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队2001出线_２００１中国足球队　冲出亚洲？等

　　 　　2001 　　中国足球队 　　冲出亚洲？ 　　 　　今日中超赛场仍然囤积着大量足记，而观众却节节撤退。在国内足球已经缺少阅读快感的情况下，其被充分报道的原因，是足记需要为自己的饭碗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就像电梯司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停地在狭小空间内打扫卫生。
　　这种人员上的富余来自中国足球2001年的一次冲动。一般说，越是喊“冲出亚洲”，越是冲不出亚洲，不是黑色1分钟，就是黑色3分钟。但这一年中国队却意外地一杆到底，一把走向世界。正是这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导致媒体老总们喊出了“国运决定球运”的大话，并错误地做出了扩版增人的决定。在媒体的互相攀比和恶性竞争中，大量青年进入这个看起来遍地是金的产业。那时候，有“八千足记”一说，意谓阵容庞大；也有“美女足记”一说，意谓分工细致。记者转会创造出百万纪录，亦令人侧目，这相当于今日一个够级别的CEO了。当时没有人相信，两年后，金饭碗就会变成纸饭碗。
　　当年的五里河成为一个欢乐的重灾地，无数的人在中国队提前出线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身上在过电。电视上打出“我们出线了”，字体大小和冲击力与申奥成功后的“我们赢了”不相上下。在队员更衣室内，足协领导及时出现，作了情绪激动的讲话，而米卢则一个人躲在一边。事后证明，只有米卢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利用世界杯前的间隙，接拍了大量广告。我当时在一家二级城市的小报上班，报社创刊之时，竟然也请到了老米。这意味着米卢同志走穴不拘一格，待钱一视同仁。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米卢不等世界杯结束后再来捞钱，那时候他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来享受商家的红包和人民的褒奖。
　　当时傻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冲出亚洲后，人民的胃口决定了预测家的胆量，一些资深从业人员开始这样下结论：中国队大赢哥斯达黎加是肯定的，小胜土耳其也有把握，平巴西不是没有可能。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就是癔症。但是当时谁能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泡沫呢？哪一个吃饱饭的人不相信鱼肉是唾手可得的？当足协按照自己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提出中国队世界杯“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的目标时，网络群众用口水把它给泡翻了。当时大家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有点“拿牛刀杀鸡”。
　　事实证明中国队后来一个球也没进。被我们低估的土耳其和巴西，一个第三，一个第一。米卢后来顺利与中国足协解约，走时，托运了50多箱行李，有消息说他赚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人民群众在世界杯小组赛后，眼睁睁看着一朵巨大的浪潮从自己面前退去，越退越远，不再回来。这种“得而复失”比“从未得到”更伤人，这个梦的破碎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对中国足球彻底嘲讽的道路。
　　而这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次出线是一次肾虚男人的伪雄起。宣传态度决定一切的米卢更像个江湖郎中，他的职责完完全全是一个刺激的工作，他不负责器质上的手术。他对虚弱者说：努力去做，不要背包袱，不要紧张，好好体验自身的快乐。而他自己对利益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中国足球共生死，他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把江湖游医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足协，足协要豪赌。如果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任期是无限的，他或许可以为中国队制订一个20年发展计划，可以把中国队弄得和日本队一样有长进。但是很遗憾，他们的任期是有限的，他们不愿意替下一任做嫁衣，他们更愿意在自己任内制造出某种指标上的假象。米卢只是这个豪赌工程的环节之一，其余像腰斩联赛、长期封训等工作也得到重视。阎世铎竭泽而渔都来不及，哪里有心思退耕还林？
　　按照理性判断，中国足球凭借这种发展思路，永远要排在韩国、日本、伊朗和沙特之后，永无冲出亚洲可能，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国队怎样才能出线呢？要上述4队通通不参赛方有可能。2001年，上帝制造了这一奇迹：韩国和日本作为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而张吉龙圣手一抽，又把中国队抽到没有伊朗、沙特的B组。事后，有人说要把张吉龙的手造为雕塑，供在神龛里。
　　关于这次世界杯奇遇，结论如下：阎世铎得到了他得到的，米卢得到了他得到的，只有中国足球继续丢盔弃甲。
　　
　　2002
　　姚明
　　中国巨人闯入NBA
　　
　　2002年，当瘦弱的姚明出现在火箭之城时，他拥有的声誉只是最长的竹竿。只有中国媒体辛勤地记录他的第一次上场、第一次投篮、第一次得分，第一次盖帽和第一次犯规，仿佛他是救世主。所幸，这个牛没有吹爆。
　　当年，姚明让巴克利亲了驴屁股，后来又用美国选民的支持，洗刷了自己靠中国选票力压奥尼尔的耻辱。他从“两双人”进化为“大两双人”，今年又成为“30+”俱乐部的一员。姚明的存在，使很多中国人思考自己是不是有霍元甲情结。这个思考的结果导致“姚蜜”和“姚黑”群体势不两立，这个争论现在还在继续，证明姚明一直在“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有位朋友说，如果姚明出生在河南或甘肃，他今日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个子。出生在上海的他，在自己具有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后，得到了牛奶和先进体育条件的支持。
　　
　　
　　2003
　　孙志刚
　　废除收容法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在广州做平面设计师的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被带到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已经不能告诉大家了。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孙的意义，不是他无辜的死，而是因为他的个性和勇气：如果他不曾学究式地向强势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让他的朋友带钱来“供奉”，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孙志刚以他的“不识时务”，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何为“人权”，何为“尊严”，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权利的得来要靠争取而不是恩赐，尽管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2004
　　郎咸平
　　质疑国企改革
　　
　　200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席卷国家财富。其后不久，顾雏军状告郎咸平污蔑。官司还没打完，顾雏军已锒铛入狱。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郎咸平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诸多民怨相结合，郎咸平引发了一场令人生畏的汹涌浪潮，一场贯穿中国政经界、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郎咸平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与改革开放路线共生的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却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民营企业家及一批坚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者被这拔地而起的风暴推到了被告席上。所幸，真理从来只接受实践的拷问，并被不断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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