》是他想做的，因为有直播的内容，能说些自己的话。而台里的重要节目和外面的一些场合都难以拒绝。有时候那是任务。
　　他主持的节目依然能够得奖，比如第一季度的《岩松看日本》得到了栏目组的金奖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制片人奖，他的节目收视率也还不错，但中国所有的新闻奖他都拿过了，收视率再高的时候也有过了，目前有些工作多少显得重复。
　　白岩松常感慨自己幸运地赶上了那个风气初开的时代，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人们容易把他们明星化以及英雄化，让他们承担专业以外的许多事务。
　　“接力棒在我们手中真的是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看不到交棒的可能，前几天我还在抱怨，香港十周年的直播50个小时我做了20个小时，主要的四块儿都是我在做，体力的消耗不重要，可是心里有消耗。”
　　前几天白岩松还去找中心主任聊天，“你不能遇到大型直播就是我在做，从97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大型直播都是我做，连之一都没有，这就不正常，我都做了十年，直播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机会，我甚至想躲着它走，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这多么不公平。”小白顿了一下，轻声说了一句：“我接这个棒子太长了。”
　　在刘爱民看来，白岩松也有很多无奈，“《中国周刊》是媒体盘点，没有突破；《360度》因为在新闻频道，落地受限制，影响力还不够；《东方时空》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平台，但现在空间是太小了。”“另外，还有那么多的事务，也很消耗。”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成熟的主持人制度，一个人成了名，就要承担许多栏目以外甚至专业以外的任务”，当然，这样的“委以重任”有时让人无法抵挡，即使是白岩松这样自省的人，也很难例外。
　　“我们这一代的主持人是铺路石，只是希望我们铺的路快点有人走过去。”白岩松说。
　　他曾经感慨“渴望年老”，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他的这个年龄，还远远没有资格上荧屏，但现在他不说了，或者他也意识到，中国主持人与西方主持人的距离，并不仅仅是年龄。
　　“电视新闻最好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我觉得严肃的新闻应该只在电视里占不大的比例，但做得非常严肃，受人尊重；而娱乐做得很好，很有智商。”白岩松说。
　　“有了娱乐的时代，我才突然想到我们90年代的趾高气昂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我们占据舞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百花中还有其他花要开得好看一点，那时候完全是个舆论监督的时代，我们也被明星化过，现在我希望新闻躲在娱乐的背后，需要它发出声音的时候才出来。”
　　
　　形成中的体制惰性
　　
　　现在的央视大楼是1986年启用的，但图纸是70年代末开始设计的，所以整个大楼的办公条件十分局促，很多栏目都在附近租了自己的办公楼。新的央视大厦还在建设中，不久就要竣工，但与大厦建设不相匹配的是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白岩松感慨，“1993年到1999年之前是最好的时间，这之后就没有大的革新。”
　　2003年5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成立，也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目前新闻频道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在时间看来，“既有舆论环境的问题，也有操作者的技巧问题。”
　　有人说，2000年之后，新闻评论部在报道语态上可以算得上出新的，是《社会纪录》的阿丘，他更草根也更娱乐。
　　也有人拿新闻评论部跟央视的其他部门相比，比如社教中心，这个阶段做得相当红火，《百家讲坛》很好地影响了社会，反而评论部有些活力不比从前。
　　孙玉胜在《十年》中写道，“当时的那次改革之所以能引起效应，主要在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但，“中国电视新闻的体制近些年来变化不大，并没有给制片人和记者更多的空间，也并没有给新闻报道更多的空间。”时间和刘爱民不约而同说了同样的观点。
　　“很多地方电视台已经给制片人实行年薪制了，通过机制保障创造性，但央视还是没有解决人才的奖励问题，虽然曾经搞过十佳主持人奖励，却没有编导和制片奖励的制度安排，另外，节目有很重的行政负担，影响了业务发展。
　　时间说，“改革到了一个阶段，各种体制力量开始生成，要对机制或者是屏幕上的内容作出一点调整都是很困难的，正常的顺序是从研发小组到部门，到中心主任和频道总监，还要通过编委会。这是个复杂的流程。”
　　“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一次大改革的发生往往需要机会。”回忆十多年前的那个改革年代，时间这样感慨。
　　在这样的框架下，就算白岩松有大的改良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他通过走外围路线，打通相关的外交部门而推动了《岩松看世界》系列，目前已经“看完了”台湾、日本、香港，在日程上的还有俄罗斯、印度甚至朝鲜等。
　　
　　留下的和离开的
　　
　　在电视台里，主持人的流动是相对较少的，比如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崔永元等最早进入《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至今仍然活跃在央视的屏幕上，但那些幕后英雄，却早已换了好多茬，最初的那批创业者也有去有留，散向四方。
　　留下来的有很多，比如当时监管《东方时空》社会新闻栏目的童宁(现任西部频道编辑部主任)，比如当时负责《东方时空》统筹的孙克文(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负责《焦点时刻》的张海潮(现任央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负责《生活空间》的陈虻(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只是这些人多数干起了行政职务，真正还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少。
　　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时间也到了社教中心法制专题部当副主任，他特别早就提出“做电视就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在1993年的那场改革中，他和陈虻、梁建增都是主要的实施者。后来他离开《东方时空》是因为，“一个改革者当政的时候，他就需要用人才，而到了节目不需要创业，只要维持的时候，多我、少我分别不大。”
　　时间说话直接，因为常说一些得罪人的话，孙玉胜在《十年》之中也没有忘记提出这一点。 　　而学者李幸曾经总结时间身上的几个“二元性”，其中一个就是：央视的人，你就是个按口径宣传的，但是时间偏偏要在其中搞出花样来，栏目要做得轻松好看，观点要隐藏在影像背后。其实有这种特点的不仅仅是时间，我在央视采访时的感受是，体制内有一批人在坚持，尝试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中不少人讲到在体制内坚持的困难，有的甚至说，“其实就是要把臭狗屎做成冰淇淋味道。”
　　当然也有一批人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离开央视新闻评论部，在主持人中，离开的有方宏进。他受朋友之托帮尚未面世的东方卫视进行总体策划，结果不但策划了新节目，连自己也于2003年9月前往东方卫视任总策划与新闻评论员。从他1992年初进入《东方时空》算起，正好十年。今天看起来，东方卫视是个有活力的机构，但作为主持人，方宏进似乎没有赢来比在央视时更大的名声。
　　王坚平，最初《东方时空》音乐节目的制片人，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取消了音乐节目，他随之参与筹备《新闻调查》，2000年他辞职下海创办“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探索“民营电视”的发展之路。两年后，又单枪匹马组建了北京冠华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电视内容供应商，向中央电视台提供内容。
　　在孙玉胜的回忆中，王坚平的离去是件遗憾的事情，只是“没有令他们不离开的充分理由。”另外，夏骏和刘春的出走，也同样让孙玉胜感到惋惜。
　　夏骏是1988年著名电视系列片《河殇》的编导，后来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2000年他和王坚平一起创办“银汉公司”。
　　王坚平和夏骏走了完全脱离央视垄断体制的路，寻找市场和民营电视的结合点，这样的方式特别有象征意味，然而，王坚平最终依靠向中央电视台提供内容来运转公司，充分说明了在这个领域之中，民营企业的生存有多么艰难。
　　刘春的道路也很有代表性，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组建不久，他被聘为台长助理，现任中文台执行台长，负责中文台专栏节目的策划和管理。现在的凤凰卫视几乎成为了每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人都提到的名号。
　　无论结果好与坏，敢于脱离体制重新创业的肯定都是理想主义者，内部的空间拓展受到限制，外部拓展总是一种可能。他们的离去，也说明中央电视台逐渐失去了其在行业内完全垄断的地位，格局正变得多元。
　　有人问白岩松，为什么一直留下来，“在中国做电视，除了中央电视台去哪儿?”白岩松反问了一句，“首先，凤凰卫视落地不好；其次，中央电视台每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要参与到这个进程中。”
　　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曾经问白岩松，你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之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白岩松的回答是：“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白岩松还有另一个表达，“即使是一条狗，老在中央台晃，也会成为名狗。”他是非常明白体制的好的，而他也藉着足够的平衡能力，赢来了―些空间。
　　在一个垄断体制下，坚持与放弃都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你可以背靠大树；放弃，你会推动新兴力量的成长，尽管这往往更为艰难。
　　采访的最后，白岩松说，“凤凰卫视的董事长刘长乐是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原来是广院的老师，台柱刘春也在广院毕业，我们都是一拨人，但凤凰和央视却是两个不同的台，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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