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客英国艰难挣扎　女记者亲历卧底调查

　　 　　身为无证工人，中国劳工必须在孤立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求生，就业于最为“三D”的行业，即最肮脏（Dirty）、最不受管制（Deregulated）、最危险（Dangerous）的行业。他们是英国最无保障、最脆弱的劳动力，承受着最为严重的劳工权和人权的侵犯
　　
　　“非法劳工”清洁英国的大街小巷，打扫英国的超级商场，并在每条街上忙碌的餐馆里端送英人的菜饭。“非法劳工”在成衣厂里缝补英人穿着的衣服，制造英人使用的微波炉，并加工配制英人每晚食用的沙拉。 “非法劳工”提供英人每天生活之所需，却无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非法劳工”便是英国无证、无身份的外籍移民劳工。他们或由于本国经济衰微，或由于战乱和政治迫害，通过非正式的方式，离乡背景来到第一世界国家。
　　为了深入了解他们在英国的劳动生活，我展开了匿名调查。我想要亲身经历体验他们的生活。这样，我走进了英国葛兰平肉类加工厂（Grampian Country Pork）。那里，一行闪烁不断的巨型广告字体 “创造更有味的生活”高高悬在厂房的正上方。 同时，许多面容疲惫的外籍劳工，正一个个从小型巴士上走下来，等待轮班。我不禁联想，他们的生活是何种滋味？
　　我寻着无证华裔劳工的足迹，走上他们踏过的在英寻职路途。我从伦敦一名建筑工人那里取得了一份IS96文件，也就是移民局过去发给特定政治庇护申请者的临时工作许可证。这份文件属于一位2001年入境、名为陈敏的中国人。这份没有标明性别的文件，已被许多华裔中介复印无数次，以每张50镑的价钱售予无数华裔工人。这名建筑工人告诉我，这张纸(俗称“难民纸”)在许多高度依赖外籍劳工的行业里都能使用。
　　接下来，通过伦敦一名华人，我取得了诺福克郡（Norfolk）塞特福德城（Thetford）的一名工头林先生的电话。这名华人告诉我，同郡的金斯林镇(Kings Lynn)有一位同姓的工头，我只要说是他推荐的，塞特福德城的林先生便不会有所怀疑。
　　拿起了话筒，我开始了与林先生的首次交谈。“我是金斯林镇的林先生介绍的，”我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中国河北省，学生签证已过期，现在急着找工作。”“我们这里有工，供住宿。”他十分自信地说。
　　以下是来自我在这段匿名生活期间的日记。
　　
　　周一获取工头信任
　　
　　林先生约我在伦敦维多利亚巴士车站与他会面，一同前往塞特福德。一见着我，他便多疑地打量我，同时转动着他的黄色鸭舌帽。他详细地盘问我的来历：老家何处，来英国多久了，做过什么样的工作，等等。我给予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说我是河北廊坊来的，在伦敦餐馆里打杂一个多月，也做过保姆的工作。对我的每句话，他总缓缓地答应着，“是这样子吗？”好似在质疑我的真诚。
　　半个小时后，他逐渐放松心情，并开始与我闲聊。
　　到塞特福德城的这一路上，他从南到北地向我这个陌生人倾诉他的过去。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之中，我才得知，他是在“黑色经济”中“打滚”的典型人物“中介工头”，靠着四处钻营挣取暴利，但从来做不了太大的决定。
　　我试着从他的角度来听他的故事。林先生来自贫穷的中国福建乡村，生活艰苦。小时常被父亲体罚，有一回愤而离家，自此在外闯天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被遗弃的孩子让外面的世界磨练出来的一辈子的倔强。
　　“我过去在中国曾因发印假钞，险些被警察开枪打中，”林先生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曾透过蛇头安排，偷渡到台湾，在那里从事建筑工作6个月，直至被遣返回大陆。
　　在英国的5年之中，林先生一直在经营“身份制造”业――“做身份”――他自己这么说。所谓“身份制造”，也就是制作护照并贩卖之，从无路可走的华裔劳工那里赚取利润。他经常和金斯林镇的工头合作，往返于金斯林镇和塞特福德之间。
　　他对我说，2004年2月5日在莫克姆海滩遇难的23位中国籍拾贝劳工之中，有数人是他所召集，是他手下的雇员。望着前方的玻璃车窗，他淡淡地说，“我的女友也遇难了。”此时，他显得非常平静。“很可惜，”他说。她40来岁，来自中国东北的沈阳。
　　那晚，有些华工手上连求救的电话号码都没有。知道如何求救的人，却无法以英语告知救生服务处他们已有生命危险。
　　其中一名工人在被海水淹至胸口时，以手机打电话给他远在中国福建的妻子。“我想我过不了这一关了，”他对妻子说，并与她告别。
　　在黑凄的夜里，一个个工人手牵着手，望着自己被四面涌来的潮水淹没的那一幕，让我顿时沉默下来。
　　晚上11:30左右，巴士到达了塞特福德，一个完全陌生的英格兰城镇，迎接我们的只有夜里的冷风。我们沿着公路，走向郊区。步行20分钟后，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列列的地方政府住房。林先生指着前方一栋两层的、不怎起眼的灰旧楼房，说那就是我们的住处。
　　一进门，就是一条狭窄的走道。这原是三房两厅的房子，而今楼下的客厅已改修为卧房。林先生带我进到这个卧房，里面大约有4平方米。地上睡着3个男人，每人都睡在分隔开的单人睡铺上。我一眼看去，才发现房间里根本没有空余的睡处，原先林先生在电话上答应的睡处根本不存在。
　　“我睡哪里呢？”我问他。他耸耸肩，指着旁边的一张双人床。我立即明白，那是他的床。
　　睡在地上的一个男人被我们的声音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指着他脚底下那块窄小的空间，坚持说，“我就睡这里。”这小块空间的租金是每周30镑，付给一位当地房东。
　　
　　周二巧遇三位莫克姆拾贝工
　　
　　我的室友是三位上海人。他们在两平方米大的厨房里用早餐时，我开始和他们谈话。其中一位，张先生，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意大利面加黄豆。“这又便宜，又可口，”他对我说。 四至五人可同时使用这窄型的厨房，不过免不了要经常擦肩而过。“我们都得轮流吃饭，”张先生解释，“谁先下班回来，谁就可以先使用厨房。”
　　楼上有3个小房间，每间住有4人。睡在地上的人都得自行准备棉被。其中一位告诉我，他的睡铺是从外面垃圾堆里拣回来的。“这很好用啊！”基本家具如小型衣橱是这里的奢侈品，大家共同使用。每人存放在衣橱里的所有物，仅为一只行李箱和两三件衣服。看来似乎没有人把这里当作久留之处。
　　整栋房子里仅有一间窄小的浴室，里面连洗手槽都没有。大家刷牙，洗手，都是在同一个浴缸里。为了保持卫生，有些人使用自备的塑料脸盆来洗澡。等着使用浴室是最消磨耐心的事了，尤其是对那些上早班的人而言。大家也逐渐建立起了共识――早晨使用浴室的时间，需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林先生一离开，我们大家尚能放松心情，围坐在厨房里谈天。这几位上海人其实才在我几天之前到达塞特福德城。受过大学教育的张先生和秦先生，过去是上海的建筑工人。张先生说：
　　“我们没有必要去高谈上海的繁荣，更不需要去假装家里有个游泳池。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件事逼迫我们离乡背井，那就是贫穷！今天上海的工作不好找，也不容易保留。而我们都有家得养。我儿子目前在大学里念书，我要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他很聪明，大学毕业后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他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就得给他什么。”
　　张先生又说，“中国内地有上百万的劳工从贫穷的农村大老远来到上海求职。他们在上海遭受到最恶劣的待遇：他们是上海最低薪的劳动力，劳动条件毫无保障，生活条件也极差。尽管他们如此出卖劳力，他们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一点地位也没有。令人感叹的是，今天上海像我们这样的贫穷城市人，也同样离家，远走西方。今天，我们面临的剥削状况，正如上海市里的那些农村劳工一般。”
　　
　　这三位上海人已在英国漂泊了一年多，但他们尚未寻到驻脚处。45岁的秦先生这么回想着，“最初，我们在普利茅斯的一个花场工作。100株的百合花，3小时才能摘到，而我们的工资是每100株才3镑钱。这工作是季节性的，没工可做时，我们就得离开，到别处找工。后来，没工可做，我们就只得去莫克姆海滩拾贝。拾贝工作可真辛苦，我的身体状况实在应付不来。”
　　52岁的唐先生在旁不好意思地开口：“拾贝的工作我才做了一天呢！那海风，背疼，唉，我真受不了！”
　　张先生是他们之中体力较好的。他说他不怕吃苦。他在莫克姆海滩整整做了一个月。当时在莫克姆有5个队伍的华裔拾贝工人，由不同华裔工头召集。工头提供拾贝工人的住宿条件很差，8到10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许多人住在阁楼里。
　　大伙说，华裔拾贝工人的安全，从来不曾是英国买主和华裔工头的顾虑。许多人根本没有渔业经验，不熟悉海上劳动。雇主不仅不提供安全训练，也不提供安全设施。这已由生还者（如林国）的证词所证实。林国表示，在紧急状况发生时，他们“只能靠常识判断如何应对”。
　　仅在悲剧发生的数月前，也就是2003年11月，有30名华工被困在海滩上，幸被抢救。莫克姆海湾救生服务处（Morecambe Lifeboat Service）的麦克（Michael Guy）证实此说。 “悲剧发生前，这些贪婪的雇主甚至一直没有告知华裔工人紧急状况发生时所需的求生联络电话。”
　　所幸，张先生一伙人在悲剧发生前，即已离开莫克姆。他们同行到伯明翰的一家花场做工。秦先生说：“我们在那里做牛做马两个星期，但每人竟然才拿到了15镑。那个工头一毛钱也不肯多付。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离开。”
　　秦先生边说边摇头叹息。回想着他们遭受的种种待遇，他的愤怒几乎要让他掉下眼泪。
　　“我身上现在只剩下60镑了。我实在需要尽快开始工作，才能还清介绍费，”秦先生说，在英国这段日子，他憔悴了许多。
　　林先生5点钟回来后，便领我到普坦斯(Pertemps)职业介绍公司去登记。
　　林先生一开口，我便察觉他与中介公司的关系并非平等。公司的行政人员不断地嘲笑他的英语，以不屑的态度对待他。而在不知我能说英语的情况下，林先生在我面前表演他的“领导”作风。
　　一名行政人员指着我，高声斥责他，说：“你再不去工厂上班，她就没工可做。”
　　走出公司，林先生向我承认，他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从我们工人这里争取利润的同时，他还得百般讨好公司，与之分享利润。据同屋工人表示，其他工头也同样地与公司维持此种共生关系，并经常支付100镑左右的费用或等值物品给公司。
　　
　　周三第一份工作是加工猪肉
　　
　　林先生又领我去公司。他十分礼貌地将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两位行政人员，里面放了些现钞。他说，“你得经常喂给他们小礼品，香烟和现金。这样他们才会保证你的工作量。”
　　行政人员充满自信地接受了礼物，然后为我安排了今天下午的工作――葛兰平工厂，英国最大的肉类制造商和供货商。
　　下午3:20左右，我在住处附近的“铁桥”旁等待公司的小型巴士，载我们去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在萨福克郡(Suffolk)最大的工厂上班。从这站上来的有10多人，多为巴西、葡萄牙和东欧人。我是唯一的亚裔工人。
　　一个小时后，巴士缓缓驶入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的大门。大门内的保安气氛浓厚，让人突然置身备战状态。我们一下车，就被迅速地分成许多小组。我被分至该厂的森斯伯理 (Sainsbury)超市屠宰厂，同事多为东欧人。我们被领到楼上，更衣，戴上清洁帽后，才进入屠宰厂。
　　工厂地面非常湿滑，我们得小心翼翼地走过。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是用机器切割猪肉，拣选猪肉，并将好坏肉分开。据一名苏格兰籍工人表示，她从第一天上班起，就从未被给予操作机器的训练，更不用说是职业介绍中介公司带进来的外籍劳工了。
　　接下来，我们被领到屠宰厂的另一部门。在那里，我们负责用塑料纸包装上吨的猪肉。再下来的一步，就是装箱并冷冻这些包装好的猪肉。
　　头两个小时内，我试着让自己习惯这快速且单调的工作步伐。我的方法是做白日梦，让自己的思绪走得很远很远。此时，我的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分隔，我便成为这庞大生产机器的一部分。
　　第3个小时内，在休息时间到来前，我们因长久站立在同一位置而感觉筋疲力尽。我的双脚已僵硬。扑鼻的生肉味令人感觉窒息。血的颜色更让我双眼无力，不得不闭眼几秒钟。
　　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感觉像是仅仅10分钟。我得迅速地上楼脱下脏制服，才能被允许进入休息室。我的几位同事坐在那里，闭着眼，试着恢复体力。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变得更是难熬。此时，我的工作是装卸大块的冷冻排骨，每一块都有大约10公斤。由于一箱又一箱的猪排骨不断地送进来，工作是不可停歇的。监工就在附近，每个工人都低着头工作，想要离开生产线几秒钟都是不可能的。在第5个小时内，我的双脚已麻木，且背部疼痛。
　　“这些排骨最后都要进到森斯伯理 (Sainsbury)超市啊！”一位今天刚开始上班的同事感叹地说，“真不可思议！”
　　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每年在它这个萨佛郡(Suffolk)的工厂里加工360万只猪。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我们作为工人生产什么，最终的生产品都与我们毫无关联。我们就是旋转机器上的小?齿，没有身份可言。
　　在第二次休息期间，我们累得连烟都不想吸。接下来，有更多冷冻排骨的装卸要做。最后的两个小时内，我强迫自己持续同样的工作步调，而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机械式地移动着。每个人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了。
　　晚上11:30， 工作总算结束了。我们站在工厂门口等待巴士来接我们回家，冰冷的雨滴愈飘愈急，回到塞特福德的住处时，已是凌晨1:30。回到了房间角落里的睡铺，我根本没有整理思绪的精力，倒下就睡着了。
　　这一切，竟是为换得微薄的28.42镑，也就是一小时3.78镑。
　　
　　周四中介工头的阴谋
　　
　　我楼上的房友每天清晨被送去凯瑞食品公司(Kerry Foods)在红坟镇(Redgrave)的鸭肉加工厂做工。他们有的是4点钟就得起来，有的是6点钟。凯瑞食品公司距离住处约半小时车程，他们就在车上打盹，补充睡眠。
　　凯瑞食品公司是一家跨国企业，生产各种肉类加工食品。它在诺福克郡唯一的一家加工厂里雇用了200多名工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为华裔。工作量非常大，监工要求也非常苛刻，其它房友也劝我别去凯瑞食品公司的鸭厂工作。有一位说：
　　“在那里有很多搬运的工作要做，用利刃切割鸭肉，还有极为快速的包装工作。那个厂里的女工不多。太辛苦了，你做不来的！”
　　凯瑞食品公司供应食品给全球120个国家，它目前的年度销售额近40亿欧元。而同时，一位全职的外籍劳工，正如我的华裔房友们，一周40个小时的劳动最多仅能挣得149镑，也就是每小时3.73镑。
　　对新召进的工人，普坦斯(Pertemps)职业介绍公司安排的工作每日皆有不同。我们每天都得进公司询问当天的工作地点和时间。因恐错过工作，我们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10点钟便到达公司。“你们两个小时后再回来！”办公人员这么简单地告诉我们。我们便在公司对面的广场凉椅上坐着等待，观望来往人群。
　　12点整，我们回到了公司。“现在没有工，你们两个小时后再回来！”又是这样的回答。大家的脸都沉了下来。
　　一整天，我们等待的就是一个班次。
　　普坦斯职业介绍公司的办公室里总充斥着种族歧视意味的语言。外籍劳工就像畜生一般地被对待。而该公司办公人员的借口总是，外籍劳工不擅英语。“坐这里！”“走开！”“你笨蛋！”是那个办公室里的每日语言。无证的巴西籍和华裔工人皆不得不接受这种对待。
　　
　　此时，林先生正忙着他的新计划――回到莫克姆海滩做拾贝生意。他说，他正四处召集15名工人，并将为他们安排伪造的工作证，且供应他们在利物浦的食宿和每日拾贝所需的交通工具。
　　林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同去莫克姆，担任他的“会计”工作。我可以看出，他在暗自计划着和我建立起某种男女关系。除了监视我的行动之外，他时常对我表态。我知道他在找寻伴侣。“你未来要回中国吗？”他问我。当我回答“可能不会”时，他对我说，“我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你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空间和隐私的缺乏，有时成为人们彼此建立性关系的条件。楼上50来岁的阿兰，一搬进这房里就和岁数相近的李先生共享一张双人睡铺。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侣。林先生不断地暗示我，我们也可这么做。“出门在外，每个人都需要有人照顾，”他对我说。
　　对外籍劳工而言，工作之外的生活极为孤立且单调。我的房友既无任何当地社会网络，亦无经济能力去享受任何休闲娱乐生活。“酒吧或俱乐部都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消费场所，”中国北方来的周先生说。此外，身份的隐秘性也使得他们习于避免出现于公共场所。
　　晚上，我们一块吃红烧猪尾和白饭。“猪尾巴和猪耳朵是这里肉贩店里最便宜的东西了，”一位房友说。大家轮流用餐。第一批人用完餐，洗了碗，第二批人才进来做饭。接下来才轮到第三批人。我的房友来自中国各地，北方、中部和南方省份，因此烹饪十分多样有趣。由于我年纪比大家小，他们总问我吃饱了没有，要我品尝他们的各式烹饪。从南方以米饭为主的食品，到北方以面食为主的烹调，我都试过。
　　在这里，一切都以经济为原则――250克的面粉可以做成一周午餐和晚餐所用的面包、蒸包、蛋饼和面条。他们多从工厂的肉贩店里买得廉价肉类。每有肉食，一定是至少两天的晚餐。就连一个茶包都可使用两三次。他们每日的食宿消费皆极为低廉――每人一周消费不到6镑。
　　晚餐后，大家聚集在楼下我住的卧房里（这是大家的客厅）打牌，抽烟草。谈话中，有人提起了莫克姆悲剧。
　　他们提到了过去的朋友阿超，他曾在塞特福德做工，后来去了莫克姆，为的是亲身体验拾贝生活，想日后自己做拾贝生意。谁也没料到，他在那里才一个星期，就丧生海里。不住口的周先生说：“对阿超而言，死亡不见得是件坏事。生活才是无法忍受的。他在拾贝时，他家里还欠着一堆债呢。死亡至少让他得到解放。”房友们都以沉默来响应他的这番话。
　　
　　周五工资被克扣
　　
　　我和几位房友随同林先生一起步行去普坦斯公司询问今天的工作分配状况。两位办公人员鲁莽地向我们吆喝，“没工，没工！”我站在那里，不肯离开。
　　我们走过市中心的HSBC银行，大家都在那里领取支票。我才想起今天是大家的发薪日。各国工人在银行旁比照彼此的支票。大伙都在纷纷议论着彼此工资单上的差额。住在另一栋房子的李先生心急地要我看他的工资单。“你看！他们没发给我加班费！整整四个小时的额外工作！一毛钱也没有给！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我建议我们进去公司问个究竟。林先生凑过来，试图阻止我们。李先生不甘失去四个小时的工资，请求我陪同他进去询问公司。正当我要进去时，林先生将我拉到一旁，对我大喊着：
　　“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没有合法身份，还想进去讲理？！你自己先管你自己的工作！少管人闲事！别忘了你是黑工！”
　　我这回似乎真是得罪了林先生。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教训我。他这么警告我：
　　“上次有个中国人也是要去公司讲理，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可以让任何人消失，简单得很！把你丢进河里，你在中国的爸妈永远也找不到你！”
　　林先生虽然是公司的忠实盟友，他的工资却不比我们任何人高――今天，他的工资单上显示，他上周在凯瑞食品公司工作40个小时的工资仅仅为125镑，也就是一小时3.13镑。
　　周五晚上，大家又聚集在这烟味弥漫的房里，谈笑、打麻将到晚上11点。我和周先生谈了许久。他满腹笑料，总逗着大家开心。他告诉我，他对英国这个地方一点幻想也没有。他是因为国营企业裁员失业，才决定来到英国。他的唯一目标是要挣够日后的养老费用，回中国过日子。
　　
　　周六休假
　　
　　今天大家休假，我主动做饭给大家吃。做的是猪肉炒饭，不过，做完了饭才发现，周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不吃荤。两位女房友倒挺喜欢我的炒饭。
　　其中一位，阿兰，来自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村镇。她是四处借了钱，才能找中介公司申请到所谓商务签证。一年前，她的签证过了期，于是便这么加入了非正式经济的“地下世界”。别无选择，她也只能从苦中寻乐，在这里找到了经济上能互相照料的伙伴。对于工厂的重活，她似乎很少抱怨。
　　另外一位女房友来自上海，已在英国飘荡多年。在大家眼中，她似乎属于另一个阶层，拥有不同的生活机会：她是楼上工头的女友，和他一块收取介绍费。普坦斯职业介绍公司信任她，经常雇佣她介绍的工人。
　　饭后，周先生拿出他的中文版英国地图给大家看。他告诉我们这一年来他走过英国那些地方――从伦敦的餐饮业，到普利茅斯的花场。他谈到他的佛教信仰，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悲观的论调。
　　冯先生是个历史唯物论者，他和周先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说他的哲学只是在为自私找借口。当周先生夜里起来打坐时，冯先生总开他的玩笑。
　　晚上，周先生下厨，做了些可口的北方大饼和蛋花汤，我们四个人一块用餐。冯先生是这个房间里的梦想家。他以他浓烈的河南家乡口音，告诉我他的过去。他自称“农民”，家里有两个儿子，经济状况有欠理想。他想出去闯天下，住过上海，游遍中国，远及乌鲁木齐。他有相当丰富的医学知识，皆自修而来。苦日子，以及创造新生活的坚强意志力，将他带到了英国。
　　
　　周日学英语
　　
　　为了避免和林先生同房，我要求与楼上的一位上海男人交换睡处。于是，我搬进了楼上这个两平方米大的房间，与其他三人同房。我们都睡在地上的睡铺。暖气不好用，房里经常很冷，但我的心里负担不再――没有人再能像林先生那样监视我了。
　　晚上，我的三位室友都在用一本字典和周先生在中国买的电子翻译机学习英语。听着翻译机上扭曲的电子声音，周先生认真地重复着它的发音。这样的学习方式似乎效率不高，但大家别无选择。冯先生这么说：
　　“我真想学会说英语。那对我的工作肯定会有好处。你知道，在凯瑞食品公司的鸭厂工作，不会说英语真是种障碍，你会很容易受工头欺负。我们要是会说英语，就不用在那些工头底下工作了，因为我们的工作速度又快，质量又好。”
　　冯先生将他学到的所有英语词汇都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经常拿出来复习。但问题是，他将所有的英语发音转换成中国字，并用中文来记忆。这个方法使得他无法系统地学习，而他总说是因为自己的年纪。
　　“每次想表达什么，却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真是很气馁。就连要向驾驶先生说声‘谢谢您来载我’，都说不出口。”
　　
　　周一黑工们的旅行梦
　　
　　等待工作、下班后试着恢复体力、再准备轮班，就是这里的生活模式。我们仅能在劳动的步伐里感受时间的存在。其它，没有什么可以冀望或希求的。
　　上海籍的房友们越来越担心普坦斯公司提供工作的不确定性，但没有人能离开塞特福德。
　　张先生说：“你每次去一个新地方，就得重新支付一次150至200镑的介绍费。不论你到哪里求职，你都得重新再来。我们怎么有可能离开这里呢？即使现在不是生产旺季，食品工厂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我们还是得留下来。”
　　张先生对我们说的这番话，听来像是对自己说的：
　　“我要尽我所能，好好地工作，赚够了钱，今年年底就回中国。我可不想多待呢。这里实在太苦了！”
　　我们四个又步行到公司，询问今天的工作安排。办公人员叫我们一个小时后再回来。我们感觉等得都快精神崩溃了。
　　路上碰见一位上海人，赖先生，他是这里最有经验的工人，他的工作是每日固定的。他这么建议我：
　　“你要想让他们加快速度，给你安排工作，那就得贿赂他们。上回，我的一个朋友付了这公司100镑的现金，才稳住了他的工作。”
　　林先生今天离开了塞特福德，去伦敦处理事情，准备前往利物浦，再起他的拾贝生意。他走后，我的心理压力减少了许多――不再有那双眼睛盯着我了！
　　听房友说，林先生可能凑不足再起拾贝生意所需的资金，他可能得在其他工头手下做一阵子。
　　午夜，当灯熄后，我们四人躺在睡铺上，仍在谈天说地。他们说，想带我去塞特福德的一个很“酷”的地方，名为“观察小站”。那里有很多的绿地，很多空间。冯先生这么计划着：
　　“我们可以带着餐盒。还有一瓶好喝的，在蓝天底下畅饮……啊，我都快等不及了！”
　　周先生说，“等到我们赚足了钱，或许我们可以计划去苏格兰旅游，我一直很向往苏格兰的景色。”
　　冯先生继续分享他的梦想，“等有一天我们有些钱了，我们可以买一台摄影机，然后去旅行。或许我们可以住在帐篷里。那样我们什么房租都不用付了。”
　　
　　周二行贿换来第二份工作
　　
　　“我真担心要成为这家公司的后备劳动力了！”在前往公司的路上，秦先生这么说。这两天，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我们早上10点就到了公司，而办公人员再度要我们等到中午。我决定听取房友的建议，准备好20镑的钞票和一包香烟。我上午11点进入公司，把这些包装好的钞票和香烟送给一位办公人员。她指着另一位办公人员，说，“交给她！”她从容地收下了钞票和香烟。在场的有她的同事和女经理。
　　秦先生一点也不惊讶，他说：“不论咱们中国有什么，在这个‘先进’国家也就一定有――贿赂，走后门，什么不来！”
　　贿赂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公司便通知我，我得到了两个班次，都在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
　　晚餐时候，大家谈起了家。秦先生想家心切。每回谈到他10岁的女儿，他的声音里总充满爱意，“我对我女儿一直很民主。她跟我最亲。有一回，她洗碗时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盘子。她妈妈老骂她，我就站在她这边。我对我太太说，‘如果我们的女儿总是做事的人，那么她就一定总是犯错的人。’你知道吗，当时我女儿真的很感激地看着我。”
　　秦先生说，他不知何时才能挣够钱，何时才能返乡。
　　我的房友总是提醒我，要记得随时锁门，不论是否有人在家。他们都畏惧当地恶名昭彰的黑道分子来索取所谓“保护费”。这些黑道人在这个镇上出没已久，以地头蛇自居。虽是松散无组织，他们却自称“14K”，恐吓华工。而华工因为自身身份问题，一直不敢检举这些到处抢劫的黑道人。不过，一名黑道头目最近才被绳之以法，这对当地华工来说是件大好消息。一位房友回忆：
　　“大约9个黑道流氓闯进了我们这栋房子。他们都身带刀枪。他们把我们捆绑起来，然后搜身。那时，我有20周的工资藏在衣橱里，我真害怕他们会找着我的工资！幸运的是，他们在我身上搜到了200镑，就这么罢休了。”
　　另一位房友说，他很幸运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让他们抢走了250镑。
　　“我们年纪比你稍大，自然觉得有责任要保护你。但你知道，我们不能保证有能力保护你，因为我们经常连自己也保护不了。”
　　人身安全的恐惧，加上工作的不稳定造成的焦虑感，导致大家身体状况不佳。冯先生就有睡眠问题，经常需要在睡前服用安眠药。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他辗转不能入眠、不停翻身的声音。
　　
　　周三冯先生的哭泣
　　
　　房友们清晨4点钟就起来，准备去凯瑞食品公司的鸭厂上班。半个小时后，我也起床准备去葛兰平肉类制造工厂。冯先生在厨房里，准备他的午餐饭盒。他问我要不要带几个包子当午餐。他告诉我，昨晚他又睡不着，夜里起来了两次。我问他有什么心事，他说，他不断地想着他在英国的劳动生活，反复地问自己：来到英国做工的最终目标何在。
　　“坦白说，我刚到塞特福德的那几天，一直躲在被窝里偷哭。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掉眼泪！我当时就问自己，这一切究竟会带来什么？每天这样卖命地工作，回到家里就是准备第二天上工。就像机器人一样。我却没有一点能力去改变什么。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起以前在金斯林的日子，已经好转太多了。当时，我们10个人挤一个房间，犬畜不如。”
　　他以颤抖着的声音，继续向我吐露：
　　“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莫克姆海滩中国拾贝工人的悲剧时，我忍不住全身颤抖。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悲剧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身上。我为他们掉了好几次眼泪。”
　　我指着墙上的时钟，提醒他该去上班了。他离开后，其他房友也起来了。6点钟整，他们和我一起走到铁桥旁，等待那总是迟来的公司巴士。天还没亮，我们在冷风中打哆嗦。秦先生已是一根烟接着一根，大概是为了提神吧。他眼下浮肿，看来没睡够。
　　在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今天我们和许多巴西籍工人一起，被分配到洗涤厂去。在那里，我们和当地工人并肩工作。
　　在我们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内，我和华裔同事们急忙赶去工厂的肉贩店，购买这个星期的肉类。那里都是厂里快过期的食品，以最低价出售，10盒猪肉丸才1镑钱，一大箱牛绞肉才50便士，20盒牛肉香肠也才1镑钱。大伙都开心极了。
　　回到塞特福德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今晚，每个人都把今天工厂购买的老肉拿出来做饭。牛肉香肠，猪肉丸，牛绞肉，大伙都说实在不怎么可口。秦先生用酱油煮牛肉香肠， 配着白饭吃了。我和张先生油炸肉丸，有点味道也就将就了。冯先生做了些饼，把牛绞肉夹在中间，当作明天的便当。
　　
　　周四临别的最后一天
　　
　　今天在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的洗涤厂里，我们的工作是除去森斯伯理超市每一容器上的卷标，然后将容器搬置于流水线上消毒。我个人的速度是每分钟大约完成30个容器的去除卷标和上线，也就是每个钟头1800个容器。
　　肮脏的容器里经常可看见过期的培根，火腿和鸡肉产品。今天和我在同一线上的谭先生，总想把这些产品拿回家做晚餐用。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些都是过期食品。见他不舍得把它们扔掉，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下班时，大家心情都特别好――今天是领薪日。巴西籍同事载我们去普坦斯公司领薪。“我们要去领我们的小钱，”一名巴西籍女同事开玩笑地说。
　　确实是“小钱”。只是，每个工人的生计都得依靠着这“小钱”持续下去。
　　4点钟，普坦斯公司办公室里挤满了各国工人，大家都排着队，急切地等待着领薪。我的华裔同事领到他们的支票时，有几位非常愤怒。这是他们上班第一个星期，工资比预料中还低―― 白天班8小时的工作，仅仅23.6镑，也就是一小时仅仅2.95镑。公司办公人员听见大家的不满声，回过头来，以一种不屑的态度对我说：“陈敏，去告诉他们，税重，因为这是你们的第一个星期。从下星期起，你们的税收就会和别人一样了！”
　　一回到家，冯先生就要我坐下。他拿出一盒巧克力和一盒香烟。他说是为普坦斯公司经理买的。他说：“如果我送这些礼品给她，她可能会给你安排固定的工作。”
　　冯先生，就如这里的每一个没有身份的华裔劳工一样，时时担忧是否能定期拿出足够的钱，寄回家，供应家人，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了我的工作买的这些礼品，花了他两个小时的工资。但他一点也不再在乎。
　　好几个小时，我难以启齿――要怎么告诉他们，我明天就要离开了呢？我不能面对他们那写满沧桑的面庞。晚饭时，他们闲谈如平日，而我心里却在斟酌着一字一句，该如何向他们说明我的离去。
　　“嗯，对了，我朋友刚给我来电话，说伦敦有份餐馆工，要我明天就去报到。”
　　听到我要走，他们不敢相信。他们在百般质疑后，终于接受了事实。冯先生告诉我，在伦敦那样无人情味的大都会里，可要多多保重，照顾自己。他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出了30镑，说：“这点钱你拿着，在路上买吃的，还有交通费。应该够你到达伦敦之前花用。”他不了解我为何不肯拿他的钱。
　　今晚，没有人想睡。我买了一瓶伏特加，大家畅饮到天亮。如果这个地方能找到无须以金钱衡量的事物，那必定是友谊。
　　我多么希望能将他们带出他们的世界。但我无能做到。我只能默默祝福他们，梦想早日成真。
　　（感谢杨度先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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