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大排名 [港科大应如何帮南科大]

　　熊丙奇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等。 　　 　　英国最新“2011亚洲大学排行榜”日前出炉，香港科技大学成为“亚洲一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只排第13名和第16名；台湾大学名列第21名。这是英国《泰晤士报》连续3年所做的亚洲大学排行榜。
　　这条消息，与此前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先后离开南科大的消息，放在一起，令人感慨――香港科技大学这些专家、教授，如能把自己创办大学的经验，带给全新的南科大，应该可以减少南科大走的弯路，可为何现在却闹成这般局面？
　　港科大的教师，已经撰文对南科大表示全面的失望。但分析他们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在南科大办学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而且，他们把教育部、深圳市、朱清时的办学责任混淆了。
　　港科大原校长吴家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会的。”那么，吴家玮先生是否在做遴选委员时，就提出质疑，要求深圳必须赋予遴选委员会充分的权力，而不是只开一次会，走一个形式？作为专家，如果不直接对政府提出意见，而是默许，那不是纵容吗？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三教授质疑，“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他们自己也回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那么，这一责任在谁的身上？毫无疑问，不在朱清时身上。作为专家，应该做的是，建言深圳作为举办者，尽早制订大学章程，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约束大学校长的权力。
　　对于南科大45名学生拒绝高考，三教授认为“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这说得很好，而三教授应该知道，香港科技大学在内地的招生，实行的是自主招生，具体操作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学校自主提出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同学自主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自主录取。这是“统一高考+自主招生”相结合的好方式，那么，为何不向政府建言让南科大也采取这种模式呢？
　　一直以来，我认为内地高校向港校借鉴的最大之处，是学校的治理制度，即现代大学制度，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就得益于这一制度。所以，港校的外援对于南科大来说，最大的贡献，应该不是帮“朱老板”干活，而是帮助南科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督促南科大制订大学章程、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形成独立运作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而不是旁观，然后表示失望情绪。
　　其实，如果教育部采取对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的态度――实施统一高考基础上的自主招生、学位自主授予，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认证；深圳市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做法，制订大学章程，明晰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的权责，朱清时就用不着在制度的夹缝中左冲右突，也不可能把学校变为自己的自留地，他不用考虑制度的事儿，同时，其权力也仅仅限于有限的行政权。港科大教授们肯定明白，朱清时要是港科大校长，根本没可能“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因为办学终究靠制度的力量，而非个人魅力。
　　总体看来，南科大的内患始于外忧，把南科大变成“四不像”的不是朱清时，而是极不明朗、纠结的教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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