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记者_司马文武　只想做真正的记者

　　和情报单位大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创办台湾第一份专业新闻周刊，担任多家媒体的发行人和社长……2000年后，他却出任了“国安会”副秘书长。简而言之，一个骂了半辈子政府的传媒人去当了特务头子！
　　
　　
　　“我是江春男。”当对面这个男人伸出手时，环顾四周，我们所处的环境实在有些特别。旁边一群穿着整齐黑西装的男人正在窃窃私语，江春男嘴角带有一丝不屑：“都是些政治人物。”
　　这里是台北圆山大饭店咖啡厅，离我们这张桌子不远处专门挂出了吸引大陆游客的招牌――“经典蒋夫人早餐”。圆山大饭店是宋美龄力主建设的，在1949年之后，它是台湾最高档的酒店，相当长时间内履行了“国宾馆”的职责。民进党成立选在了这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时也住在这里。
　　我们揣测江春男带我们来这里是否有特别含义，他淡淡地笑笑 ：“我家就在附近，来这里很好，方便我接小孩。”
　　他对台北的咖啡馆非常熟悉。不单是因为他喜欢喝咖啡，20多年前，他在“党外”杂志打拼，把采访对象约在咖啡馆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记者时为台湾民主鼓与呼，脱离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去办党外杂志，和情报单位大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创办台湾第一份专业新闻周刊，并担任多家媒体的发行人和社长……他的媒体从业经历足够传奇，但和他另一个身份相比，却稍逊风骚――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他担任“国安会”副秘书长。
　　“国安会”是“为总统决定国家安全有关之大政方针之咨询机关”。从“总统”以下，都是高官参与。简而言之，一个骂了半辈子政府的传媒人去当了特务头子！
　　陈水扁两次竞选“总统”成功，两份就职演说辞都出自他的手笔，因此江春男被称作陈水扁的“文胆”。即便交情如此深厚，党外时期又都是一起打拼的战友，他却终身未曾踏入民进党的大门。2004年，陈水扁连任，权势达到顶峰，江春男却飘然而去，回复了书生本色――当专栏作家。
　　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请他去《苹果日报》，他提出条件：“什么头衔都不用，顾问就好，只要让我写文章就好！”在他看来，当专栏作家是世界上最过瘾的事情――可以坚持理想、“推销”正义，又不必“身先士卒”。
　　年轻时他涌动着浪漫的基因，想浪迹天涯，做另一个阿拉伯的劳伦斯，但时代大环境只容许他以一支健笔横扫报界。穷得要死，却充满了使命感，“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怕，只是觉得很刺激，觉得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只是苦了家人和太太。他老家在台中林区，办党外杂志的时候，一有人来，弟弟就赶紧把家里的书藏起来。他的堂伯因“2•28事件”被抓去关了27年。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工会受到严格控制。太太便是因受他牵连，从海员工会干事降到助理干事，再降到雇员、临时雇员，最后干脆待不下去了。
　　谈及早年病故的太太，喜欢冷幽默的江春男顿了下来。
　　吊诡的人生与丰富的阅历让他对台湾的政界以及人性有了特别的观察，很多时候外界以为壮怀激烈的事情在他看来不过是人性的普通一面：
　　老朋友施明德因“美丽岛事件”受审，表现得铁骨铮铮。在江春男看来，这不过是施明德努力做给女朋友们看的。施没钱没势还搞政治，又很喜欢女人，关键时刻当然要表现出男子汉气概，不然哪个女人肯跟他。
　　采访就要结束时，摄影师拉住他要拍照片，一直和气的江春男却没耐心了，非常客气，但仍迅速离开，“抱歉，我得去接小孩下学。”
　　生于1944年的他和现在的夫人（第二任）结婚时已经61岁了，夫人小他22岁。生性浪漫的江春男得到了朋友的恭贺，却没有得到岳丈的祝福。
　　回首往事，“做错事、找错工作、爱错人、喝太多酒”是他的遗憾。但在外人看来，他的一生何尝不是快意江湖的呢？
　　
　　做一份专业媒体的信念
　　
　　江春男的笔名司马文武比真名更响，这是初中时写武侠小说起的名字。“司马”在古代是指国防部长，“文武”则是期待自己能文武双全，不愿当依附权势的文人。
　　《中国时报》是他新闻生涯的第一站，当时他主跑政治、“外交”。一次《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在国民党中常会里听说美国要与台湾“断交”，马上让司马文武去做深入报道。结果安全部门找上门来，逼问怎么了解的信息，要他把余纪忠供出来。
　　
　　司马文武很困惑：余纪忠是国民党大佬，名列中常委，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了《中国时报》。出国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游荡，最终还是选择投身“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之路。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老板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无法代表台湾的民众。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份――《八十年代》（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深耕》、《大地生活》。每本杂志的编辑、作者都很有限，主要是靠约来的稿子。后来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当时就在《大地生活》当编辑，他这样写道：
　　“……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江春男豪情万丈，却不愿把杂志办成党团组织，而“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施明德、吕秀莲就是以杂志社为招牌发展组织的。独派大佬郑南榕办党外杂志的理念是你既然乱禁，那我就乱写。江春男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在他心中，媒体始终独立，不能用来搞政治。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份专业媒体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戒严时代，纵然有党外友人骂他是“放水派”，他也不改其志。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江春男的信念终于得到制度认可。他先后担任《新新闻》总编辑、社长、发行人、董事长，《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台湾日报》发行人等职务。
　　在“国安会”当副秘书长期间，江春男彻底断绝和媒介的联系，不接受采访，不写文章。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他笑笑说，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比大家早一点知道消息而已。
　　真的这么简单吗？
　　台湾媒体倒透露过一些消息：江春男曾以“国安会”副秘书长身份去以色列考察，试图引进先进潜艇；他还频频出访印度，和军方有过深度交流；外界还盛传他会接任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或驻加拿大代表，最后都不了了之。2004年，陈水扁连任，江春男却辞了官重回新闻界。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的梦想是“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江春男的一生，已经接近这个境界。
　　然而对一个男人来说，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去投身一项事业，最后理想实现了，却又成了少数新权贵贪腐的途径，其中的苦痛又能向谁去说？所以他说：“我只想当一个真正的记者，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梦想。”
　　
　　政治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种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报人，为什么您会选择去“国安会”？
　　司马文武：那是阿扁找我去的，刚好有这个机会嘛。我对情报很好奇，“国安会”负责“国际政治”、“国际外交”嘛，经常离开台湾。我可以到中亚中东印度，以前要去很麻烦，现在全都有人安排，可以跟很多以前见不到的人见面谈事情，这是我想做的事。“国安会”还不必上班，因为上不上班没人知道。第二个是不必穿西装，不必面对记者，非常flexible（灵活），而且和记者一样，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也想为台湾做点事情嘛，也想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海峡有中线，以前想不清楚，现在搞清楚了。
　　人物周刊：党外时期，您是情报部门的眼中钉，后来反而成了他们的上司，双方什么感觉？
　　司马文武：那些局长啊将军啊，以前不敢见面的都变成同事了。我就想看以前的档案，看他们怎么跟踪，他们在想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同行的想法都差不多。
　　党外戒严时代，民主国家很少。像很多东欧国家，捷克、波兰，我跟他们很熟，布拉格的总编辑说他们跟台湾党外媒体很像，他们也是在挣扎，要民主化。所谓“化”是很长的过程，台湾也是一样啊。
　　人物周刊：以您的观察，哪些台湾政治人物值得称许？
　　司马文武：政治人物各有所长。记者本是批评家，很容易看到缺点问题困难。但你不要忽视另外一面，政治人物很不简单啊，他是很特别的人种。
　　以前最有魅力的应该是施明德。他开始不大会讲话，越讲越会讲，有说服人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像看希腊悲剧一样。不管他讲什么，大家会莫名感动。他一生都为了政治活，钱财无所谓，生活无所谓，睡在哪里都可以，一无所有。他有英雄气概，浪漫。当然，他照顾小孩太太那是另一回事。
　　李登辉也很特别，我骂他很多，黑金政治之类。但若讲到他的处境，带着秘书进“总统府”，就两个人而已啊。“总统府”全是军人，文人就那么两个啊，那个党跟他格格不入。
　　他非常日本化，不懂中国文化，但会花很多时间做功课，让人崇拜他，比如说他喜欢找将军打高尔夫，在这上面证明他比他们高大、体力好。
　　他学问好，每个月都在政府开会，请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讲完他再给下级讲解，谈历史、科学、农业，都比你懂，这你能不服气吗？
　　比如说李登辉和一个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见面后吃饭。谈了两个钟头全都是他（李登辉）讲话，饭后科学家说受教良多。李登辉为跟他谈话把书看了两个礼拜，要当众表现他的学问。他有战略观，当年蒋经国小看他了。
　　人物周刊：陈水扁这样的曾经的战友被权力腐化，您有什么感受或启示？
　　司马文武：更了解政治的本质，更了解权力和人性。 任何政权都需要更替。我没有那么失望，人在民主面前要谦虚，权力都不是你天生就有的，都是因缘际会。刚好你有机会做做看，下次别人有机会别人做。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4年的从政经历？
　　司马文武：没有什么贡献。不过作为记者永远没办法了解的黑箱，现在都了解了。买武器怎么决策的，军事怎么部署的，“外交”怎么做的，这都是秘密。我以前也搞不清楚，慢慢就知道了。这段经历对记者生涯有帮助，外行怎么也写不到要点。政治里外看差不多，但是军事部署不一样。
　　
　　宋楚瑜说，假的有什么关系
　　
　　人物周刊：从业以来哪段时间最开心？
　　司马文武：党外时代。那个时候有使命感，而不是成就感，很多人都支持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人做了，所以很有意义。很多事情没有人敢写出来，只有我们敢写。
　　人物周刊：海外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司马文武：就觉得国民党不算什么，台湾不算什么。一次准备走丝路，从土耳其走到印度，申请土耳其的签证，土耳其的大使馆说，从来没有听过（台湾）啊。国民党一直骗我们，也骗自己，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我们一直不知道。没人知道台湾是在哪里，代表中国那是愚民政策，是笑话。
　　宋楚瑜当“新闻局长”时，越战结束了，南越难民很多。国民党突然拿出一个血书，说这是南海的越南人用血写的。他们用那个宣传，国家很重要啊，个人不算什么。我们就批：什么个人不重要啊，你那个东西是假的嘛，骗人也不是这样骗的啊。宋就找我吃饭，他说假的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也是假的。
　　这不是愚民政策嘛？社会慢慢开放，information进来了，他还很害怕我们知道，但information是挡不住的啊。
　　人物周刊：做党外媒体有效推动了社会开放，而台湾媒体现状堪忧，您怎么看？
　　司马文武：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是老人家普遍的想法，但这是必经的过程，过程比结果重要。民主也是一样，争取过程充满浪漫色彩，得到后就很无聊。当民主斗士很有意思，等到民主时你变成政客了。
　　争取新闻自由时很有意思。比如菲律宾，20年前就非常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台湾现在也乱七八糟，就像暴发户一样，一下子有钱了怎么办？就乱花。等后来知道理财才明白。
　　台湾的新闻有点像香港的新闻，香港的新闻是从英国来的小报、八卦报。现在的乱象不要紧，社会有自我复苏能力。比如最乱的是电视，搞电视的人其实充满了负罪感，他也不想这么做，但欲罢不能，只有看着收视率一点点掉才会慢慢改变。
　　人物周刊：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待记者角色的变化？
　　司马文武：现在讲media（媒体），是media industry（媒体工业）。有些报纸要关门，不得了，好像快世界末日的样子，但为什么对工厂关门大家不觉得怎么样？报纸跟工厂、公司一样 ，公司不好要关门哪。
　　当记者不是浪漫的事，要有个性，跟作家、艺术家一样，不大在乎名利。这行业没办法升迁，每天都是同样的事，也没办法累积，又没有钱，颠沛流离，看不到明天。但这又是个很特别的行业，越不自由的地方就越该有人做，也越有意义；越民主越开放的国家这个行业越没意思。
　　在不民主的国家，记者充满了使命感。拉美的记者、作家、民主斗士是在一起的，我们在党外时代也是，现在不一样了，慢慢变成专业记者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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