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研究】 中国近代是否有外交

　　近现代中国地缘政治危机发生于1840-1949年约109年的时间里,当时古老、落后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危机。

　　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朝贡）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造成了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使中国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了由独立自主国家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地缘政治危机的序幕。从1840-1911年,中国的地缘危机先后出现了3次高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为全线危机。第一次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用炮舰初步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的地缘形势每况愈下,中国地缘外交被迫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总背景下进行。第二次地缘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周边和边疆频频告急：日美侵略台湾；
日本并吞琉球;英国入侵缅甸,在云南制造了“马嘉理事件”;还有俄英窥视新疆。中国的地缘危机在加深。第三次地缘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80-9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点。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3次大的侵华战争,即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通过这些战争,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地缘危机发展为全线危机。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周边宗藩（朝贡）体系的瓦解。自秦汉2000多年来,中华帝国都是一个拥有宗藩结构的国家体系。历朝都有不少的属国和藩邦,它们与中国形成藩属关系。但这种藩属关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关系以及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有根本区别。这种藩属关系尽管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并不存在国际监护问题,或实际的统治;同时中国政府对属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例如,1392年,高丽大将军李成桂自立为王,明太祖朱元璋未加干涉。中国对属国的政策主要体现为册封和朝贡制度。册封就是对周边国家的首长赐给封号。如汉朝皇帝曾封倭国一部为“汉委奴王”,封高句丽统治者为“侯”等等。与此相联系还有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就是要求属国定期向中国贡献礼物。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属国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在政治上宣德于外,远近归心;同时中国皇帝对朝贡者也给予巨额的回赐,通过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以达到怀柔和羁縻的目的。

　　1644年取代明朝成为中华共主的满清王朝,继承了先前王朝遗留的传统宗藩体系,先后与周围的大部分邻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当时清朝的属国主要有：朝鲜、越南、琉球、缅甸、浩罕汗国、老挝、不丹等。清政府认为中国是地处“中央”的天朝上国,各国与它的官方往来都是万方来朝。清朝对属国的政策,仍然是“册封”与“朝贡”。如遇属国国君即位,中国朝廷要派遣使臣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属国则被要求定期派使臣到中国都城向皇帝进贡,如朝鲜一年一贡,琉球、越南两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同时中国作为宗主国,对前来朝贡的使臣也要设宴款待,优厚赏赐。清朝与周围邻国的宗藩关系,除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以外,也有地缘外交上的意义。清朝实行“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松散的政治联盟,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所谓“天子守在四夷”的地缘防御体系。

因此,周边藩属的生存和安全,与中国关系极大,可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19世纪60-70年代,西方列强在初步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开始侵略和吞并中国周边国家。“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外国列强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吞食”。

1824-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略战争逐步占领缅甸,并将其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1883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95年日本迫使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在1910年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903年,沙俄灭亡浩罕汗国。1913-1915年,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到19世纪末,清朝的藩属已基本丧失,清政府“抚有四夷”的局面已经解体。中国周围的弱小邻国已几乎全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东亚社会存在近2000年的宗藩体系终于瓦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完全的改变。这就是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危机的第一个特征。

　　2.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如果说周边宗藩体系的瓦解,使中国丧失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那么,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则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被动。中国不仅未能在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中取得作为平等成员的资格,相反沦为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

　　从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定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其中英国占163个,日本占153个,沙俄占104个,法国占73个,德国占47个,美国占41个 ，比利时占26个,葡萄牙占13个,意大利占7个,荷兰占5个,奥地利占5个,西班牙占4个,其他国家占68个。

　　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则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内容却只有一个就是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反映出当时中国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据统计,从1689-1949年,中国共与外国签定了约1182件左右的书面形式的外交文件, 其中除正式的条约、和约、界约和协定外,还有所谓的：一、“专条”。如中日关于台湾“生番”的北京专条。二、“合同”。大多数是为解决铁路借款、合办铁路及其他经济事务的,如1898年中美订立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等。三、“章程”。如1843年中英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四、附约。如中日1905年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等。五、证明书。如中国秘鲁废除苛例证明书等。六、“租约”。如1898年的《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等。

这些形式各异的条约及外交文件基本是都是不平等的。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和利益。这些特权和利益包括：

　　驻军权。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第9款的规定,：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享有驻兵的特权。该条款称：“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

　　内河航行权。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只不仅可以在中国领海任意往来,而且可以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如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10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具可通商”。并“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通商之区”。

　　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指一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对居住在驻在国领土上的本国公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这种制度是西方列强侵犯弱小国家主权、掠夺弱小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是受领事裁判制度危害最深、时间最长的国家。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在华享受领事裁判权。“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照办。” 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了罪,中国官员不能根据中国法律来惩罚他,只能交给英国领事按英律治办。此后约有20多个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这种特权。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才被迫放弃此种权利。

　　自由传教权。1844年,中法签定《黄浦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取得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医院、学堂的权利。同时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实际上要求清政府保护法人在华自由传教。1846年在法国的威胁下,清政府正式取消对天主教的限制,并发还过去没收的天主教堂。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取得了在华传教的自由。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许多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在华的谋士和间谍。

　　海关管理权。1853年,英、美、法三国,以上海小刀会起义使“海关行政陷于停顿” 为借口,迫使上海道台在次年6月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并于同年公布英、美、法“三国领事通告”,攫取了上海海关管理大权。从此,帝国主义控制了上海海关,并通过委任外国人担任各地海关的税务司,控制了全中国的海关。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把持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关税收支权也统统丧失。海关长期成为西方列强侵掠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设立租界权。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永久居住。

这一规定后来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各口岸建立“租界”的根据。1853年,英国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不久,美国和法国也在上海建立了租界。1849年,英、美在上海的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最大时面积达到8万亩以上。1854年,公共租界设立“工部局”。最多时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多达几十处,分布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福州、厦门、汉口、九江、长沙、沙市和烟台等城市。在“租界”内,帝国主义侵夺中国主权,形成国中之国,并使租界逐步发展成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桥头堡。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特别规定：英国对中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该条约称：“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后来其他列强也群起效法,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

　　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一次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定了无数的不平等条约,也勒索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据统计,全部赔款约在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

　　割占和蚕食中国领土。1843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第3款规定：清政府“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南京条约》的签定和香港割让英国,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以后其他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大片河山沦入帝国主义之手。仅俄国一国就侵占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外国列强享有的特权和利益,正是中国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中国地缘政治发生全线危机,使中国逐步丧失独立自主,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就是近代中国地缘政治全线危机的第二个特征。

　　3.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地缘格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危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鸦片战争以前,对于中国地缘的主要威胁通常来自北方,而且是来自于北方大陆的草原地带。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海防大门被打开,敌人来自四面八方。而且敌人之强大,敌人之多,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1858年和1860年,北面的沙俄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分别打开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防的大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定和1883年中法《和约》的签署,英法打开了中国西南边防的大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日本占据台湾和朝鲜,中国的东北和东南从此失去重要屏障。《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列强以日本为榜样,纷纷在华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在其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法国割去云南省一部,强租广州湾为军港；
英国割去野人山之一部分,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强租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的各岛屿;德国强租胶州湾为军港;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从夺取的侵略基地出发,西方帝国主义还互相承认“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及云南、两广的一部分属英国;云南、两广的另一部分属法国;山东属德国;福建属日本;长城以北属沙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时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在华夺取“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获得了其他列强的同意。美国要求实行利益均占,共同分享诸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切侵略特权和利益。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对于当时中国地缘的全线危机和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康有为曾有过忧心如焚的描述。他写到：“俄北瞰,英西 ,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而且由于政府的腐败,“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长期以往,“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英勇斗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才被迫放弃联合瓜分中国的罪恶计划。

　　1911年,中国发生推翻满清统治的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中国近代的地缘政治危机才暂告一段落。

　　二、沙俄和日本—中国地缘的最大敌人

　　1．沙俄：中国陆上地缘的最大敌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但中国地缘政治的最大敌人却是沙俄和日本。正如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沙俄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从历史上看,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原来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并不接壤。1552年沙俄侵占了喀山汗国,打开了入侵亚洲的大门,开始向东扩张。1581年,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推进到西北利亚。1598年,征服了西北利亚的古楚汗王朝。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沙俄以风卷残云之势,鲸吞了西北利亚的大半,其面积相当欲整个欧洲。17世纪中叶,沙俄开始成为中国的陆上邻国,并对我东北边疆进行侵略。1643年,沙俄进一步侵入黑龙江流域,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尼布楚和雅克萨等边境城镇。当时国势比较强盛的清朝政府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奋起自卫还击,大败俄军,收复失地,制止了沙俄势力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势头。1689年9月8日,中俄双方签定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

1727年,中俄又签定了《布连斯奇界约》,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于中国的西部边界,当时位于巴尔喀什湖,离俄国的疆界还很遥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衰落,竟至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沙俄乘机对我国东北和西北进行大量侵略活动。1850年8月,强占我黑龙江口的庙街,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4月,沙俄侵占中国的库页岛。次年,俄国军队多次黑龙江下游地区,并建立居民点。1856年底,沙俄公然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立滨海省,以庙街为首府,把大片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与此同时,沙俄也扩张到中国西部地区。1846年,俄军侵入我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很快又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1851年8月6日,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俄《伊宁条约》。该条约同意开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允许俄商在彼居住,修建房屋及免税贸易,并给予俄人领事裁判权。

1853年,沙俄完成了对哈萨克草原地区的占领,开始进兵中亚细亚南部的浩罕、布哈拉和西瓦三个汗国。到1884年,它已把全部中亚细亚约3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征服中亚细亚之后,沙俄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沙俄是攫取中国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沙俄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它攫取领土的野心更是贪得无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仅45年的时间里,沙俄利用陆上地缘之便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单独和伙同其他列强,多次侵略中国,强迫清王朝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占和攫取了中国共计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面积之大,约等于3个法国,12个捷克和斯洛伐克。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趁火打劫,出兵东北,强迫清朝政府地方官员与其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该条约完全毁弃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重新规定中俄东段边界：“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右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

通过《瑷珲条约》,沙俄一次就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两国共管之地,以便将来沙俄兼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沙俄又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承认《瑷珲条约》中关于割让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条款,而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所谓“中俄共管”的领土划归俄国。《北京条约》还同意了沙俄关于中俄西部重新划界的要求。

　　1864年,沙俄借重新划分中俄西部边界为名,采用武力和外交相结合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总面积达到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沙俄再次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了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约1.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2-1884年,沙俄还根据《伊犁条约》关于勘界的条款,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边界议定书,吞并了我国西部领土约7万多平方公里。

　　1895年3月,沙俄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际,背着中国,与英国狼狈为奸,达成了瓜分中国萨雷阔以西帕米尔领土的协议：从萨雷库里湖东端一点,顺湖南的山梁到宾杰尔斯基山口,再到乌尔他别尔山口,向东到萨雷阔勒岭,划一分界线。线南属英国,线北属俄国。这样俄过强占了中国萨阔岭以西约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对于英俄瓜分帕米尔的协议,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承认。

　　1911年,沙俄乘清政府统治即将完结之机,迫使其代表签定了《满洲里界约》。尽管这个界约因为武昌起义爆发而清政府没有来得及批准,但沙俄仍侵占了中国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

　　1914年6月,沙俄又利用中国新政府立足未稳的机会,用武力非法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沙俄的强盗行径,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提出抗议，亦未予承认。

　　沙俄最早向中国伸出了瓜分的魔爪。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发展到顶点。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运动中,沙俄扮演了可耻的急先锋的角色。

　　早在1893年2月,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巴德马耶夫,就曾给沙皇递交了一份关于俄国“远东历史使命”的备忘录，即所谓的巴德马耶夫计划。该计划企图修建一条从贝加尔到中国兰州的铁路，并诱使铁路沿线的中国少数民族暴动,然后将中国并入俄罗斯。

　　1894年,沙俄修筑的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北利亚大铁路,已经修至外贝尔加地区,并准备取道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定。《马关条约》中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引起了沙俄的不满，因为俄国一向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于是沙俄联合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结果日本迫于三国压力,同意退还辽东半岛,但要清朝政府加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俄国倡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实质上是沙俄独霸东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端。

　　1896年6月,沙俄再以干涉还辽有功及共同防日为诱饵,诱使清朝要人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之签定了秘密条约。这个条约曾保密28年之久,后为苏联政府在1924年公布。秘密条约的全称是《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该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一）日本如侵略俄国、中国,两国海陆军互相支援；
（二）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对俄国军舰开放;（三）中国政府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造一条穿过中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从赤塔以东直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路或东清铁路。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有权使用这条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中俄秘约》表面上看是一个共同防日的军事同盟,实际上俄国只是以此为诱饵,以达到使清政府同意其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的目的。因此,《中俄密约》第6款特别规定：“此约由铁路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

《中俄密约》签定后,沙俄很快迫使清政府签署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这个条约规定：设立由沙俄政府控制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 凡公司所需之地如系官地,由清政府给予;如系民地,由公司购买。公司所有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公司一手经理。沙俄还享有在铁路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这些标志着东北事实上已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第二年12月,沙俄又以“保护中国”为名,蛮横地把军舰开入我国的旅顺口,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租给俄国。1898年,沙俄还把租借地从旅大扩大到整个辽东半岛,并擅自把辽东半岛改为“关东省”,实行殖民统治。

　　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不顾同盟道义,参加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至此沙俄的豺狼嘴脸暴露无遗。当时沙俄统治者还认为并吞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开提出了要在东北建立“黄俄罗斯”联邦的计划,并以保护“中东路 ”为名,派遣10万大军分5路入侵东北,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64屯惨案”,杀害中国和平居民近20万。同年10月31日,俄国政府制定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作为侵略东北的政策依据。11月8日,俄国拟定《奉天交址暂且章程》,规定俄军留驻奉天,中国撤除在该地一切防务,企图建立俄国旅大总督操纵下的东北傀儡政权。但是,由于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列强间的矛盾,俄国的计划遭到了挫折。1901年初,中饿双方开始谈判。1902年4月8日,双方签定《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交还东三省;俄军分期撤出;中国赔偿俄国损失等。后来,俄国又自食其言,拒绝撤兵。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退守长春以北，日本插足南满。

　　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暂时调整了侵略方针,收缩了其在东北的阵地,主要经营北满,并伺机侵略我国新疆、西藏和外蒙古。正如列宁指出：日俄战争以后,俄国“暂时放弃了朝鲜和满洲的一部分,但是同日本人亲近了,以便可靠地把蒙古和北满并入帝国的版图。……在日本的同意下,显然会达到它的目的。”列宁还说：俄国的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万里长城脚下的一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 ”。

1907-1912年,俄国先后同日本订立3次密约,共同侵略中国的东北和蒙古。

　　2．日本：中国海上地缘的最大敌人

　　日本是具有侵华传统的国家。日本是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最大的地缘仇家,也是中国海上地缘的最大敌人。从历史上说,日本原是中国的藩属,汉朝时就受过中国的册封。汉朝皇帝曾封倭国一部为“汉委奴王”。但日本与中国别的藩属不同,它孤悬海外,属于海洋国。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海洋成为日本的一道天然屏障,中国不能对其进行统治。事实上,在1945年以前,从未有国家成功地征服过日本。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曾有过几次远征日本的尝试。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朝军队两次侵袭日本,均遇飓风,全军覆灭。相反,日本却凭借其地缘优势,以及接近大陆的便利,经常渡海侵略和骚扰陆上邻国朝鲜以及与之一衣带水的中国。早在公元3世纪后期,日本的大和国就曾侵略朝鲜半岛,并占领了半岛南部的任那。直到公元6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新罗强大,朝鲜才把大和侵略者赶走。明朝建立初期,日本正处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1336-1396）。封建领主手下的失意武士经常到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历史上称之“倭寇”。1467-1573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由于战乱,倭寇到中国沿海骚扰和武装抢劫的情况更加严重。至明朝中期,由于朝政腐败,倭寇演变为“倭患”,对中国沿海地区构成莫大威胁。嘉靖40年以后,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领导下,历经10年,中国才终于平定倭患。16世纪末,日本新军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此人有着狂妄的侵略野心，梦想征服朝鲜和中国,先后于1592和1596年两次入侵朝鲜，曾攻陷朝鲜都城汉城等城市。朝鲜向中国求救，明朝派兵抗倭援朝。在中朝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日本侵略者遭到惨重失败。1598年8月,丰臣秀吉也抑郁而死。此后,日本在长时间里,不敢再犯朝鲜和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及其实施。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明治维新的外部动因是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4艘军舰闯入日本的浦贺湾,强迫日本开放港口。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定《日美亲善条约》。1856年,又逼迫日本签定了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接着,荷、俄、英、法等也援例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条约。西方列强的侵略,刺激了日本的统治阶级,于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尊王攘夷”的运动。这个运动迫使幕府将军还政于天皇,从而实现了明治维新。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在封建阶级和下级武士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带有极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就把对外侵略扩张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曾公开宣称：“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决心“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建立一个“八 一宇”的大帝国。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主要是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占领全中国;第五步称霸世界。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按照这5步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由来以久的,且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一惯性的特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主张：“鲁（俄）墨（美）讲和一定,断不可毁约以失信夷狄;但严章程,厚信义,以其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以交换所失于鲁国者,并以鲜、满之土地以为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征韩论”盛嚣尘上。日本重臣柳原前光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 1890年12月,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其施政演说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主权线”和“利益线”划分的理论,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寻找借口。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守护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国家的疆域,利益线则系与主权线具有密切关系之区域。凡国家能保全其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守御主权线决充分,必须同时保护利益线。”

　　为了实现大陆政策,日本采取了外交讹诈和武力威胁的两手政策。在1894年以前,限于国力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日本对华侵略主要以外交讹诈为主、同时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准备对中国用兵。1894年以后,则以武力威胁为主。由于清政府的颟顸无能,日本得以吞并琉球、割占台湾、征服并灭亡朝鲜,占据南满和内蒙,顺利实现“大陆政策”的前两个阶段的目标,并为后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

　　1870和1872年,日本政府两次派员来华,诱使清政府签定类似中国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企图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71年,两国在天津签定《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这两个条约总的说是平等的。因此,日本政府非常不满，曾要求修改,清政府没有同意。后来,日本只好批准条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873年,日本以两年前一艘琉球船只遇风暴漂至台湾东部,船上的琉球人为台湾高山族所杀的事件作借口,向清政府提起外交交涉。清政府官员驳斥了日本的干涉,但又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

日本立即抓住了中国官员的这句话,加以歪曲,于1874年4月发动了所谓讨伐台湾“生番”的侵略战争。日本的侵略遭到了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清政府决意妥协。同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签定《北京专条》,条约共3款,另附“会议凭单”一件。主要内容是：规定日本从台湾退兵,中国向日本赔银50万两。条约还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 ” 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实际上默认了琉球为日本属国。

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第二年,在琉球设立日本警察和司法机构,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1877年,琉球王派密使请求中国帮助。但清政府不敢得罪日本,放弃宗主国责任,听任琉球亡国。1879年,日本废琉球王,改琉球为冲绳县，终于并吞琉球,从此中国东南失一屏障。

　　并吞琉球初战告捷,日本随后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另一属国朝鲜,以实现“大陆政策”的征韩目标。朝鲜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北部同中、俄接壤，东部与日本毗邻,且隔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东北相望,扼直隶湾之门户,既是东北内陆的前哨,又在日本海入口处形成一个锁钥阵地。对我国安全的关系极大。自明朝以来,朝鲜就是中国的属国。清朝继续维持了两国的宗藩关系。由于清朝的发祥地东北与朝鲜唇齿相依,清政府在所有的藩属中,对朝鲜最为重视。朝鲜的生存与清统治者关系很大。因此,日本欲侵略中国,必然首先要向朝鲜开刀。

　　1868年和1870年,日本曾两次谴使朝鲜,试图打开朝鲜大门，但均遭朝鲜拒绝。1875年9月20日,日本公然派遣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汉江江华岛附近的海域,并占领永宗岛。1876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由,胁迫朝鲜与之签定不平等条约。事前日本顾虑清廷的态度,曾派人来华试探。未料清廷对日本丧失警惕,竟推说：中国向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让朝日自行解决。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取得了在朝通商、测量海岸、设使馆和享受领事裁判等特权,并否认中国宗主地位。1880年,日本在汉城正式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排斥清朝势力。1884年10月,日本又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后因清朝出兵平定,政变流产。但日本却向中国提出交涉。1885年,中日双方签定《中日天津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与中国一样的出兵朝鲜的权利。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这正好给了日本出兵朝鲜的借口。镇压起义之后,日本乘机扩大事态,于同年7月25日对我驻朝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清廷腐败和清军装备陈旧,日军很快取得陆上和海上的胜利。1895年4月17日,日本强迫中国政府签署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该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二）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辽东半岛；
（三）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
（四）允许日人在华投资设厂,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

《马关条约》是自《南京条约》之后划时代的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台湾及附属岛屿,并使中国背上沉重的赔款包袱。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遭到极其严重的侵犯，它直接加剧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民族的危机,急剧地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是中国地缘发生全线危机的重要标志。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赔款、领土和特权,而且实现了“大陆政策”中的征韩目标。1894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日朝暂定合同条款》,取得铁路修筑等特权。1910年,又迫使朝鲜签定《日韩合并条约》,从而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但日本夺取满洲门户—辽东半岛的计划,因触犯俄国利益,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还辽,日本被迫让步,最后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

　　对于此次因三国干涉还辽而产生的挫折,日本是不甘心的。它继续积蓄力量,伺机对俄报复,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三阶段目标：即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东北,“征服满蒙”,进而控制全中国。1902年1月30日,日本和英国订立《英日同盟条约》,在外交上孤立了俄国。1904年,日本悍然发动与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并在战争中击败俄国。同年9月,日俄签定《朴次茅斯和约》,双方根据战争胜负调整了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日本取得独占朝鲜以及插足南满的权利。日俄战争后,日本又利用《朴次茅斯和约》有关中国的条款,胁迫清政府在1905年12月签定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给予日本在东北许多新的侵略特权。1906年,日本在东北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旅大租借地设关东都督府,对南满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从此,日本的铁蹄踏上了中国东北的土地。

　　总之,沙俄和日本,一个是中国的陆上邻国,一个是中国的海上近邻,它们凭借其地理位置及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肆无忌惮地侵略和欺凌中国,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遂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中国地缘的最大敌人。

　　三、清朝政府的地缘政策及其丧权辱国

　　1．传统“驭夷之道”的破产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中国地缘的全线危机,清朝政府最初的反映纯粹是传统式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交替运用了“恩威并济”、“先剿后抚 ”的传统“驭夷之道”,与凭借“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较量。

　　但是,西方列强已非历史上的夷狄可比，它们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拥有发达的工业、农业,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当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产值中占39%,在世界贸易中占21%，有所谓“世界工场”之称。相比之下,曾以天朝自居,承平近200年的满清王朝却江河日下、国势衰败,根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因此,曾在1842年参观过英国军舰“康华利”号的清政府官员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朱批：可恨！） 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第一次战争,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同意割让香港、赔偿巨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和给予侵略者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定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除割地赔款外,又增加了外国使节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人到内地游历、削减关税等条款。

　　2．“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努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传统“驭夷之道”失灵。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无可奈何，继而提出了“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1860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说：“此次该夷称兵犯顺,扰及京师,虽经互换和约,其条约所载,多有窒碍难行之处。朕恐荼毒生灵,不得不保全大局,俯从所请,既经通行各省,势难再有变更。全在各省封疆大吏,设法羁縻,于条约外,不得另生枝节。如该酋等在各省请议详细章程,仍可于权宜之中,寓限制之意,总期不致贻患无穷,庶可相安永久。” 翌年1月11日,恭亲王奕忻在关于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中再次明确提出：“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这与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认识有关。还是恭亲王在1861年的同一份奏折中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英法）推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接着,他又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太平军和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主,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奕忻的话,表明清朝统治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对洋人抱有戒心、保持一定距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转为积极投靠,并同他们相互勾结在一起。1861年11月,叶赫拉那氏发动“辛酉政变”,夺取清朝最高权力以后,对外更奉行投降卖国的政策。1862年2月8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决定“借师助剿”,即借洋人之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在1864年失败。

　　“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其重点是外敦信睦,就是对洋人采取“守定和约,绝无更改”,避免“决裂”,一切“迁就”的方针 ,不惜以国家主权和利益讨好侵略者,以换取大清社稷之安。

而“隐示羁縻”则是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的借口。羁縻本是中国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一项传统政策,意指与吓不退的强大敌人妥协和利用它们的政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提出的羁縻政策与过去的王朝有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老老实实、推诚相见”。

与清朝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相适应,西方列强在60年代也提出了所谓“合作”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思想是：西方列强在侵华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彼此协商合作;不用武力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其侵略目的;支持清政府维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及镇压国内人民; 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和割让。

这种“合作”政策,最初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英、法、俄的全力支持。“合作”政策的实质在于,加强与清政府的合作,共同镇压中国人民,以及共同维护“条约”的权利。对此,清朝统治者是心领神会的。李鸿章曾言到：各国的对华政策是“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

在中外统治阶级的相互勾结下, 从1860-1883年,清政府与侵略者保持了近20的“中外和局” 。但是,这个和局是有代价的，即以丧权辱国为代价。例如1876年9月,英国政府以云南“马嘉理事件”为借口,逼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1881年,清政府又在俄国的压迫下,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事实证明,与清朝统治者的一相情愿不同,外国侵略者并不想“守定和约”, 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在清政府“对外敦睦,隐示羁縻” 的政策下,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利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已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掌握海关 、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设立租界、干预财政金融、包庇不法传教士到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和地缘危机的程度都进一步加深了。

　　对外投降妥协是清政府在19世纪60-80年代地缘政策的主导方面。但是,面对内忧外患和国家危亡的形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墨守成规,鄙视西方的奇技淫巧,反对向洋人学习任何东西。这些人以西太后为靠山,包括大学士倭仁、李鸿藻等。另一部分人则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变革图存、师夷长技、向洋人学习,实现自强、自立和富国强兵。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忻、文祥等;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所谓“中兴名臣”。1861年,奕忻在一篇奏折中就已提出了自强的主张。他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6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已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备,以期经久无患”。

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写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此,“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穷则变,变则通,否“则战守者不足持,而和亦不可久。”希望“朝廷力开风气,破除故习,要讲求制胜的实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仅可忧,抑制可耻”。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从60年代起,开始了富国强兵的运动，亦称“洋务运动”。60年代,主要以求强为主,包括训练新式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的第一个军事企业。随后,李鸿章、左宗棠等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企业。70年代以后,转为求富为主，包括建立民办企业、开电报总局及开平矿务局、建造铁路和创建新式海军等。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语） 1875年创建的北洋海军曾于1886年和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给日人留下了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技术熟练等印象。因此当朝鲜在1892年颁布《防谷令》，禁止粮食出口，日本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时，李鸿章警告日本“不能漠视日本（对朝鲜）的强压。”最后日本因顾忌北洋海军的威力,被迫做了妥协。

但是,洋务派办洋务的指导思想,除了“自强自立”、“抵御外侮”外，还有镇压人民和谋取私利的动机；
师夷长技亦仅限于“船坚炮利”,而不涉及精神文明；
加上外国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国内顽固派的阻扰,因此,中国的“富国强兵”运动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不仅未能使中国富强自立,反而被后来居上的日本所击败。日本的明治维新差不多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展开,取得的结果却迥然不同,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3．“海防”和“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公然用武力侵略我国领土台湾；
英、俄特别是俄国则利用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1871年,俄国还以“安定边界秩序”为名,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我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发生了危机。面对当时“海筮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的严重形势,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续争论。

　　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鉴于筹办海军需要大量军费而清政府“财用极绌”,因此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他说：“海防西征力难兼顾”,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守,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另一派以湖南巡抚王文韶和山东巡抚丁宝祯为代表，认为俄国与中国东北和西北接壤,今又占据伊犁不归,是我国的最大威胁。因此现在应全力注重西北塞防,神速进军西北,及早收复新疆。

　　第三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坚持出兵新疆,收复失地。他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还指出了放弃新疆的危害：“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离,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未能晏然。……关外一撤藩离,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

　　最后,清朝政府权衡利害,决定采纳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任命左氏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
沈葆祯为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海防。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攻克乌鲁木齐,收复新疆北部。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第二年,清军规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国及沙俄利用阿古柏匪帮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1884年11月16日,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立行省。事实证明,李鸿章关于放弃新疆,专注海防的看法显然是误国之论。

　　4．“保藩固圉”政策的失败

　　19世纪80-90年代,清帝国尽管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半殖民地国家,并丧失了琉球等藩属,但仍保有越南、朝鲜等重要的属国。对于这种形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长期坐视的。当时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正处于形成的重要时期，夺取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成为西方列强国际斗争的基本内容。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 他们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扩张计划,如沙俄的“黄色俄罗斯”计划,英国的“斯普莱”计划,法国的“法兰西东方帝国” 计划等,目的在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1883年和1894年,法国和日本先后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目的就是要夺取越南和朝鲜。为了维护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国家的安全,清政府提出了“保藩固圉”的政策,即把藩属的安全与自身的安全联系起来考虑，把援助藩属抵抗侵略视为保卫本国周边安全的重要措施, 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援朝抗日的地缘决策。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投降派把持朝政,“保藩固圉”政策未能贯彻到底，相反弃藩求和的主张始终占上风。结果1883年的中法战争虽胜犹败,1894的中日战争更是遭到惨败。“保藩固圉”变成了代藩守土、代藩受兵,并以中国失藩溃圉而告终。下面仅以中法战争为例,说明一下清政府“保藩固圉”政策的失败过程。

　　远在19世纪50-60年代,法国就对中国的藩属—越南垂涎三尺，并企图以越南为据点,侵略中国腹地。1874年3月15日,法国强迫越南签定了《西贡条约》,准备将把越南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但中国政府对此未予承认。1881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若任法国占领越南全境,则“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

1882年4月,法国出兵攻占河内。次年,又占领越南首都—顺化, 逼迫越南签定《顺化条约 》,承认法国的保护权。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清朝政府也提出了强硬的交涉。以曾纪泽、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援越抗法,保藩固圉。而以奕忻、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则畏惧法国实力，主张妥协求和。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却举棋不定。

同年12月,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历时约两年,曾在海陆两方面进行 。清军在海战中失败,陆战互有胜负。1885年3月,在越北战场,清军重挫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可是,同年4月7日,清政府却下令停战,与法国议和。实际上,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以奕忻和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法国求和的活动。如1884年3月,李鸿章曾奉慈禧太后之命与法人秘密会谈。1884年5月5日,又与法国海军舰队司令签定了中法《简明条约 》。1885年3月,清军取得越北军事胜利之后,李鸿章不仅不主张乘胜进军,相反认为议和的机会到了,主张“乘胜即收”,缔结和约。结果中国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与法国签定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该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政府放弃对越宗主地位;同时给予法国在广西和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以及在两地投资和铁路修筑的特权。

此后,中越宗藩关系断绝,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法国势力深入到中国的腹地。法国在谈判桌上取得了其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所要求的全部东西。

　　5．“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及得失

　　“以夷制夷”是晚清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地缘政策,它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和他们固有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来达到避免一国独霸中国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这种策略既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实践,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但是,“以夷制夷”政策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美国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打法国牌，日本曾在同沙俄斗争时打英国牌,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一定的国力是成功地实施“以夷制夷”的前提。从世界外交史上看,很多国家包括某些强国亦实行过这一策略。如英国就是运用此道的高手。然而,象清朝政府这样不思自强自立，一味依靠外国,并长期奉行打外国牌的政策,却是罕见的。其结果常常是想玩外国牌的人终究被外国玩了。

　　“以夷制夷”原是春秋时代中国统治者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来为历朝君主所继承,成为对付周边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传统手法。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面对强敌,束手无策,曾被迫提出了“羁縻”之计,其中亦包含了“以夷制夷”的想法。1858年4月8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曾认为：“如先解散俄、咪（美）酋,不至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羁縻之计”。

但是,清政府初次联俄,就被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去中国北方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大致孕育于19世纪的70-80年代,在90年代正式形成,并成为清政府后期最基本的地缘政策。

　　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华搞外交讹诈。李鸿章提出联日,“以东制西”。他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

因此,在1871年,李鸿章力排众议,主张与日本订立通商条约。及至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李鸿章发觉上当,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日本又乘机吞并琉球,敲诈勒索。李鸿章更认为日本不可靠,转而主张联俄拒日。他说：“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其戎心。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 。”

　　1879年,鉴于日本在朝鲜的野心,总理衙门大臣丁汝昌建议,朝鲜应与各国订约,以牵制日本。丁氏建议为清廷所采纳。同年8月李鸿章遂致书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建议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以牵制日本。他写到：“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否则,“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

李鸿章的这封信,表明“以夷制夷” 已正式成为清朝政府的官方政策，并被介绍给中国的藩属—朝鲜。1883年,在清廷的帮助下,朝鲜与美国签定了《朝美通商条约》。不久,英、德、意、俄、法等也援例,与朝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从此朝鲜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1885年,针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征韩”攻势,李鸿章再次提出联俄制日的地缘政策。他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本必缩手”。

从此,清政府就用此计对付日本。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仍不思备战,而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但列强因得到日本对其侵华利益的保证,纷纷表示中立。在战争中,清政府军事上很快遭到失败, 于是又吁请列强调停。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各国不愿开罪日本,调停不了了之。及至战争之后,清政府继续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李鸿章在京城里跑遍了各国使馆,乞求列强干预,但列强不为所动。为了诱使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甚至准备出卖大量中国主权。他提议中英签定密约,清政府答应“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

李鸿章这个建议如果实现,则中国将变成印度第二，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可是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考虑到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英国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好意”。李鸿章企求俄国干涉的努力,亦因俄人拒绝而告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得不到列强调停的情况下,被迫与日本签定了空前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引起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中国几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忧。清政府此时经历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已经如惊恐之鸟,既无民族自信心,更无军事实力。因此更加依靠“以夷制夷”的政策。1896年6月3日,中俄签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联俄制日。但沙俄的真正用意决非共同御日,而在借地修路,扩大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久,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表明联俄是靠不住的。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嗣后俄军又赖在东北不走,说明沙俄根本不顾同盟道义,《中俄密约》对中国如同废纸。

　　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给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一最后一击。腐败、羼弱的满清王朝终于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外国侵略者的怀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代理人，成为洋人的朝廷。在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竟然提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要把中国的所有财富收刮起来,去讨外国侵略者之欢心。此后,清朝统治者就完全走上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甘心情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可耻道路。当然,在对外交涉中,清政府有时仍运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如在交涉使沙俄从东北撤军的过程中,曾利用过英俄矛盾，以及联日制俄等。清朝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后来也曾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所继承,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地缘外交方针。

　　“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政府上下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结盟的对象和要打击的国家,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各有其主张。如李鸿章先主联日,后主联俄御日,但大部分时间主张联俄；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要主张联合英美; 1900年沙俄侵略面目暴露之后,那桐和奕 等主张联日制俄;袁世凯和唐绍仪后来曾积极主张联美。显然,结盟对象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威胁中国地缘主要敌人的不同看法。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要大于日本。早在1850年,林则徐就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1861年1月,奕忻等在关于建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也认为：“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后来,及至俄国入侵伊犁,一些封疆大吏提出当务之急在于防俄。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割占中国的台湾,并索取巨额赔款,引起中国朝野的强烈仇日情绪。相反,俄国在甲午战争后倡导三国干涉还辽,并以低利借款给中国偿付日本赔款。沙俄的行动使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时主张联俄的人占了上风。不仅亲俄派李鸿章主张联俄,而且一些亲英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赞成“与俄结欢以制东、西两洋” 。

有些人甚至为沙俄涂脂抹粉,把俄国说成是中国一贯的朋友，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对俄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如郑观应曾写到：“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保。虽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籍此自强,而遽听俄自取乎？况俄主尝对我使者言,请中国变法自强,以御外侮。其欲我国振兴,得以互相维系,殷勤之意未必全为伪语也。且俄人之隐为我中国地者,非止一次矣。昔英人于上海兴筑铁路,俄人不平,飞报国中,登诸报纸。而后英廷始知其由。俄使于烟台席间告李博相曰：今当轴者志在整顿营伍,练习卒兵,然必以理财为先。否则有人无器,有器无财,其弊一也。烟台之役,英方有索于中,俄使乘此而发相劝之语,可见俄廷非无意亲中国也。

” 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出现了明显地一边倒向俄国的倾向。这种政策倾向一直持续到1900年。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从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对外方针。这一方针的得失成败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清朝统治者在关于中国地缘主要威胁的判断上,应该说是有错误的。日本尽管是中国地缘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只能来自于海上（日俄战争之前）。相反沙俄与我国东北和西北接壤,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其威胁要大于日本。从地缘矛盾讲,沙俄是中国地缘的最大敌人，日本次之。因此联日或联俄都无异于引狼入室。

　　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问题上尽管存在矛盾,但因有“一体均占”的条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勾结在一起,使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很难施行。例如在1880年和1894年,清政府曾提议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和日本，结果均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后来,为了对付俄国,在日本对英国侵华利益表示尊重之后,英国就积极地支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成了同盟。

　　第三,“以夷制夷”的政策在短期内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总的说来是失大于得的,是不成功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例子有：

　　1875年中英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国为了防止他国干预,曾把谈判地点设在烟台。李鸿章洞悉英国的图谋,有意通知各国使节到烟台休假,迫使英国放弃了某些苛刻的要求。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强行割占辽东半岛,损害了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当然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对中国威胁巨大,它意味着把日本的国界推至与京畿近在咫尺的辽河。于是清政府邀请俄国等干预,最后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对此不应评价太高。因为这种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积弱,在于国家无力在国际上自立,而不得不饮鸩止渴，谋求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或倾斜甚至于依附某一或某些外国,甚至牺牲某些主权,以反对另一外国的侵略。例如,1896年,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曾对德国驻俄大使建议：“如果不使用一点武力,割让一个岛屿的问题是难以获得解决的”。

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政策简单地斥之为卖国投降,但也不能视之为救国良方。总的说来,它只能延缓清朝统治的危机,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实践中,因盲目相信外国侵略者,一味依靠外力,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6年李鸿章联俄制日,结果却被俄国人耍了。这一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与沙俄签定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沙俄外交官把他当小孩子耍。结果李鸿章在签约时就中了俄国的“掉包计”，俄人利用用餐的时机篡改了原先的条约文本,即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改为“日本国”。这样重大的改动,李鸿章全然不知,用餐后照样画押。

　　《中俄密约》签定后,李鸿章颇为得意。他回国后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实际上,这个条约是沙俄精心策划的新侵略阴谋。它使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后来黄遵宪写诗嘲讽李鸿章说：“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四、1911-1949年间的中国地缘政治和外交

　　1．1911-1949年间中国地缘形势概述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武昌起义成功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专制,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封建军阀袁世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很快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表明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的社会。

　　袁世凯上台以后,对内破坏民主制度,着手镇压革命党人,为其独裁专制,并最终复辟帝制铺平道路;对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大举外债,以换取帝国主义对其政府的承认和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亦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及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对袁氏政府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1912-1916年,以英、俄窥视西藏、蒙古，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标志,民国时期的中国地缘形成了第一次严重危机。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相互混战,中国四分五裂。不同派系的军阀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皖系和奉系均依附日本,直系依附英、美等,中国的地缘危机在继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覆亡。

　　取代北洋军阀之后统治中国的是在1927年4月成立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该政府继承了晚清和北洋军阀的内外政策,把外国侵略看成是“疥癣之疾”,而把革命人民看成心腹大患，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总方针,对于日本的侵华行动步步退让,结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新的地缘危机,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8年抗日战争。

　　1911-1949年,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地缘形势的局部改善。1911-194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全球性的划时代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它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大大削弱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从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我国地缘形势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推翻了沙俄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统治,结束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使来自北方的对中国陆上地缘的威胁之一得以基本消除。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沙俄盘踞北满,并与日本相勾结,侵略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是引起中国地缘危机的外部根源之一。其次,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废弃一切特权,从而动摇了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罗织的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侵略秩序。苏俄政府在两次华宣言中宣称：苏俄“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所有俄国以前政府与中国缔结的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废弃一切特权”,俄国公民在中国居住不得享有治外法权,一概服从中国境内的一切法律和规定。并建议两国“缔结友好之条约” 。

第三,苏俄的国际主义政策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民,鼓舞了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影响中国地缘走势的重要内部因素。

　　国际环境的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20世纪40年代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国家奉行野蛮的侵略和战争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强占了中国的东北，继而于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1年6月,德国闪击苏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法西斯国家的这些侵略行动,使得受到他们侵略的国家不得不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我国地缘形势的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遭到法西斯侵略和最早抵抗法西斯的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同情和尊敬。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德、意、日作战。翌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上签字,中国首次以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出现在该《宣言》中。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利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推动下, 1942年英美被迫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0月,在美国支持下,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普遍安全宣言》上签字,中国跻身世界四强行列。同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还签署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规定战后使朝鲜自由独立。

《开罗宣言》是二战后处置日本的重要法律根据,它使中国在战后得以收回被日本攫取的广大土地,加强了中国在远东的地位。1945年,中国还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并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国际环境的变化确实促成了中国地缘形势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局部的。因为日本法西斯仍然是中国地缘的主要威胁,在1937年后更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仇敌;英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不愿放弃殖民利益和侵略特权,如英国不愿放弃香港;同时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尽管从制度上消除了对中国的侵略危险，但苏联领导人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有时搞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中国民族利益，如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1935年苏联和满洲国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以及1945年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损害等;此外中国政府腐败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地缘危机的内部根源并未消除。

　　2.日本取代沙俄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最大敌人。1894年甲午战争,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铁蹄踏上了大陆,开始与沙俄一起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敌人。1905年11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属条约，取得了沙俄原在南满的一切特权。中日关于东三省条约的签定,是日本企图霸占东北的前奏,也是其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进展。1906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的殖民机构,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关东都督府”是一个侵略东北的政治、军事指挥机构;而“满铁”则是一个在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满铁在1907-1909年间,先后从清政府手里夺取了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筑路权,并侵夺了安奉铁路为己有,日本还公开阻扰中国在东北自建铁路。为了巩固在东北既得的阵地,防止其它列强如美国进入东北,日本还与俄国相勾结,于1907年、1910年和1912年签定了3次日俄密约，划分两国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势力范围。如1970年的日俄密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和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北满和外蒙是沙俄“势力范围”,并且划分了南北满的分界线。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之后,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又转向力图独霸满洲进而及于蒙古并在全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日本曾有直接出兵干涉的计划,后来又阴谋分裂中国,策划满蒙独立,只是因为辛亥革命发展较快,加上列强疑虑,才没有实行。1912年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更主动向西方列强提议,利用承认问题对袁世凯北京政府进行讹诈。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袁世凯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13年1月,被迫同意与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5月,又同沙俄就外蒙古问题达成协议;5月29日,再与日本签定《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使日货出入东北减税1/3。10月,又与日本签定《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扩大了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1913年10月7日,西方13国相继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至此,由日、俄导演的承认危机才告一段落。

　　1914年8月,以重新瓜分世界为特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列强相继卷入战事,它们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提供了天赐良机。1914年8月23日,日本以“承担英日同盟的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旗号,宣布对德作战,进攻被德国强租去的中国青岛。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日本故意从远离青岛240公里的龙口登岸,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潍县车站,并沿胶济铁路西进,强占青州、济南车站。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攫取胶济铁路全线和附近的矿产,并准备长期霸占山东。袁世凯北京政府迫于中国民意,对日提出交涉,日本置之不理。

　　在霸占了山东以后,日本把侵略矛头对准了全中国。这时日本的野心已由“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扩大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即谋求在华霸权。日本军阀声称：“胶州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

正好这时袁世凯正做着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日本利用袁世凯的这个心理,为独霸中国,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讹诈。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约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向他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要中国完全接受,尽快答复。当时日使还让袁氏看了日本备忘录的纸张上印着的无畏舰和机关枪的透明水纹,表明要使用武力。同时日置益又狡诈地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暗示要支持袁世凯做皇帝。那么,《二十一条》是一个怎样的外交文件呢?

　　《二十一条》共有5号,21项条款,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二）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独占权;

　　（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

　　（四）中国沿海的任何港口、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

　　（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

　　显然,这是一个旨在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狂妄计划。对于这个灭亡中国的条约,袁世凯表示除第5号外,其余均可以讨论。5月7日,日本向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5月9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为了获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放手卖国,完全屈服。同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仅第五号容日后再议。5月25日,中日在北京签定了两个条约,互换了13件照会,总称“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就其内容看,除二十一条第五号外,几乎包括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从此,日本对山东、南满、福建、内蒙东部和长江流域等扩大侵略有了条约根据;南满更加殖民化,山东和内蒙东部也成为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二十一条的签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对。但袁世凯却一意孤行,于1915年12月13日黄袍加身,并在次年1月1日登基做了皇帝。可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被中国人民拉下了马。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万民唾骂声中郁郁而终。

　　袁世凯死后,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策划了“郑家屯事件”和“西原借款”,其亡华之心不死。但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加上中国人民坚决斗争,日本霸占山东的要求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为列强所承认,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开创了中国近代独立自主地缘外交的先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也结束了沙俄作为中国陆上地缘最大敌人的历史。日本于是取代沙俄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主要敌人。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又陆续回到了中国,日本在战争期间享有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1921年11月-1922年2月,美国为了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倡议召开了了华盛顿会议,参加者有中、美、英、法、意、比、荷、葡、日9国。会议根据美国提出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并迫使日本把山东退还中国。华盛顿会议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图谋是一个打击,但却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被迫改变了侵略中国的手法。1924年上台的币原外相提出了“不干涉内政”和“经济合作”等对华外交新原则。在“不干涉主义”的旗帜下,日本一方面对华进行肆无忌惮的经济侵略;另一方面,则扶助皖系特别是奉系军阀,与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相互混战,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并通过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全面加强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但是,币原的“和平外交”是短命的。日本军阀要求积极推行“大陆政策”。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组阁,提出要对华实行以“强硬外交”为核心的“积极政策”。同年5月,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悍然阻止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的努力。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加速制定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会后,田中向日皇呈递了一份题为《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奏折指出：“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就是“并吞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整个东方及亚洲畏服于我”;因此,“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此要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分离。

1928年4月和5月,日本两次出兵山东,5月3日制造济南惨案,企图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同年6月,日本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已不听指挥的张作霖。在日本的威逼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满含国仇家恨,毅然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至此,日本肢解东北的阴谋暂时破产了。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29年。这一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日本也深陷其中。为了转嫁危机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政府决心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日本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东北沈阳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却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不久又向东北全境发动攻击。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全部领土。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国际对其侵略东北的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用武力实现了使东北与中国本土分离的目标。次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为满洲皇帝。占据东北以后,日本很快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的华北。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同年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5月,日军已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策动华北5省实行自治。1936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处理华北纲要》,正式把分离华北作为日本国策。该纲要提出：“处理中国的主要目标,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使其安居乐业,并调整日满两国关系,增进相互的福利”。

1936年8月和1937年2月,日本政府又制订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4大臣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的方针》,其要旨是使华北“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由此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从而达到占领华北的实际目的。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策划的灭亡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终于爆发。从此日本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敌。中国人民则不得不进行了长达8年抗日战争，并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2．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地缘外交及得失

　　1911-1949年间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是中国近现代地缘外交史的一部分,是晚清中国地缘政治和外交的继续和发展。从总体上讲,1911-1949年间即中华民国期间的中国地缘形势和 地缘外交，其基本特征与晚清时期无异,中国地缘危机继续存在,统治阶级继续奉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压力,统治阶级亦不得不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有限的外交交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曾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开创了中国近代独立自主外交的先例。再如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英美等国签定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新约,收回了部分曾经丧失的中国主权,使存在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趋于瓦解。同时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势头,并收回了被日本用武力侵占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到二战结束,中国已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跻身“四强”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地缘外交及得失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依附性外交的政治后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中国地缘外交的基本特点是依附性外交。袁世凯在世时,他依附于西方各帝国主义,但又以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主。1913年10月10日,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他曾向帝国主义各国保证：“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国政府所定条约、协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所定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照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暂时局面,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惜拿国家主权与日本做交易,签定了《民四条约》，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为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许多派系，其中又以皖系、直系和奉系3大派别为主。直系军阀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皖系和奉系则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下,相互混战,使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他们为了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例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在1925年11月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镇压内部郭松龄叛乱,曾同意日本把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到99年,并使日本在满蒙享有其他种种特权。当张氏答应了这些卖国条件后,日本就公开帮助张作霖攻打郭松龄,稳住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同时也加强了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再如皖系军阀为了取得日本支持压制其他派系的军阀,在1918年与日本签定了《中日军事协定》,侵略苏俄远东地区。皖系军阀此举,完全是引狼入室。日本派赴西北利亚的军队大部分都经由北满和外蒙出发,尔后给这些地区留下了无穷的祸害。

　　（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时,正是日本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关头。但是蒋政府推行亲美日,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对于日本的侵略熟视无睹。蒋介石有一个口号叫做“攘外应先安内”。

所谓“攘外”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安内”才是他的实际目的,安内的基本目标就是消灭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势力。因此,南京政府成立伊始,在对外政策上就打上了丧权辱国的标记。1927年5月,当日本3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并阻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竟然不许中国军队还手,要中国军队绕道进行所谓“北伐”。蒋政权建立后,从1927-1937年间,为了消除异己、铲除中共,蒋介石多次发动内战,先是两广战争、冯阎战争,后有反共反人民的5次围剿战争。蒋介石一心打内战,这就给了日本以扩大侵略中国的机会。1931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旨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许抵抗。结果10多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1932年2月,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频频向关内进攻,中国政府则步步退让。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1932年5月,蒋政府于日本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留驻上海;1933年,又与日本签定《中日塘沽协定》, 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以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国还丧失了对冀东22县的完全统治权,从此华北门户洞开,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塘沽协定》之后,日本继续扩大事端,企图控制整个华北。1935年,蒋政府屈从日本军事压力,再次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拱手把河北交给了日本。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丧权辱国的外交,使中华民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边缘。1937年,日本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由此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在外交是“南联英美,北结苏联”,并在军事上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但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日妥协投降的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例如在1937年11月,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斡旋下,日本曾与南京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后因日本要求过于苛刻和蒋介石畏于人民压力,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了对蒋政府的诱降工作。同年11月3日,日政府宣布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要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这使蒋政府发生了很大动摇。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并于1940年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这时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更不坚定了。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5届5中全会。会议除涉及抗战问题并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英美以外,还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针。这是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动摇和准备投降日本的重要朕兆。5届5中会议后,蒋介石即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1943年,蒋介石共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最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事件。蒋介石在加紧反共摩擦的同时,在1939-1940年也加强了与日本妥协投降的活动。其中的渠道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和“司徒雷登工作”等。但因国际国内的反对,双方未能谈妥。直到1941年4月,鉴于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可能好转,蒋介石才改变了态度。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中国。

　　（三）对苏外交的得失。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对于苏俄的行动,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在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向俄国派出了使团。1924年5月,中俄双方在排除了种种干扰后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及其附件宣布恢复两国邦交;废除沙俄在华特权和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关于外蒙古问题,苏俄承认其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的中国主权;关于中东路,苏俄完全承认中国对该路的主权,但要保留部分产业权;同时双方允诺在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关系。《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定,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从法律上完全废除了沙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而且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巨大压力,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上打开了缺口。尤其是苏俄主动提议将两国原来的公使级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这在苏俄方面是对中国的尊重。当然,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是不彻底的。在反映了苏俄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上的脱节。

　　西方列强对于中俄协定是很不满意的,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扰该协定的实施。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对帝国主义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在发展中苏关系上不能独立自主。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直、奉两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它们奉行反苏政策,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27年5月,北京政府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拘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5人,并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革命党人30多名,劫走大批文件。此后,中苏关系实际处于断绝状态。

　　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而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反苏反共起家的,因此在北洋军阀垮台后,继续推行反苏方针。1927年12月,国民党2届5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南京政府发布了不承认苏联领事的命令。1929年,蒋介石又唆使张学良对苏挑衅，引发中东路战争,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同年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才发生改变。1932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联恢复邦交,并愿签定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中苏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中国又和苏联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方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定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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