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狗跪下爬过来给主人磕头舔鞋【磕头很贱,抗争很痛苦】

　　杨海鹏正在备受煎熬。 　　他开口就说自己心情黯淡，一年多的遭遇,似乎打破了他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幻觉。三十多个小时没睡，杨看起来十分憔悴。 　　看得出来，他的日子很难过。10月20日是其妻梅晓阳38岁生日，她却在这天走进高墙――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梅受贿7万，判处有期徒刑4年。此前，有老律师知道开庭日期,对杨说自己已有不祥的预感。
　　这个结果让杨五内俱焚。他认为，他正在为当初的选择付出成本。
　　很多人说，他太高调，太独，这样大家很难再“说上话”，而刑事案件的“尺度很大”。
　　在遭遇变故之前，这是个幸福的中产之家。杨海鹏为《财经》杂志高级记者，梅晓阳则为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市“启明星”学者,他们的八岁女儿蟹妹，一两岁闻蟹味就哈喇子直流，因此得“蟹妹”这一爱称。杨海鹏夫妇，也由此被分别戏称为“蟹爸”、“蟹妈”。
　　不过，对这个家庭而言，幸福感显得那么脆弱――去年7月13日晚，“蟹妈”梅晓阳被带进上海园林集团纪委，在被后来判决书所认定的“自首”之后，梅被送入看守所羁押，70余天后取保候审，并于今年5月被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当命运向妻子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杨海鹏选择了抗争。从5月24日起，他以一人之力，以微博为战场，对抗整个司法“体制”――但杨不承认这是体制，他认为自己对抗的是法律之外的“非制度设计”。坚信妻子清白的杨海鹏，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
　　他以一个纯爷们的形象站着维权，以一个不加V的普通微博账号，短时间内就获得了15万粉丝的关注。9月19日，“蟹妈案”开庭，检方指控她受贿12万。为了这个事不大、数不多的案子，无数微博网友在此案开庭前后把头像更换成“蟹妈蟹妹”的合影。开庭当天，不少人甚至驱车而来，在法庭外自发鹄候。
　　10月22日，在中山大学一场名为《青年和时代》的讲座上，一个听众现场提问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和资深媒体人笑蜀：现在很多中产把“蟹妈案”的判决当做是否移民的标杆 ，你们怎么看？
　　上海的观察者们认为，对杨海鹏一家而言，中产美梦被击碎后，最艰难的时候其实还没到来。杨海鹏自己设想的最坏结局是：二审维持原判，妻子在狱中，他在狱外伺候五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没人再敢雇佣他，办个小公司，被人整天查来查去……
　　在高墙之外守着妻子的杨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指责：你有权为了自己的尊严，以妻子的自由为成本么？
　　杨海鹏的一个朋友则认为，作为知名媒体人，杨用看待世界的眼光来处理家事，因而受挫了，不过，这恰好证明了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维权，行到高处后，杨海鹏要开始面临空气稀薄甚至缺氧的严峻局面了。
　　
　　“磕头很贱”
　　南都周刊：妻子一审被判四年，这个结局你预料过么？
　　杨海鹏：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关部门要面子，会判个缓刑。判缓以后，我再上诉一下，估计没什么大用，但她毕竟也能正常工作了。
　　南都周刊：听到判决结果，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海鹏：太重了，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在回想，其实我自己一直在逃避，实际上事情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为了个人权利而跟哪怕最微末的官员发生冲突时，如果你没法动员其他资源，你就什么都不是。
　　这个社会失范了，有那么多非制度架构。但是大家又没办法，很无力，所以大家都在悬崖上，看着我掉下悬崖，或者说我妻子掉下去了，我还在悬崖边讲故事。判决之日，我接到三四个陌生女子的电话，我以为是试探我的状况，对方说是我粉丝，说完就哭起来。我只好反过来去安慰她们。
　　南都周刊：线上线下，你觉得现在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围观你？
　　杨海鹏：各个阶层都有，主要还是白领，有些资源更多的老板，他们很少跟帖，但会发发私信。他们看着我被五毛撕咬，又无能为力，大家都有种感觉：离自己的命运很近。
　　对我来说，网络是个倾诉的地方。网络上的我更接近于真实的自我，平常那个有点雅痞的杨海鹏实际上是应付现实生活里的人群的，不过，当我在网络上露出我的真实，别人看着却像看傻瓜一样。
　　我想那个真实的我，是生错时代了。
　　南都周刊：什么叫看傻瓜？
　　杨海鹏：就是觉得你居然敢跟体制斗，大家就说：哎呦，这傻逼。有个资深司法人士，曾经劝告我，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他们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你的妻子。我想，难道一个丈夫为妻子辩护，就要对妻子加重惩罚吗？这是文明世界的法律吗？
　　我自以为对这个国家认识很深，但还停留在理论状态，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还有向上的可能，那么多的网民至少在价值观上应该是跟我接近的。为什么输？这就是价值王国和事实王国之间的背离。
　　南都周刊：判决实刑之后，你不得不面对质疑，有不少网民认为你为了一己的尊严绑架了妻子的安全。
　　杨海鹏：有时候，我很难过，非常难过。当然，每个人都有权作自己的判断。有人问我后悔不，至少我说，我尝试了吧，妥协到最后就能有好结果吗？我的家人也在指责我，但我无法跟他们说明，磕头是没有用的――磕头很贱。
　　作为书生的我，表面的世俗都不是我的原色。让我去跟他们装孙子、装驯服，对我来说是很难。
　　为了我老婆的自由，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生命。我只有把我知道的东西写下来，我以死来证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可不可以？
　　前天有两个大律师到我家，很诚恳地对我说：刑事审判结果，几乎难以预估。如果没有我微博上挺身而起，证人不会推翻在“黑监狱”里形成的证言。以常规办法，结果未必比这个好。这个说法让我有些安慰，但还是有很深的挫折感。
　　南都周刊：之前你预判结果应该是缓刑，为什么会那么乐观？
　　杨海鹏：主要还是李庄案第二季的刺激，让我看到了向上的力量，连《人民日报》都发文盛赞微博，有点小阳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跟他们讨价还价的机会可能大一些。所以我坚持我老婆的案子一定要在法庭上公开宣判无罪，否则怎么对得起她呢？ 因为如果严格执行两高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么，由“联动查处”和诱供逼供而形成的控方证据，就会全部推翻。
　　那时，我想过移民，也考虑老婆判个缓刑后搬家去广州，那里至少还有社会，上海是强政府、强国企和强司法三位一体，社会弱小。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南都周刊：从你微博上维权的自信和决绝态度上分析，网民们大多会觉得以你拥有的人脉和体制内外资源，应该多少能影响到这个案子的结果。
　　杨海鹏：除了表面的荣光，我发现我实际上只是一个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普通人。没官、没权，偶尔写几篇文章，造成点小麻烦而已。
　　我是个没有雄心的人，就想自己过着小日子。我觉得男人死的时候，父母说你是好儿子，妻子说你是好丈夫，孩子说你是好父亲，有三四知己，守望相助，这就十全十美了。
　　上海很多大案，很多律师都来找我，但我从不跟人发生利益往来，不抱团，所以我从来没有特殊关系。你一旦被想象为潜在的规则――也就是我说的“非制度设计”的敌人之后，很多朋友可能还会离开。
　　所以，我也很乖巧，不找关系，不给司法界的官员朋友们打电话，省得让人觉得累赘。
　　南都周刊：10月份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沪，他半跪在地上和蟹妹的合影，见诸微博和多家媒体，你不担心别人认为你政治倾向有问题么？
　　杨海鹏：我跟美国人在一块那我就是什么？那是冷战思维。我希望自己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能独立地跟别人交往。
　　美领馆的很多女工作人员平时也看我微博，看得津津有味的，她们非常喜欢蟹妹。他们说骆家辉来有两个少儿互动活动，一个是“根与芽”的NGO组织，第二个是皮克斯动画25周年，我说行，让蟹妹参加长长见识。第二天蟹妹就去了。
　　南都周刊：那张合影照片会给对方传达什么信息，你想过么？
　　杨海鹏：蟹妹意外地跟骆家辉对话留个影，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评估不出对案子有什么影响，但至少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关注她，保护她。蟹妹那时已经知道妈妈有事了，但还是很懵懂。有次我想跟她说，家里发生了大事，想严肃地跟她讲一讲，她像做抢答题一般，愉快地说：“我知道，不就是‘蟹妈案’呗。”我只好收口。我那时有强烈的危机感。
　　南都周刊：那你当时没想过这可能会给妻子的案子减分？也许有人会指责你这样做，是“挟洋以自重”。
　　杨海鹏：我真不知道……当时骆家辉知道她是蟹妹的妈妈后，叫她一起合影，我老婆拒绝了。旁人要过度解读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王阳明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当时想，一个马上就要被宣判的母亲，当她跟那些同为精英的母亲在一起时，心理上会有安慰。我当时也没想到蟹妹会有那么大的戏份。我尽量往积极的方面想。事实上，我老婆被判之前，我也估计到了，但是我估计是10%的可能。
　　南都周刊：10%的什么？
　　杨海鹏：10%的实刑。我只估计到10%。如果是缓刑呢，我想我老婆、律师不同意闹，两票对一票，我就不闹了。而且基本是这样。手中那些相关丑闻，我扔出去，不知道会伤着谁，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找我。经历这一切，我想找个地方平静地生活，我自己也想改行了，我对新闻界的贡献已经挺大了，我也说够了，伺候伺候老婆孩子……（叹口气）唉呀，伤心呐……
　　南都周刊：但至今为止，你释放出来的一直是绝不妥协的态度。
　　杨海鹏：我当时想，求其上得其中，所以我要争无罪。
　　
　　“我的内心是个傲慢的人”
　　南都周刊：你内心其实很骄傲，把名节看得很重，这种骄傲一方面支撑你走到现在，同时也影响了你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杨海鹏：对，当遇到家庭的事，自己亲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应对就不像做报道的时候那么轻松自如。再好的医生也不会自己给自己的亲人动手术，是这个道理吧？
　　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进入了一种非常态？
　　杨海鹏：非常态，但是实际上是我个人内心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我的内心的确是比较傲慢的。
　　南都周刊：你在微博上直斥办案人员为“畜生”，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授人以柄。
　　杨海鹏：蟹妈从看守所出来后大半年精神不正常，一直躲避我问里面的事。5月，我让信赖的朋友给她拍录像，后来看了他们整理的完整版蟹妈自述，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她在里面的情况，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不断掐自己。以前检察院的反贪人员我也认识不少，我无法想象还有这样，对一个弱女子人格羞辱的。
　　南都周刊：你1990年代就是法官，那时司法阶层这个行业的职业状态和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杨海鹏：司法已经不是1990年代的发展路径了。那时是进步主义，要模仿发达国家，要迎合WTO，现在都是谁的子孙？康生的子孙复活了，全是逼供。你看广西北海、河南南阳，多么触目惊心。现在是全国都有些返祖，以不同的方式而已。
　　南都周刊：在抗争和妥协之间，最初你有没有想过利用体制的资源？
　　杨海鹏：体制资源我们利用得很多，包括给高层领导写信之类的。
　　南都周刊：碰到蟹妈这种情况，我想99%的人，都会选择妥协和勾兑。
　　杨海鹏：我们不是勾兑。我当时觉得自己挺牛，某个领导对我有好感，有些律师朋友也有特殊的渠道，递信之类。但是没用，拦不住的，最后还是必须用肉身去堵枪。
　　南都周刊：李庄案时你在微博上爆料支持，并称“生死由命，我要发言”。这个成功的尝试，对你后来选择微博维权这条路，有直接影响吧？
　　杨海鹏：有。我发现当我在微博上讨论我老婆案子的时候，有关部门找我多次谈话，个人给予同情，但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很慎重，各个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
　　微博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极度自恋的机会，一下子感觉在微博一造势，就是个巨人了。但是事实上，对比权力，你实在是太渺小了。
　　南都周刊：但差不多就是在李庄案第二季的庆功期间，蟹妈被起诉了。
　　杨海鹏：要不要发微博，最初我犹豫过。我开始的想法是，我老婆开庭的时候，几个记者朋友去旁听下就行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普通的举报人，但是记者朋友们好像比较犹豫。 后来我一看，案子到法院了――我想何必呢，法院不会重新逮捕我老婆，就干上了。那时我确实自负，我在微博上一逼，案子从徐汇移到闵行去了，我更得意了。
　　南都周刊：有种节节胜利的感觉？
　　杨海鹏：我认为我把它逼得无路可走了。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这涉及党和政府的声誉。我说，这跟党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党和政府在我们眼里还是大爷，但党和政府身上的虱子又不是大爷，我只是在抓大爷身上的虱子啊！
　　南都周刊：单就程序来说，你指控的蟹妈案里有关联动执法、逼供这些，放在司法实践的大部分案子里，其实情况并不能说十分严重和恶劣，但在微博上被你放大了。
　　杨海鹏：当然会有人责怪我话语权太强，这是一种平均意识。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只要能够帮我老婆就够了。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是无辜的。如果我放任他们的话，那我还有心肝么，我还算男人么？其实，“联动查处”这个东西，比常规的刑讯逼供，更精妙有效，不会有那么多可怖的外伤，精神伤害很厉害。它实际上与“钓鱼执法”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后者是求财；前者既伤人的自由，又谋财，就是工商罚款。
　　
　　“我是地上动物，陷在地下”
　　南都周刊：综合你在网上网下的诸多做法，我们会发现其实中产阶层，如果面对你碰到的这类危机，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
　　杨海鹏：离开《南方周末》之后，我在几个媒体飘来飘去，当时有想过移民，本来有一种很强烈的出国愿望，我体力很好，出去扛扛麻包，或者当农场工人也可以，不过很快被小家庭的温馨感染，看着孩子成长让我非常感动。
　　我不愿成为乱世人物，只想当太平犬。我不喜欢掐，这不是我的生活。回想每次对掐，要是有个失误，你就完了，那时的南周，文章猛得吓人。
　　由于长期的奶爸生涯，我对这个社会有点隔膜了，我还假设自己处在老南周时代的自由空间里。其实这个结果，早就有朋友预言过了，但是我不听，因为很多事情都被我搞定了，这就形成了一股自信，使我不得不面对现在的局，这个很困难的局面。
　　南都周刊：律师最近见过蟹妈么，她最近怎么样？
　　杨海鹏：她现在还是那样的态度，争取二审时把所有东西说出来，要求证人都出庭，不过二审可能不开庭。
　　对我来说，就是如何还我老婆的自由，如果实现不了的话，当然我还会有自己的做法。毕竟现在我住的这房子还值点钱，留给老人，够了。
　　南都周刊：你之前对未来的设想很凄凉，你是自己故意提前把这个说破么？
　　杨海鹏：是。我政治没什么问题，护妻又有什么问题呢？到时我把房子卖了，崇明老家的房子没人住，我住到乡下老家去，把自己的书也移过去，种种菜，日子也过得下去。想到这，我也没有恐惧。
　　我是咖啡间人物，不是广场人物，参与社会运动也仅在职业角色之内。即便中国未来怎么样，我也不会参与政治。
　　南都周刊：这是万一出现最坏情况时，你的打算么？
　　杨海鹏：对，我要给老人养老送终。等到我老婆回来，我们一起抚养孩子。即便在崇明岛乡下，依我们的教育程度，我想我们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
　　南都周刊：大家关心，你手上还有牌么？
　　杨海鹏： 这场游戏，我不知道怎么结束，因为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有些料，我现在不敢放，因为我不知道牵扯到谁，这等于往人堆里扔炸弹。
　　这就是地下上海。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隐蔽的。我现在在没有灯的隧道里走，纵横交错，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很多是有夜视眼的。他们是地下动物，我是地上动物，却失陷在地下。这是异常恐怖的。
　　不过，我至少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东西，有些预判。他们怕什么？他们怕我失常，怕我绝望。
　　南都周刊：你自己也怕自己绝望吧。
　　杨海鹏：我想扛。我要扛到这个问题解决，双方都解套，我走人。
　　南都周刊：你已经扛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还扛得住么？
　　杨海鹏：我觉得扛得住，我至少可以扛到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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