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　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翦伯赞(1898-1968)历史学教育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919年毕业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夏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二十年代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编《中国史纲要》，著有《中国史纲》，有《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等。
　　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套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翦伯赞刚安顿下来，即让吴晗陪同，拜访北京大学的向达、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著名学者、教授。这是礼节性拜访，彼此客客气气。但父亲说：“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
　　“你为什么说他高明呢？”母亲有些不解。
　　“当然高明哪！你想呀，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1952年1月，中共展开了“三反”运动。它落实到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体，便成为一个反复检查个人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工作态度的思想改造运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东荪成为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在燕大与他一起列为改造对象的还有校长陆志韦，以及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这三个人里，张东荪的分量最重。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轮流在燕大历史、哲学、国文、心理系（又称小文学院）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这也毫不奇怪。民主观念浸入骨髓的他，从来就对“检讨、检查”之类的做法非常反感。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讨论他的三次检讨”。大会长达五个小时，共有二十五人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对其清算历史。
　　在这个大会上，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是翦伯赞。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为此，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㈠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都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 ㈡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㈢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1952年官方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调到南开大学，翦伯赞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上任之初，翦伯赞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糅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 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1957年的夏季，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蜜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毛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天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去把你妈妈叫来，有件事要商量。”
　　母亲来了，站立在大写字台一侧，问：“什么事？”
　　父亲说：“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高兴，又能见到从娘胎里钻出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书马上联系，得到的回话儿是：一定来，但最近很忙，具体会面的日子，通过电话商量。
　　这话，已经让父亲很知足了。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按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
　　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这样，父亲又催着开饭。于是，全家早早地围坐于东屋圆餐桌，顶着盛夏火一般的夕阳，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饭。父亲一句话不说，三刨两扒地把半碗米饭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样子比情人约会还着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银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树叶、马尾松，呈现出怪异的姿态，花也格外地香――那是两棵高高的洋槐散发出来的。门铃响了。听到这声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悦，突然没有了。而这时的父亲，眼睛里闪着光。
　　父亲事先跟母亲和孩子都打了招呼，谁也不准“参加会晤”，尤其是我。父亲事先也跟洪秘书交代了：翦伯赞来，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卧室，从不接待客人。虽有两张单人进口沙发，但那是供父母歇脚的。
　　不参加会晤，偷听总可以吧。我蹑手蹑脚地溜到西屋，躲在磨花玻璃门后面。在明亮的灯光下，翦伯赞那极其漂亮的浅灰色西服和极为鲜艳的绛紫色领带，差点没让我因吃惊而大叫！恐怕父亲也没见过老翦穿这套行头。我想：端正正，新崭崭的，翦伯怕是来和父亲告别的吧？再不，就是刚参加了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来不及改戏换装了。
　　父亲把民盟、农工以及交通部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把自己从整风到反右的表现讲解了一回。再把前两日在家里召开的“提意见会”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翦伯赞仰头闭目，靠在沙发上。精神显然不够好，但父亲的每句话，他是听进去了。
　　接着，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眼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
　　翦伯赞仍未开口。
　　“老翦，你知道吗？自从6月8号的《人民日报》社论登出来以后，我就不停地在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在我的内心，没有一分钟是服气的。在思想上，没有一分钟是想通了的。”
　　翦伯赞还是默不作声。
　　父亲有些激动了，站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揣测别人怎样看待我，也不畏惧老毛会怎样打发我。但我自己必须要把问题想通――”
　　翦伯赞唰地站起来，和父亲面对面，带着一股凶狠的表情，说：“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父亲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翦伯赞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叫他三声主席，再三呼万岁，他也不会视我为百姓。”父亲的语气凝重。
　　“讲对了。你的问题如果能从这里开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亲大惊，问：“为什么？”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对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现在是君臣关系？君臣！对吗？”父亲毫不犹疑地替他把话说完。
　　翦伯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不点头，也不摇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对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相关热词搜索：前辈 疼痛 前辈　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