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记者之死_打假者之死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电话那头，陈晓兰这样告诉记者。 　　陈晓兰是上海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十多年来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做斗争，成为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而陈所说的“他”，指的是同在医药行业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两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识。
　　11月初，“高敬德蹊跷身亡”的消息在网络中逐步流传。最初，陈晓兰认定高的死有隐情，并为此奔走试图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过，在了解更多的内情后，陈晓兰现在更多的感觉是沮丧和悲哀，“没有人能说清楚真实的高敬德是什么样的，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了，用一层一层的东西，让别人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对于高敬德的死，新华社在11月11日发布的简短通报称：“药品打假人高某因患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于10月2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迟来的消息让所有与高敬德相识者感到惊讶。在长三角地区的医药圈内，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八年的药品打假经历已为其在民间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但是，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高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孤独的神秘人
　　“老高是个不透明的人。”作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东这样评价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话，我也不能确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龄和学历。按照过去媒体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岁。
　　不过，记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证资料显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真实年龄应为52岁。
　　除此之外，高的学历也有出入，据高本人在媒体中的自述，他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1月14日，记者就此向安徽中医学院求证。该校校友会一位董姓老师向记者证实,在该校校友录的数据库中没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说明的是，安徽中医学院的校友数据库是该校建校50周年校庆时建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毕业于该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均在录。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无子女，他的早年岁月已难以考证。只有邻居们的零星记忆表明，他在1996年从外地搬入上海大场镇南大路联新社区居住，现住址为146弄8号303室。
　　如今，这里大门紧闭，唯一醒目的是门前拐角处放着的一堆瓶子、木板等杂物，灰尘已有几毫米厚，似有多时未被清理。
　　“他平时很少住在家里”，这是邻居们的共识。至于不在家过夜的原因，据高本人生前解释，主要是因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馆或浴室过夜”。
　　“此前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记者来上海采访，提出去他家里拍摄，他死活不肯答应。”王海东这样分析，“也许是他有忌讳，家里比较脏，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踪神秘，几乎没有人知道高的具体行踪。不过，一个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过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请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帮其代写自己的刑事起诉书。
　　如今，高的一些上访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仍保存在该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档中。
　　作为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南京某大学学生陆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间曾与高有过联系。
　　“头发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随身拎着大包，里面装满各种打假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假药名单。”陆光这样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们当时对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无尽索取，包括让法律援助中心代写他替别人代理的民事起诉状，占用其他求助者的时间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前的高敬德，鲜有相知的朋友，“对他只是认识，并不了解。”陈晓兰这样说。陈在2006年被聘为上海药监局的社会监督员，其后又被聘为上海医保局的社会监督员。
　　有一段时间，高敬德时常打电话询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补贴？有奖励吗？”
　　“我跟他不一样，他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钱，这也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此后，陈晓兰自觉地与高敬德疏远，她的解释是，“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数年的打假并没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职业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数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来自打假举报所获得的药监部门的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的额外收入。
　　
　　高调打假
　　“他讲话得罪人，有些场合他开口就是‘我是打假的’，显得很大牌。” 在朋友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打假方式太高调了。
　　更重要的是，高调的打假方式，四处树敌，并不被药监部门喜欢。在杭州市药监部门内部，一些人对高的评价是“难缠”二字，其最后一次在舆论间引起轰动即在杭州。
　　今年6月，高敬德到杭州江干区药监局举报一起售假药案，工作人员喊来售假者，现场起草供双方私了的协商意见，并盖上药监部门公章，此事曾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敬德的药品打假模式，是其性格使然，“他的胆子很大，也有些较真。”这是高敬德留给杭州的相识者叶征潮的印象，叶与高在浙江经视315的打假晚会现场结识，此后有过数面之缘。
　　而在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高调，是因为高其他方面有局限的原因，“他不懂电脑、不会上网，很多事情需要别人代劳”。此外，高在医药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所以他的打假相对低级一些”。
　　之所以走上打假之路，按高在媒体上的自述是因为“服了假药，却又讨不到任何说法”。他走上职业药品打假之路始于2003年。
　　是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任职，其间因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问题与公司交恶，最后被以“旷工”为名辞退。
　　此后，他开始了职业药品打假道路，其主要打假地在上海、杭州和南京，所涉及的打假领域主要为性保健品，也包括一些减肥药。
　　进入新世纪以来，医药行业的腐败问题频繁曝光，公众对制假售假怨气冲天，当高敬德的名字与“药品打假”等热点词汇联系起来的时候，他的打假行为也自然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亦为高带来了相应的声誉。
　　2008年，高敬德达到了荣耀的顶点，是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医院打假，并被该医院打伤，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即引起关注，高敬德在媒体上赢得了“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称号。也正是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名人的身份也为他打假带来便利，由于高调的行事和打假的事实，他每到一地，几乎都有记者陪同，其自称已与1000多个记者打过交道。
　　王海东归纳，高打假的方法是：每到一个地方打假，他均会主动联系当地媒体的记者，并带着记者一起暗访打假。
　　在发现假药后，高即会向相关药监部门举报。如果药监部门不处理或采用“拖”字诀的话，高的应对措施，一般是投诉药监部门“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这是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发现无法撼动本地药监部门时，高的选择往往是去更高一级的药监部门上访。
　　在南京逗留期间，高就曾向陆光提及此次进京上访的目的：“一是为几年前自己被打伤上诉失败的一个案件。二是向国家药监局举报杭州药监局相关行政人员。”
　　
　　北京上访
　　“我可能活不长了。”早在两年前，联建社区门口的保安队长曾在与高的闲聊中听其这么说，“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整个人变得日渐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确诊断的病还包括胃出血等症状。
　　在陆光的回忆中，在南京期间，高因脑部垂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诊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当时他有些说话不清，一激动便剧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状况还可以。”
　　离开南京后，高敬德抵达北京的时间在9月底。在北京期间，他入住位于西城区护国寺中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
　　10月9日这天，北京某报记者李超见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见的最后一家媒体的记者，在此之前，他还陆续接触过北京其他媒体的记者。
　　原本约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访打假，但由于高敬德当天发烧，他去了护国寺中医院就诊，此前的约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区打假。据李超介绍，在暗访结束后的当天下午五点，高敬德还独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11日半夜的事件成为了高此行的转折点。据旅店老板的说法是：“高敬德半夜大声说梦话，大喊大叫，看起来不正常。由于小旅馆的隔音效果不好，住在隔壁屋子的住客被吵后，与高发生了争执，其间有人报警，该旅馆辖区所在的厂桥派出所人员闻讯赶来，发现高系上访者后将其带回。”
　　10月12日，李超在厂桥派出所见到了高敬德，不久他被驻京办带走。在高被带走时，李超拍下了这辆车牌为京E45428的白色面包车，并将消息发布在了微博上。
　　同一天下午1点44分，在上海的陈晓兰医生给高敬德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高敬德告诉陈晓兰，他正在派出所，“从当时讲话的语速、口气，我没感觉到他有异常。”
　　这个时长16分57秒的问候电话结束之后，陈晓兰以为高并无大碍，于是就出门了。在晚上回到住处后，她惊讶地发现微博上传播着“高敬德被上海驻京办带走”的消息。
　　由于有照片的“真相”在，她立刻给高敬德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在当天晚间6点17分打出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并没有声音。
　　“我当时很担心他可能不方便说话，所以，就一个人在电话这边自言自语。我还问他，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但是电话那边始终没有回应。”一分钟后，陈晓兰又给高敬德打了电话，但手机仍然是接通但无人说话的状态。
　　次日上午，李超接到了高敬德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高对李超说，“我要被送回上海了！”此后，高本人与外界再无联络。
　　对于高被驻京办带走的过程，上海官方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说法：“10月12日下午，上海在京工作人员接到北京有关方面的电话，称一名叫高敬德的上海市民因健康等原因，提出希望回上海接受治疗。”
　　至今，陈晓兰仍不明白，高敬德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诉别人？“他自己要求回上海和被强制送回上海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较早得知高敬德死亡消息的人是王海东。11月4日下午，王陪同当地宝山区电视台的记者去高的住处，被联新社区居委会的人告知“（高）已经死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死活不相信，怀疑他非正常死亡！”王海东这样说。
　　高死亡的消息此后亦在网络中传播，“阴谋论”瞬即蔓延，有网友甚至怀疑，“他是否是被假药贩子们暗杀了？”
　　
　　艾滋疑云
　　由上海驻京办护送、乘坐火车，高敬德在10月14日上午抵达上海。
　　对返沪期间的状况，上海官方在11月11日的新闻通报中称，“在回上海的途中，高敬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
　　由于当时其病情已加重，他被送往了其户籍所在地的宝山区大场医院。11月12日，大场医院一位医生亦向记者证实了高在大场医院内科急诊的事实。
　　高的病情在10月14日下午1点稍有好转，此后，他从抢救室转到了大场医院住院部二楼的监护室。
　　从10月15日到18日，高敬德在大场医院内科患者部住院，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为10124.24元，该费用由大场镇政府支付。
　　其后的10月18日左右，高略有清醒，他要求离开大场医院，而要求去治疗水平更好的三甲医院就诊。值得一提的是，大场医院的病历报告显示：高在此并没有被诊断患有艾滋病。
　　18日这天，高敬德被送往了海军411医院治疗。411医院隶属于军队系统，并不归地方管辖。按照官方通报的说法，“高在治疗期间，连续高烧并伴有肺炎、脑梗和糖尿病等多种症状。”次日，高在411医院被确诊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即民间所称的艾滋病。
　　在被确诊为“晚期”艾滋病症状后的10月21日，高敬德从海军411医院被送往了位于上海郊区金山县的上海传染病总医院，入住A4栋楼二层的第11病区里，直到26日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院方“用尽所有治疗手段”最后感染无法控制而身亡。
　　不知何故，上海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高敬德死亡的消息。
　　在11月12日官方的通报出来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一个知名药品打假者是绝症病人的现实。
　　对于高敬德的死，陈晓兰仍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是艾滋病的话，他身体就没有丝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为他的归宿，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个玩笑未免开得也太大了！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套了进去。”
　　陆光也坦言她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如果高敬德死于艾滋并发症，说明他已经到了末期，那么他之前就诊的医院，应该也具备这种基本的防备常识吧。”
　　这也是所有人的疑问。
　　（应受访者要求，陆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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