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之：和禽流感较劲:禽流感

　　我爸最好的一点是，他老表扬我，老说你肯定行，所以虽然我成绩那么差，但也没丧失自信心，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学好 　　 　　1984年的夏天，陶一之小学毕业。在大学教英文的父亲对她说，“那你在家里搞自学吧。”12岁的陶一之想想，“那也蛮好的哦，可以不用去上学”。于是那一年，她在捧着《红楼梦》多愁善感之余，顺便也把父亲找来的初中课本全部念完了。
　　
　　这自学一年的远期效应，就是她现在都还能对大量的红楼梦诗词倒背如流，而短期结果，就是第二年插班到长沙一中上高中，她的成绩也成了班上垫底的。“因为自学，作业又做得少，学的东西就不扎实，所以插班后成绩特别差，我们班上有50多名同学，都比我大两岁左右，我大概排在40名的样子。”
　　不过陶一之也不急，反正那就“混混吧”。可没想到时间过那么快，混一混，突然就要高考了，“这可怎么办呢？要考不上大学，也比较麻烦，就业有困难”。她这下子急起来，把《红楼梦》搁到一边，开始发狠，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做功课做到12点，“也蛮可怜的啊，一个小孩子”。她现在想起那段时间，还“啧啧”的。这么一发狠，成绩上去了，还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生物系。
　　关键时刻发发狠，已经成为陶一之在和工作较劲时的必杀技。这一次，她发狠的对象是近十年来最猖獗的流感病毒H5N1，俗称的禽流感。
　　
　　制服禽流感，路走了一半
　　
　　从1997年被发现，到2002年开始猖獗，禽流感病毒在挑战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在全球生物学界掀起了一场竞赛。英美等地数十个实验室同时开始针对禽流感H5N1病毒进行研究。
　　2006年12月，权威杂志英国科学周刊《自然》报道，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的华人女科学家陶一之博士领导的小组，找到了H5N1病毒的弱点：该病毒的核蛋白的某一部分的分子结构相对薄弱，可作为开发新的抗禽流感药物的突破口。
　　陶一之研究的主要方式叫做“结晶学”，即培养大量该病毒的蛋白质晶体，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和研究。而整个研究的最难部分，就是蛋白质晶体的培养。“蛋白质分子很大，而且结构不是很牢固，所以要培养它的晶体，比培养钻石或者食盐晶体难多了。”晶体的低产量一度让陶一之很丧气，“觉得肯定长不出来”。但在经过数千次的尝试后，终于培养出足够用于进一步观察的晶体，从而找到了禽流感病毒的“软肋”。
　　“如果说到最终制服禽流感H5N1病毒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路大概走了一半。”陶一之表示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理想的突破口，剩下的一半路就是――“去找能够有效抑制这个核蛋白的功能的小分子药物。”
　　陶一之和禽流感较上劲，还是2002年的事情。那时她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来到休斯敦，任教于莱斯大学。禽流感病毒那一年开始大范围传播，无论是从对于人类的意义，还是从病毒研究的学术价值上来讲，这种变异速度极快、杀伤力巨大的病毒都深深地吸引了陶一之，她一头便扎进了对H5N1的研究中。
　　自由的学术风气，让陶一之可以研究任何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但同时也让她的责任重大：一旦交不出成绩，便没法继续得到经费。而她做实验需要的胚胎牛血清，一瓶就要几百美元，到现在为止，陶一之已记不清用了多少瓶，她唯一清醒的意识是：要确保资金不掉链子，就必须在和英美数十家实验室的竞赛中早日胜出。
　　于是陶一之和助手们每天都至少工作12个小时，熬夜做实验更是家常便饭，“压力很大”。但她觉得，冒险做禽流感病毒的研究还是挺值得的，“我这一辈子就是搞科研，要不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不是浪费时间？万一真做不出来，大不了我走人。”
　　
　　科学不能解释一切
　　
　　虽然凭借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而成为明星科学家，不过，生物并非陶一之最倾心的研究领域。在她自己设计的实验室网站上，首页就是爱因斯坦画像。
　　“学物理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希望能够通过解方程，来预测某一个系统，比方它的行为是怎样，它的将来怎样，它的过去怎样。但运用到生物学领域的话，生物太复杂了，所以在我们可见的将来，是不可能预测的。这只是热爱物理的人的一个梦想。”
　　很多科学家都有宗教情结，陶一之也对基督教有特别的亲切感。
　　“（宗教）有时候也是对人类智能的怀疑吧。即使人类已经有智能，但我们的智慧仍然无法和自然相比。比如我们现在对进化的理解，认为它就是一种随机的进化，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不好解释这种随机性。至于生老病死，可能都是造物主早就定好的，烦心也没有用。”
　　去年3月，陶一之当上了母亲。她的先生是当初一起出国的同学，两人结婚已经13年。目前先生开了一家电子公司，经常美国中国两边跑。而为了照顾家庭，陶一之也不得不把生活重心从实验室挪一部分回家里，以前一边听着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一边观察蛋白质结晶的时间，现在都要用来唱儿歌哄女儿入睡。
　　这个新妈妈不会勉强女儿受洗，但她认为教会可以给孩子带来良好影响。“教会里实际上是天天做德育的，这样教育出来的诚实、简单生活、爱和帮助等信念，就比较根深蒂固。”她还打算等女儿学会走路了，就带她到实验室来，帮自己洗洗盘子什么的，“让她从小耳濡目染”。
　　陶一之依然喜欢《红楼梦》，只是她的心态已经从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成长为成熟老练的薛宝钗。从网上看到热闹的“红楼选秀”，她觉得：“那些演员长得都挺漂亮的，但气质就不大对头，要从这里面选演员就糟糕了。”
　　
　　陶一之答记者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陶一之：我还是比较满意吧。我以前就想过这种在学校里面搞科研的生活，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还能领工资支付自己的生活，还有比这样更好的事情吗？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体会要和他人分享？
　　陶一之：我觉得，首先是对自己有信心。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有很多中国学生到大学一直都很顺，但是出国了，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碰到别的很厉害的人，自己一时半会受挫折，就很难接受。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对自己有信心，还是要不停努力。
　　比如，我爸虽然让我在中学阶段挺曲折的，但最好的一点是，他老表扬我，老说你肯定行，所以虽然我成绩那么差，但也没丧失自信心，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学好。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的时代，你了解吗？有没有代沟存在？
　　陶一之：我觉得跟父母没有代沟，很聊得来。反而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代沟。我觉得我爸妈那一代，对工作的态度挺认真、挺敬业的，在生活上也比较简朴，我很认同。
　　新一代人可能在物质上的要求会比较高。找工作时，更注重效益方面，比方说薪水、工作时间。我个人觉得干工作，不要把报酬放在第一位，努力干就是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长领域之外，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陶一之：社会要进步，主要还是在个人，每个公民都应该工作更努力，对人更平和，不光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而是要对整个社会都有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陶一之：我没什么很大的担忧。困难肯定都会有，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会有。比方说生老病死，不是由个人所定的，可能造物主都定好了，担忧也没有用。每个人在任何处境都做到最好吧。
　　像美国演超人的那个演员，活着时颈部以下瘫痪，但他能生活得很有意义，对人很有启发。这样的生活还是很好。所以，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成就。
　　我还有一个体会，有时候做决定很困难，痛苦也就是这样来的。但其实决定就算做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开了，就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责任？
　　陶一之：我对责任的理解可能更多一点。除了工作中对同事、对实验室成员有责任，我更有体会的，是对社会的责任。基督教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字：公义，我觉得特别好。公，是说不光要对和我们有关系的人好，对没关系的人也要有一种责任感；义，是说要有一种爱吧。
　　我觉得自己有些问题，华人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可能少一些，像捐款什么的，就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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