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的草_苏阳像草一样,野蛮生长

　　 　　家乡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黄河的渠水流淌在远方／我在风沙中成长―― 《长在银川》 　　苏阳又喝大了。满桌的西北风味粤菜他还没来得及吃上几口，一杯杯白酒已经灌了下去，他还冒着刷爆卡的风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买了单。这真应了那句话，“哪怕胃喝出个洞洞，感情不能喝出条缝缝”。2000年，他就曾因喝酒过多导致胃穿孔，做了一次手术。
　　每次回到银川，总少不了喝酒，因为那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亲人，酒局经常可以持续一个多星期不断。在北京，苏阳反而很少出门，也不怎么跟外人来往，一般都是从四惠的住处到录音棚，再到排练房和各种演出场所，三点一线，生活单一且麻木。
　　闲时他会到潘家园淘杂书，那里书便宜，有老的版本，大部分是诗歌类的，例如《意象派诗选》、《卡蒙斯诗选》、《汉魏六朝诗选》、《杜甫叙论》、《格律诗小宝典》等，现在他手头上正在翻一本《词学解析》。之前看贾平凹的《秦腔》，他用陕西话默念着看完，里面有谱子，后来他就拿着琴放在旁边，不时地弹一下上边的段落。
　　在银川，一到晚上啥事没有，就是喝酒。“尽管物价比北京还高，可是餐馆从不缺热闹。”但是无论喝到多晚，他总会在六七点起来，一个人去街上转悠，有时候会走很长的路，伴随着日出，仔细打量这座物质上暴发、精神愈发荒凉的城市。他曾这样描述道：
　　在很多那样的地方，贫瘠但是倔强地长着我们的父辈，苍凉的黄沙滩和土房，黄色的村落，没有一点绿色，冬天枯草边那结实的冰，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叔叔和阿姨们，忍受贫瘠，在这里建工厂，造化肥，他们为忙碌后的低工资无法维生而争吵，哭，为生活的一点点改善而从心里笑。我们，还有后来的少年，同样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那样倔强，我们的生活在发生改变，跟随逐渐起来的小城镇。
　　苏阳原本出生在浙江小镇，7岁才随支边的父母定居银川。初中他曾因逃学被学校开除，后来混了一张转学证，上了宁夏最好的中学，高一时再次被开除，只能到陕西上中专，学了电工。
　　对他和周围的人来说，“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他先是喜欢画国画，后来找到了吉他就没再离过手。电工活他也干过，有一次爬得老高修理电线杆子，没想到漏电，啪的一下差点把他从上面打下来摔死。之后他跑到陕西，加入了类似贾樟柯电影《站台》里的文工团，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
　　1988年，17岁，一辆大卡车载着一群“文艺青年”，过着乞讨般的表演生活。大家吃住都在舞台上，冷了就盖上油毡布。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晚上少吃点，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经常有演不下去团长卷钱走人的时候。颠簸的土路上，伴随着他们的是侯德健的《归去来兮》和罗大佑的《诞生•青春舞曲》，尤其是罗大佑那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嗓子给了大多数人唱歌的胆量。
　　少年时代结束得很快，苏阳22岁回到银川，开始和市里青年秦腔剧团的一个演员谈恋爱。23岁结婚，还立马生了个娃，接着又组了个乐队，开始在刚兴起的夜总会里演奏谋生，主要是模仿港台和西方乐队。
　　那时他和大部分中国早期的摇滚歌手一样，前卫但是迷茫，留着披肩长发，疯狂地练琴，着了魔一样地想成为重金属吉他大师，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虚妄的目标。之后还开过酒吧，却自己把它喝垮了。就这样疯魔到30岁，为生计去银川的虹桥酒店，当了舞台总监和伴奏乐手。
　　
　　建发桥头
　　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哟／我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贤良》
　　苏阳本想带着我去看当地秦腔剧社的，谁知道开发商先到一步，原先的城中村已被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拾报废钢筋的工人和一辆钻地机在里面工作。踱过一块水泥板，下面是塞满优乐美纸杯和方便面袋子的干涸之河，仅存的几间秦腔剧社还在里面唱着小曲，外面一帮人在风吹日晒、已经起皱掉皮的台球案子上捅球。
　　听曲子的都是常客，一曲曲的挂红，话筒前面于是便挂满了绣着数字的绸巾，穿着霹雳的女演员一个个轮番上台献唱，男演员早都不见了踪影。她们大多是在糊弄，倒是伴奏的板胡拉得味道十足――那人曾是苏阳妻子所在剧团的首席板胡。
　　苏阳以前也是常客，每次来能待上一下午，最后他意识到对方并不好好唱，全奔钱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来过了。谈起秦腔，他最爱《下河东》里的“三十六哭”、《斩李广》中的“七十二个再不能”，还有《斩单童》。这3部戏都是秦腔的代表作，分别斩了3员大将，全都是悲剧，他认为在表现力上比摇滚乐更为真挚和彻底。
　　在盲目地模仿了一阵西方摇滚乐之后，苏阳开始厌倦，他听一个外国鼓手说过，“倾听生活中自然的声音，模仿它”，他想，这对象一定包含花开、落叶静静地呆在地上、母亲肚子里的婴孩、早晨的街道、我们身上的血液、相互凝望的眼睛、冻结的河流、草籽在土里发芽。
　　摇滚毕竟不能拯救中国音乐，它只是贡献了节奏，音乐的语言还是要自己找。有段时间，苏阳到处打听能唱小曲的艺人，他想摸索以前民间音乐的语言旋律习惯，包括花儿。他曾经参加过甘肃和政县松鸣岩的万人花儿大会，每个人找棵树就开始唱，谁能把谁唱得接不上，谁就是最俏的情郎，场面非常壮观――可当每个人的手机响起，全是口水歌，又把人带回到现实中来。
　　民歌正在消亡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地人自己也正打算遗忘。如果不是政府有意挖掘原生态民歌，当地人也看不起这些音乐表达方法。也许他们觉得歌舞团之类的MIDI伴奏，和有民族服装的用学院嗓音唱的才叫民歌。
　　于是，他在第一张专辑《贤良》的前言里发出了质问：
　　新世纪的新民间，在新的音乐形式下，曾经发出了鱼鼓书、贤孝、秦腔的声音的人群，在今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语言吗？可以有自己的习惯吗？能发出离人群最近的歌声吗？能在生活中歌唱吗？能让眼泪和笑都在歌唱里更直接吗？能尝试让血液回到身体里来吗？通过喉咙，可以有自己身体发出的歌唱吗？希望能听我们掩盖的笨拙的表达下的声音，有关逐渐被公路和楼宇吞噬的土地，有关简单卑贱的像蚂蚁一样奔波惶恐繁衍生息的人群，有关我们血液发出的哭和笑，有关变了形的家乡的消息，有关生活的细节，更多，但，不仅如此。
　　问题也许在2004年银川富宁街小戏社里“土的声音”小型演出已经得到了解答。当时舞台很简陋，平时就是一帮老人打麻将的场所。苏阳专门租了一天，按照他们以往的小公告，在门口小黑板上写道：今天晚上苏阳乐队演出，演出人员谁谁谁。因为音响声音太大，演出期间就有人投诉，110来了两次，但都没有严厉要求停止，而是看完了才走。最后20元的票没卖几张，但门口半条街全是免费听众，苏阳从这些人的表情看出来他们是真的爱听，而不是在凑热闹。因为他们听到的不是被阉割过的民歌，而是几乎遗忘的旋律。“后来的照片里，有一个中年妇女贴着窗户，神态太让人感动了。”苏阳回忆道。
　　就在那天晚上，苏阳开始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交流的途径。
　　
　　盐池县
　　陌生的人呀，经过我的村庄／听我像风中的树叶为你歌唱／这歌声啊，是黑夜做的衣裳／你听见我的心跳和血在流淌――《像草一样》
　　盐池有3样东西名头比较响：羊肉好吃、土地干旱、人能喝酒。苏阳上次来的时候，一口凉菜都没吃就被敬了18杯，立马不省人事。
　　这里跟中国很多富饶县城一样，靠自然资源起家，然后就有了新修建的广场、政府和银行、电力公司之类垄断公司的大楼，接着是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大饭店和三四条繁华的商业街，轰轰的叫卖声和蔓延的红色商品打折条幅，多数是地方白酒和服装品牌。纵横其中的是小城青少年，他们三三两两从台球厅、录像厅和网吧里走进走出，年龄稍大的多数穿着黑灰色的夹克，竖起一头染发。
　　当晚吃饭的有摄影爱好者、画油画和国画的、诗社成员，还有弹贝斯的，他们都来自这个县城，苏阳的第二故乡，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没喝一口酒。
　　苏阳已经来了无数次盐池，多数是为了采风，虽然他讨厌“采风”这个词。他“更想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歌唱的态度，他们怎样用身体来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线谱或者阿拉伯数字来记下他们的旋律。”
　　之前他曾冒着严寒拜会过这里的小曲艺人李学皋，李老汉能把话变成歌来迎接他们：“友情又送友谊人，友谊人又把友情送，崔莺莺又送小张生，苏三姐要送王金龙，张桂英又送高学生，王宝川又把平贵送……”老汉声腔共鸣性强，浑厚，瓷实，通过嗓子形成颗粒感强的粗线条声线，偏中音，一边唱着盐池民间小调，一边眉毛一攒一挑。
　　对于人生和音乐，老汉从来就没有过痛苦的选择，中国乡村式的乐观主义态度竟与美国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布鲁斯音乐如此一拍即合，那是生活在底层的的人民的一种权利。
　　谈起民歌，苏阳就来劲，他认为那些东西特别美，说着就能来几段花儿：“出去了大门往树上绕（拿眼睛往上瞟）嘞，喜鹊在盘窝，我就把我的大眼睛想着，我把我的大身材想着。”他说这些东西貌似迟钝，实际上却比西方语言更迅速。“我揭开门帘往里面绕着，我的二牡丹正在睡着，我就把我的憨肉肉想着。”
　　他说《诗经》就来自于民歌，但因为中国语言太强大，于是音乐一度变成了附属品。而民歌是什么，民歌就是女人苦了哭一哭，男人苦了唱一唱，娱乐消遣是它，悲苦高兴庆祝也是它。
　　苏阳固执地相信音乐与日常生活以及内心的关系。在新专辑里，他似乎对现实充满了更深的忧虑，因为唱民歌的人群正被迅速地瓦解，乡村已经上了手术台，肢解后变得半死不活：“我们提前过上了城里的生活。高楼，合同，谈判，生意，农村变成县城，县城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即使在宁夏盐池那么小的县城，落地窗外，是崭新的楼宇。我们把身上从那片土地带来的汗水和一腔热血，都给了这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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