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对“中国式道路”的艰难探索|民族命运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25周年

　　纪念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体认中华民族历史命运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今天全球化的喧嚣之中，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尤其不肯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有“中国式道路”存在，那么她与西方的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需要不同和如何可能不同？实际上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的现实存在依据，鼓吹所谓的“人类普遍价值”，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全部理论特色。

　　笔者以为，“中国式道路”是存在的，而且存在了至少两千年之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祖先为今天的人们确立了一种无可回避的道路选择，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命运，并且是无可摆脱的宿命。从孔孟经由毛泽东的艰难实践，使人们能够看到这一道路的大致轮廓。而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抗拒这种宿命，并且曾经一度被命运拖着走，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还在抗拒她。

　　一、中国历史命运的设立过程

　　在古代的“德治”基础上，中国完成了民族大融合过程，实现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局面。正是在大一统的基础和人口优势上，汉朝与匈奴的持久战，最终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的思想传统，得以不间断地流传下来，并指导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之久。

　　中华文化的思想渊源和西方绝然不同，中华文化的关注中心是“道”---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而西方文化的中心是意识形态---有说服力的说法。“道”以社会整合为基础去追求整体协调，在社会协调的基础上通过辅助教育手段追求社会教化的实现；
而西方意识形态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法”，以直接方式求取社会教化的结果，以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而西方社会秩序却是基于丛林法则而设定的，只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只有在绝对必须时才在最低限度上予以照顾。正是因为西方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从理论上讲“说服力”应该以“科学性”为基础，但是只要是能够实现降低维护统治秩序的成本，连宗教这样的蒙昧手段也可以不加选择地广泛使用，所以对意识形态而言，科学性只有在必须时才是一个指标。

　　与西方文化总是体现为“意识形态”不同，“道”追求在社会整合基础上的社会认同，是以认同感而不是以说服力取胜。虽然“道”也要受到精英阶层利益主导的牵引与偏移，但是作为一条现实道路，“道”有最低的底线不会被突破。而意识形态却永远不会有什么底线，这从欧洲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中挣脱出来后，却一头扎进极端现世主义的泥坑的历程中，可以明白无误地解读出来。所以意识形态既不需要底线也不会有不变的判断指标，有的的只是目的，维护丛林法则的正当性，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却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用于喜庆活动，而不是象火药传到西方后那样主要用来制造枪炮，服务于征服和杀戮，以建立起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进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夺，没有沿着西方的殖民开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中止了这种没有正当效益维持的活动。而西方却沿着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营中，获取航海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利益，英国的冶金（制造镣铐）、酿造（甜酒给非洲酋长交换奴隶）、毛纺、武器和造船业都是在奴隶贸易中兴旺起来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就是在奴隶贸易中繁荣起来的，直到英国在制造业方面出现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正当的远洋商业在一开始是没有利润的，有利润的都是非人性的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等等，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国无节制的海盗行为所断送的，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末近代大工业兴起后这样的现状才得以改变。

　　西方（主要是英国）在完成了对传统的手工业大国---中国和印度---的非工业化改造之后，欧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西方开始具备条件走出原始积累阶段，开始主要以牟取工业品对农矿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的急剧扩大，而财富通过剪刀差又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富裕和发达开始全面领先世界其余地区。

　　在二战之后，世界贸易已经主要是工业品的贸易了，但是西方已经完成了企业的集中和垄断进程，得以在垄断地位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排除世界其余地区对有限地球资源的争夺，使得自己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确立了牢固的优势地位，使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更加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西方以“剪刀差”和“垄断利润”为手段，集中世界财富的大部分于少数地区和少数人，这一历史进程中技术只是一个被用来实现优势地位的手段，但是却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刻意包装为“技术带来发展”，这一结论也为全世界的精英阶层所信奉所接纳。因为技术确实是实现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的好方式，至少比原始积累手段要好得多、也要有说服力得多，是所有国家的精英阶层为实现自身优势地位均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所以现代化理论被中国精英捧上了天。

　　技术带来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技术差距是被有意识地用来制造优势地位的手段，而且在实现优势地位的过程中的一切反抗必须及时地使用武力予以清除。所以技术带来现代化的前提是在自己成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把其余的地区边缘化，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持全人类的富裕和发达。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精英阶层既没有把西方中心世界进行边缘化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中国所谓“融入世界”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西方进行边缘化改造的过程，中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国企）的举步维坚，打工仔的艰难生存处境，就是中国经济被边缘化的状态下的一种极为正常的生存状态。当然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中国精英阶层还是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优势地位，制造出精英们比较满意的社会分化和鸿沟，精英阶层得以享有比平民阶层优越得多的生活标准。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并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中国人在从前具有建立世界优势实力的时候，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放弃了这一努力过程，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也不能说是具有这样的转变，具备建立中国的中心地位同时把世界其余地区边缘化的意志，所以中国不能或者无法选择西方那样的道路，因为中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中国全体人口的富裕和发达，同时中国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去把世界其余的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从而使得资源向中国集中，所以中国人将不得不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之路。这已经是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是无法反抗的命运。

　　今天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常常从晚清闭关锁国时代，抱怨当时的精英阶层没有把握机会改写中华命运的历程，明显是后悔已迟。热中于实现现代化的后悔，至少也应该从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始，理想的状态是下西洋的活动不要停下来，一直继续下去，就象西方发现美洲一样，然后对落后民族来一个大屠杀，把亚非拉都抢在手里。如果正常的贸易难以取得利润，那就象西方人一样先做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如果从中国人制炮竹烟花时期开始后悔，那就更好了，试想如果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不是用于喜庆活动，而是用于制造长枪大炮，天下还不是中国人的。

　　反过来想，如果中国人一开始就是西方人那样的德行，今天中国这一片大陆恐怕没有什么汉人，早就是匈奴人的一统天下了。如果中国人不是注重总体协调和自我克制，中华民族决不可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对匈奴形成50：1这样巨大的人口优势，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来修筑长城，并依托长城这样的“别马腿工程”与匈奴骑兵进行了近三百年的持久战，最终战而胜之，战败的匈奴人转移到欧洲正好来得及为罗马帝国送终。

　　在秦汉之际，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万”，这样的力量足以横扫整个欧洲和中近东。如果中国没有在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的传统文化照耀之下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没有能够在中原大地占主导，中国历史的演进形式就不可能与欧洲有丝毫的不同。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也必然会如欧洲那样在中国实施，中国结果也必然如欧洲一般四分五裂，中华文化决不会单独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例外地流传下来。

　　作为一个个人，其生命受到自然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华文化，却在中华民族的种族和文化传承中不朽。只有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如果历史重演，我相信还是西方人会在丛林法则的主导下，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并获得贩卖鸦片和奴隶发财的机会，获得屠杀印第安人和独占美洲的机会。

　　英国女王还曾经和商人合伙投资海盗行动，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队中获利4700%，女王分得的利润就达25万英镑之多。嗣后女王又把这笔钱投资于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获利业务，在几百年的长时间内一直是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无论是多么荒淫无道的中国皇帝，有可能去经营这样的业务吗？中华文化是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其核心源流是来自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她有最基本的底线是不会被突破的，而西方文化---基于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底线。

　　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是一个空头承诺，不是谦谦君子的毛病发作，而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和体认，是从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第三世界的现实出发的。我们的祖先放弃了称霸世界的道路，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继承下来。而且对于我们而言，最经济合理的能够实现民族最大利益的道路就在于：采用防御态势和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只要是抛弃了精英主义，称霸就是不必要的浪费和牺牲，是投入和成本极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和收获微薄的不理智行为，于人于己都是利小弊大。同时防御在毛泽东那里向来都不是意味着消极防御，而是积极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需要把握“有理有节有利”的尺度。

　　以今天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言，已经可以让人在一种比较理想的富裕状态下过活，但是生活水平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也越多，以地球有限资源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也就越少。如果按照西方的生活和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在和平可以确保的前景下全人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态难民；
根据美国的生物圈二号计划、NMD计划的规划思路看，更为可能的结果是发展为战争，战争的起因和争夺的焦点都将在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将集中在消灭对方的人口，以舒缓全球人地关系的紧张性。任何政治和外交手段都将无法解决这样的利益争执，由于核武器已经掌握在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各方手中，战争的结局将导致全人类的共同毁灭。

　　从根本而言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所以全人类如果想要避免成为生态难民或者避免在核战争中共赴黄泉，最终都必须选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是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中国因为人均资源少、人口密集分布在一块环境自净容量有限的季风大陆上，而且又没有垄断利润作为资源大量输入的基础，也没有在国际分工中转嫁环境负担的可能，经济发展所遭遇到的资源报酬递减和负面的环境代价急剧上升的结果，会导致发展的成果被迅速抵消的局面提前到来，因此中国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选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在这一道路上，富裕和发达是没有的，要创造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丰衣足食生活机会的条件，还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走这一道路必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这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决定的），在舆论和政治上需要揭穿西方丛林法则的神话，这样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样才能争取到这个最大利益，而且这个最大利益和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矛盾的。

　　二、二十世纪在艰难曲折中体认中国命运的过程

　　以1950年为界，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建设的目标。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国建设目标都不是人们所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历史和现实设定的，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采取“割断了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抽象掉现实”的“科学”方法，来看待中国这一段历史和建设进程，然后再随心所欲地得出精英们所想要的结论。

　　去掉各种洋八股理论，回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当时面临的是三大迫切问题：一是民生极度困难；
二是需要保卫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这个问题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展为民族生存问题；
三是民族工商业成长没有出路。这三大问题既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口长期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可能依赖任何外来的帮助实现经济进步，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一过程，而中国工商业落后民生困难，资金积累来源不足，除了号召人们发扬克己精神“节约闹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另外高招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快速起步呢？因此解决这三个问题在建设方略上最终也指向同一手段---就是必须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大跃进”就是这种以动员手段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所以“马上得之”还需要“马上治之”。

　　1、民生极度困难与农业条件的改善

　　因为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水旱灾害频繁，所以民生极度困难的解决，需要根本改善中国的农业条件，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水利事业的大发展。经过毛泽东时代近30年的全民动员，修筑了近20万公里江河堤防，8万多座水库，在旱灾多发区黄淮海平原上修建了300多万口机井，才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由于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根本改善，一举扭转了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毛泽东时代30年的努力成果，与中国的季风气候相比，与中国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匹配（北方水少地多）的现实相比，与中国人口密集而耕地资源紧张的现实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的全民努力来继续改善之，需要社会资源分配向农业的倾斜，来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样才能造就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丰衣足食”机会的条件。

　　2、民族工商业的成长障碍

　　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不仅有非对称关税的束缚，而且还有各种特权阶级的帮助。中国的士绅阶级---和德国的容克地主反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一样---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是买办阶级的社会基础，是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的帮凶和同路人。正是以士绅阶级为基础的满清政权，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民众身上搜刮了16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各地的劣绅还常常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本地头人。最后对民族工商业起决定性市场排除作用的是“厘金”，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地方军费，一个名叫雷士（左言右咸）的人于1853年在扬州仙女镇开始“设局抽厘”，次年这个“宝贵经验”被清廷下诏推广，旋即在全国各地铺开。这个“厘金”只对国货征收，因为根据条约对洋货只能是“值百抽五”，而且限定在进关时一次清缴，洋货在国内通行无阻，而国货则须过关缴厘。最终厘金之高，足以把国货从国内市场上清剿出局，最后只有李中堂大人当后台的企业的货物，才能得以幸免“厘金”之害，所以国货最后也只剩下各种“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这种“洋务运动”失败了倒是应有之义，不失败才是奇怪。

　　实际上“厘金”的表面是兵害，背后是社会正常秩序丧失的结果，中央政权无法维持统一秩序，是地方割据局面形成或者是中央依赖地方武力来维持统治秩序的结果。民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秩序混乱达到了新的高度，兵害之烈也是空前绝后，民国元年第一件事就是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形成许多军政一体的地方割据势力，只要是手上有一支军队就俨然是党国秩序的化身，就具有征税抽厘的权限，一些中央和地方军阀已经提前数十年收取了老百姓“应该负担的国税”。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严重的兵害已经妨碍民众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更不要奢谈什么资本积累和产业进步。

　　3、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方面面临严重威胁的根子在于内部

　　正是因为民国政府的空前无能和腐败，无法担当起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国家政权基本职能，无法实现国家力量的集中使用和调配，因此无疑是具备了被侵略的最佳机会。事实也证明了日本人的判断是对的，民国政府上层不仅没有与民族同甘苦的意愿（老蒋名言：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而且也缺乏足够的战略意志来进行国家动员以抵抗侵略，在战场上也是消极被动作战，几乎没有一场正面战场的战斗不是面对面的消极防御，战争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要求来进行的，最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伤亡竟然超过300万！这样的战争指挥从统帅到将军都应该上军事法庭，只有极其个别的如张自忠可以例外看待。即使在这样的国家危亡之秋，国民党政府依然“官是官、民是民、兵是兵”，各自互不协调，缺乏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的效果。在抗战期间，一支新军从四川步行经贵州上前线，途经贵州的一个镇子休息，这个镇子的店铺竟然全部关门，新兵竟然连水都喝不上，这样的士兵在战场上怎么可能具有使命感和士气，这样的官府机构怎么可能担负起动员和领导民众的责任。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被侵略，世界还哪有适合于被侵略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如果还要存在，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

　　4、中国精英阶层的总体失败与中国精英主义道路的破灭

　　中国产业成长的艰难，民生凋敝和民族生存受到威胁，不仅这三者互相渗透和包含，而且都来源同一个原因。鸦片销售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洋货泛滥排除了国货成长的机会，士绅和买办阶级的政策压制是基于和帝国主义者利益相同，中国腐朽政权和地方势力体现在“厘金”上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也完全不协调，排除这些障碍只有一个最后手段就是---平民革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革命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的---辛亥革命和后来1920年代的大革命现实，就是精英革命必然失败的典型案例。不彻底扫除这些恶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左右和干扰，中国工商业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中国就无法得到发展的机会，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就都没有出路。而中国的精英阶层却与这些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人脉联系和利益纠结，这正是中国精英阶层最终边缘化自己的决定性原因。

　　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精英们就试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开始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梦，“制夷”梦破之后又继之以改良变法，再继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没有一次不失败的。这个问题在孙中山那里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认识，他在遗嘱中说“积四十余年的革命经验，深知要求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个“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苏联，孙中山还特意给苏联人留下一份遗嘱。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集中体现了他由精英革命道路转向平民化的毕生经验。但是继承其地位的精英阶层（国民党右派）又回到精英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是不可能执行这样的遗嘱的。历史又进入不必要的循环，民众又受了不必要的多年苦痛，中华民族受到生存方面的重大威胁（在抗日战争中），最后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完成这一平民革命的。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搏斗的历史。中国精英阶层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过程中，从热切鼓动到观望、从观望到倒退反动，使得中国的平民革命经历了一切曲折和波澜，没有任何侥幸和捷径可走，是世界革命历史中最艰难曲折的一条革命之路。这一革命的过程极端漫长，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精英阶层就已经丧失了对形势的主导意愿，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帮凶阶层，所以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国内外所有最凶残敌人的大同盟，中国革命的敌对阵营显得空前强大。这一革命的逻辑终点是以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为标志的，这一革命历时110余年，中华民族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无数的英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终于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5、中国式道路---必须给大多数人以出路的适度发展之路

　　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社会和国家管理必须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
或者是即便是暂时可行其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之中，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是没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数人长期不断克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必须被满足的欲望，为精英阶层的奢侈欲望被优先满足作贡献；
由平民阶层主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作让步，这样才能保证最坏的社会局面不出现。不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反而是平民阶层负上全部责任，这样的社会管理和国家制度设计怎么可能有出路。

　　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精英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方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话；
那么由于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因为共同富裕在资源制约下没有可能，中国有没有把世界其余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这种制度认同将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的结果，是一种广泛的路径失落---因为正道直行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普遍产生了强烈的穿墙打洞挖地道的冲动。精英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求取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被充裕的物质财富所缓和。“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

　　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精英阶层的富裕和发达必须排斥普遍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把广大民众的贫困生活水准固定化、长期化，才能为精英阶层的富裕生存状态节约有限的资源空间，这是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中国民众的内在逻辑。正是因为现实如此严酷，所以中国精英不仅不能走极端，反而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中国精英阶层必须走出精英主义的狭隘利益羁襻，转向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

　　第一个层次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在这个层次上适度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在这个层面上适度发展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模式，是政治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自动加强和升级。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盲目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已经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
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
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
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在毛泽东时代，适度发展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作为平民革命的宝贵政治遗产，作为革命时代对民众的解放承诺，毛泽东一生都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95%的大多数服务，要抑制5%的特权阶层，政治上要求精英阶层向平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是非常明确的。同时毛泽东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非常严峻，1965年国家计委的四月提纲就已经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了形成“上下同欲”的态势，对精英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追究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目的就是要造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因为中国技术和经济资源有限，无法进行远程军事部署采用前出压迫战略来追求单边安全，而且苏联在军备竞赛方面的盲目追赶，也证明了前出部署的负面效果极大，不值得去刻意追求，中国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能够为“国土防御”战略的有效实施确立必要社会基础。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目标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最后都指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而这个工业基础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对工业化的重视和执着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时对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的重视，特别体现在社会消费品的生产上，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方面，适度发展战略都是异常明确和毫不含糊的。

　　必须指出，适度发展之路不仅要在物质上给大多数人以出路，也要在精神上给大多数人以出路，所以反对精英主义提高整体协调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遗产也是可资借鉴的，目的在于把人们从孔子所说的“患得患失”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以达到老子所说的“虚其心、实其腹”的境界。根据笔者自己的亲身体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在普通民众中间开始慢慢有了这种效果，人们多数乐于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都具有充分理由对未来持有乐观期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寻寻觅觅找不到建立优势地位机会的黑暗时代，这一点非常正常，本来就是毛泽东追求的政策效果---为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必须抑制少数人先富快富的利益。今天绝大多数工人农民非常怀念毛泽东，而精英阶层特别是主流知识精英却把毛泽东视同寇仇，这也是毛泽东选择的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不值得奇怪。

　　三、被命运拖着走的中国知识精英

　　1、中国式道路不是什么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是源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不是西方的左翼思想和异端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实践，与西方的主流精英主义思想和丛林法则的文化核心源流更是根本对立。

　　从延安整风到中苏分裂这两件思想定型性质的大事中，可以看到中国平民革命的性质和使命，与经典的共产主义是如何不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排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精英主义）的合法地位；
反对教条主义，排除了僵化正统的马列主义，剩下从中国革命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呼应久远的文化源流的东西。

　　在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和苏联党的分歧集中在“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否成立的问题上。本来按照正统的马列观点，阶级是一种具有共同地位的社会经济集团，其经济基础已经在革命胜利后被消灭，所以阶级也当然不存在。但是毛泽东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却不是传统的和经典意义上的马列思想，在毛泽东看来由于“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尚未实现，追求社会分化与优势地位的精英主义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代表这一精英主义愿望的阶层就是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在传统的资本家和地主阶层的经济基础丧失以后，最有希望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就是这两个阶层，而苏东解体和中国最近20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是这两个阶层最为积极地制造社会分化和鼓吹精英主义制度合理，毛泽东的预言和远见确实是被广泛证实了的。

　　反对精英主义，主张精英阶层在社会整合中具有第一责任的思想，就是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在孔孟看来社会整合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孟子反复诉求统治阶层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王道境界，没有社会整合和整体协调做基础，社会教化是无法保证效果的。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传统文化的核心源流的分量是无与伦比的。《矛盾论》与老子思想的内在渊源，《实践论》和知行合一的密切关系，统一战线、人民战争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目的是要达到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思想资源固然是直接来自先秦，在中国建设时代的思想仍然是具有同一特征。

　　2、中国式道路的难点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历史命运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在社会上成立的难点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总是忠于精英主义的。他们从维护和制造自身优势地位出发，必然是追求社会分化的旗手，排除平民主义和适度发展。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拒绝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取消了少数人的特殊优势地位，出现全民一致的平均主义，而且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中华民族刚刚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控制之下挣脱出来，特别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发动了捍卫精英主义制度的冷战，这些注定了中国没有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不可能不在抑制精英主义上矫枉过正，因此这个时代反而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资源的现实意义。

　　适度发展的实施对于平民阶层的利益是相对关照的，中国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而这个解体过程是自然发生的，是因为穿衣吃饭两项最繁重的家务劳动已经社会化了，传统大家庭婆婆带领妯娌姑嫜纺线织布、舂米做饭，在家务劳动上进行分工协作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消失，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些家务劳动了。正是因为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已经不存在，就在自然而然走到了核心家庭时代。这个过程在毛泽东时代只用了十多年就完成了，考虑到经济恢复占用了三年时间，仅仅在“一五”造就的略具规模的微薄工业基础之上，如果不是在资源分配上的高度倾斜，是不可能这么快完成这一过程的。到1970年代初期，大陆有75万个以上的大队，当时每个大队都有两台以上的碾米机（加工稻谷）或者磨粉机（加工小麦），对制造行业而言，意味着平均每年的产量都在10万套以上；
同样是在1970年代，按照人口发放的布票，已经可以让妇女摆脱几千年来夜夜纺绩的辛劳。

　　从清代末年的边疆危机开始，中国精英就一直做着“强国梦”，但是等到恢复时期过后开始实施强国梦的时代，中国精英又失去了“放弃小我”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深刻分歧和内在对立，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从事情的本原上看，中国精英多数都表现出一种“叶公好龙”的习气。

　　正是在战争恢复时期结束以后，着眼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时代，精英们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们铭记中国百年屈辱，继承几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强国志向，采用高积累方法和大跃进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高积累方法的必然要求是压低消费，不仅是压低比例而且是要压低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费，精英们的消费层次因此无法体现，出现全民一致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为工业化节约资源。

　　这其实就是要求人们为了国家强盛为了民族振兴的长远利益，对当前利益作出牺牲，普通民众是拥护的，因为工业化的结果对他们的利益是关照的。按人口发放的布票，对于农民而言是从夜夜纺绩中解放出来，对于精英们来说是从此要穿打补丁的衣服。所以精英阶层反对适度发展的战略和平民主义路线，是有独特的阶层利益做依据的。

　　如果没有精英阶层负第一责任，没有政治上人与人关系的相互协调做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就是一句空话，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得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整体协调和适度发展；
同时如果没有上下同欲的态势，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所以实现适度发展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必须与平民阶层的利益相协调，精英阶层必须放弃追求先富快富的欲望，社会资源需要向解决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分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教化效果，整体协调态势才能形成。

　　所以适度发展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利益的协调，在于知识精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于精英阶层在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在于精英阶层成为平民主义而不是精英主义的拥护者。只有在这样上下阶层相互协调的态势之上，才能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前提和保证，才有一个稳定的上下同欲的社会基础，再考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现实，中国的防御态势就可以非常有效而且经济成本极低，国土防御战略就非常有效，国家安全基本上就不受战术打击威胁和常规战争的威胁，在国防上只需要注重战略威胁问题即可。

　　从中国精英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还曾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实施者。老蒋时代“保甲连坐”就是中国精英阶层极端自私，忽视民众愿望的最佳注脚。五四时期中国精英主义者向西方寻找出路，从此就钻在西方的故纸堆里不肯出来，到今天还如此。这一特色注定了中国精英阶层是革命的旁观者，是建设时代的问题小孩，而不是一股力量。这同时也注定了中国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1949年以后的可悲命运，但是精英们到今天仍然拒绝反省，仍然看不到给他们带来可悲命运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

　　1950年代初期，以批《武训传》，批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为起点的知识精英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希望知识精英主动通过学习，放弃精英主义思想，领会中国式道路的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动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可是思想改造运动最后演变的结果是人人都蒙混过关，对自己思想深处的精英主义思想不做任何反省和触动，根据一些知识精英后来的回忆，在做蒙混过关的检查时，甚至到了牺牲尊严和面子、完全说假话套话的地步。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揭示了思想改造是无法通过纸上学习完成的，也无法在和风细雨的会议讨论中完成。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不再是采用那种学习总结的会议形式了。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左与右还只是思想上的斗争，改正了错误思想还是好同志，不是敌我的划分。可是毛泽东还是失望了，这种方式仍然不能成功，因为知识精英新的抗拒方式是在检讨后的沉默和消极。仍然没有能够自觉自愿认识并走入社会，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为建设新中国发挥聪明才智和担负起领导作用。

　　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开始从孔孟那里寻找突破。这个过程没有能够长期进行下去，1965年的战争动员态势，使得抑制艾奇逊所期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必须。打倒学术权威和扫荡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精英的执着和狭隘，对中国式道路的抗拒和排斥，终于在一场最无法精确控制的运动中被提起被清算。接着是下放，下放倒是具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外在条件，但是这种条件是被精英们视作苦刑，视作随时结束的阶段性过程，缺乏主动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内在意愿，所以这个过程同样是劳而无功。考虑一些精英分子在美国洗三年盘子之后，有相当比例的人士倒是完成了心灵历程的事实，可以认定思想改造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才能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洗礼中，意志得到锤炼，最终能够促使个人意志的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使得个人能够在并不勉强的情况下服从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如果今天使用解雇加竞争下岗方式，也许对付这些精英主义者就有成效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西方的知识精英倒是多数人比不过大陆同行，看起来解雇制度和生存压力还是对精英主义者有巨大成效的。

　　在中国精英主义者看来，从1952-1976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简直是暗无天日，不仅社会优势地位没有实现，而且还常常成为被进行思想追究的对象。他们总是乐意把这些运动看作一个个孤立的政治大批判过程，但这是不正确的看法。这些运动在逻辑上都是一个要求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逐步升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从思想改造到思想斗争（反右），从思想斗争到要求与工人农民进行结合（五七指示和下放改造），从行为改造到文化大革命（视同阶级敌人），最后还宣称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追究程度上是步步升级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式道路的关键所在，精英阶层必须主动地向平民阶层让步，社会管理和国家建设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短期过渡，而是不可更改的长期道路。因此尤其需要精英阶层做出表率，做出深刻思想和认识转变，不是简单的口头承诺，不是忍耐和等待，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根本思想转变。

　　在这个漫长的25年中，体现了人类为解决共同的永恒难题，为了解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努力。毛泽东具有非常持久的耐心和毅力，总是热切地期望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率先走出这一步，为‘中国式道路’能够持续下去造就一个社会基础，但是毛泽东终于失望了。精英阶层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损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在历史上总是表现为活不下去的民众揭竿而起，最后把旧精英集团干掉，新的精英集团在事实的打击面前，能够有所收敛，出现一个短期的‘小康治世’，时间长了精英们老毛病又犯了，矛盾积累开始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

　　毛泽东和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王道”和“礼教”的区别；
毛泽东和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区别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是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是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是难以调和和妥协的，走平民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上就必须确立道德主义和整体协调的风尚；
与这个目标相比，精英主义是天然自发的破坏力量，因此社会教化必须以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为前提，以社会整合的实现求得社会教化的成功。如果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不受资源制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实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大多数，或者中国具有第一世界地位，能够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那么可以认定错误将在毛泽东那一方，是毛泽东应该改弦更张；
如果中国在西方的道路样式上没有成功机会，那么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别无选择，必须洗心革面。

　　精英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眼热心跳，对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垂涎三尺，环顾在毛泽东时代自身的处境，实在是不胜落寞凄凉之感，对毛泽东的憎恨和仇视也因此难以遏制。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都是不愿意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中国和西方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反正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不富贵，毋宁死。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上，产生了一种大陆特有的“伤痕学术”，这种“伤痕学术”往往标榜科学性和非意识形态，在表面上还有时表现得要与政治划清界限，但是在实际上“伤痕学术”不是他们所标榜的那一切。伤痕学术不是反政治，而是反向政治，完全是从自身的幽怨出发，从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和愿望出发，去取舍现实去援引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根基的学术样式---精英主义学术样式，这样的学术如果不脱离中国实际才是希奇。秦晖和他的农民学就表现得非常典型，他完全是拿着农民讲政治，拿着政治讲农民，这样得学术怎么可能有实际价值，当然理论价值还是有的---能够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做注解。

　　中国精英阶层拒绝中国式道路的心灵苦痛，在被命运拖着走的时代是非常酷烈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要摆脱自身欲望的役使，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实现的过程。孟子提到“反身而诚”的道路是痛苦的“苦其心志”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只有在自愿自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效果，看一看那些经历下放和下乡的精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就知道外在的被动的接受，是不能完成需要主动的人格养成过程的，相反许多中国精英在美国的餐馆里“自觉自愿”洗了三年盘子之后，反而实现了这一心路转变。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今天的精英主义者都是孔子不想与之接谈的狗苟蝇营之辈。毛泽东殷切地希望中国精英阶层完成人格养成过程，深切领会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是非人、不是禽兽的道理，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精英们宁愿选择象狗一样的忍耐和钻营生涯，也不愿意实现心灵的主动转换，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备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道路”的领导阶层。没有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精英，其大多数必然是一个精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平民主义制度的破坏者，是精英主义制度和社会分化的建立者。这些人永远不会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摆不脱“软弱性、依附性和动摇性”特征的可怜虫。今天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说，精确地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们仍然不是一股正面的可以依靠的建设力量。

　　二○○一年九月九日动笔十八日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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