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让翻译缺席:别了好莱坞先生翻译

　　虽然巩俐的英语能力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实际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观众眼睛里看出来的巩俐永远是那个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乡下女人的形象。 　　
　　巩俐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迈阿密罪恶》最近在美国公映。好莱坞的首映式请我的一个朋友担任巩俐的翻译。事后《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夸奖了一番巩俐“女学生一般”清纯美丽之后，特别着重描写了她的安静和沉默，以及在拍片过程中所遇到的语言障碍。据导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透露，巩俐拍片期间每天要做两三个小时的语言功课，虽然最终仍有交流困难，但是已不妨碍她与男一号演感情充沛的对手戏。巩俐却认为，众多影人之中，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的语言尤其难懂，因为他在与演员交流过程中“时常不用通俗的语言”。
　　文章还提到了我的作为巩俐的翻译的朋友，称赞他用特有的缓慢的语速，把巩俐的中文转化成“既富有激情又优雅”的美国通俗用语，虽然有这样好的翻译，这位美国的记者仍然觉得和巩俐的交流隔了一层，恨不能自己也懂中文才能尽兴。
　　虽然巩俐的英语能力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实际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观众眼睛里看出来的巩俐永远是那个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乡下女人的形象。那是张艺谋煞费苦心帮她设计的。最好不懂英文，即便懂了也应该装着不懂，反正美国观众永远觉得和她的交流“隔一层”。这与她神秘而性感的形象毫不冲突。
　　比她年轻的章子怡就有幸扮演了另一类型，她在语言、文化、价值取向上和西方人没有太大的距离，然而共通的外表下却暗暗地掌握了某种祖上传下来的秘密武器，神秘之外又有点危险。从《卧虎藏龙》到《艺伎回忆录》一路下来她都是这样的。
　　这都说明形象工程和语言能力真的不是一回事。说到底，好莱坞那个地方是没有我这位翻译朋友的位置的。因为在那儿重要的不在于沟通，而在于表演。好莱坞真的不是Ｕ．Ｎ．，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我们都只能生活在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翻译风波》的荒诞世界之中了。
　　最近看了几个国内关于以前著名的国际主义者的演绎，发现它们也同样使得翻译缺席。
　　一个月以前我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里看了一场由大山主演的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我的几个女朋友死活不肯陪我去看，但是出于职业道德，我还是坚持去了而且看到了底。所谓职业道德，是因为我最近对三四十年代的国际主义运动史十分感兴趣，尤其是中间牵扯到文化交流的内容。公平地说，大山扮演的斯诺还真的挺不错的。吐字十分清楚，语速也很让人感到舒服。我学了一辈子外文，深知这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但是这个话剧最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它为了强调斯诺的理想主义，似乎过度地把延安表现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秘的化外之地。我实际上看过不少英文报刊，有的是在上海编辑的，有的是在纽约编辑的，其中对于红军长征以及延安的状况有过详细的报道，有不少证据证明斯诺读过这些刊物，也就是说他的延安之行不只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信仰之旅，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和大量预谋而进行的。后来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发自中国的文章也都是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
　　３０年代的“左派”往往是非常主动地去与西方世界接近并进行交流的，并没有甘于政治和地理上边缘化和孤立化。无论中国的，外国的，他们作为翻译者的活动却被历史忘却了。与此同时大山这样的双语人才又被塑造成为跨国跨文化明星。国际主义到底是一个形象工程，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的平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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