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国外有污点 孩子能留学吗 [孩子留学,大人移民]

　　伴随中国低龄留学潮,以新贵和知识阶层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兴起。这波移民潮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 　　 　　刘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文中简称“刘”)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与潘兴明教授合作编著的《转型时代的移民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简称“陈”)
　　
　　低龄留学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南都周刊:84万人放弃高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有21%的人选择了低龄留洋,对“弃考留学”现象,您怎么看?
　　陈: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据我所知,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从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准备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选择进入“剑桥中心”、留学直通车等学校,就意味着告别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早开始适应国外的教育方式。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残,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国外大学想像成了“庇护所”。
　　南都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陈:国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国外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优势资源,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适应他们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担国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条低龄留学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需要对未来生活的高额先期投入,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刘: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毕竟是一项个人的选择。
　　陈:培养一个孩子在国外完成从中学到大学阶段的学业,需要两三百万人民币的投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具备了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产阶层,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卖掉一套房子,作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风险”的。从近几年的就业市场看,即便从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从国外接受教育回来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占据优势。留学国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留学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时是一种文化资本获得过程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海外,在国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强?
　　陈:留学海外的年龄越低,小孩子适应当地语言能力越强,这为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低龄留学海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监护人的不在场,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较差,容易学坏,非但没有学到知识,反而挥霍了父母的资财。
　　但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低龄留学海外的学生,将来在融入西方注重独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方面,会有更大优势。出国念中学,也更容易衔接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往出国留学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硕士,就已经晚了,你可能获得知识层面的提升,但思维模式却已经固化了。
　　刘:我不太赞同,低龄留学的好处是语言适应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中华文化常识和为人处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国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担低龄留学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着他们占得了将来资源优势配置的先机?
　　陈:低龄留学客观上为将来在国外定居创造了条件,但以此为移民手段的家长现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长看得更加开通,孩子在国外求学和长期居住,更多是积累了融入西方社会的经验,吸取一种更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人生做好长期储备。
　　但不可否认,有一些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学和长期居住的经历加高了他们的起点,其中也不乏人在国外乱加挥霍,成为“留学垃圾”,而回到国内却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错的出路。这就凸显了“公平”问题,但它本身“非低龄留学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资移民的门槛越来越容易被国人接受的时候,留学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选,是什么原因?
　　陈: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为何投资移民呢,除了社会福利等因素,他们看中的还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当然,把低龄孩子送出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消费。
　　此外,目前“只投资不移民”的情况越发显著。即便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取了一个国外的身份,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回到国内生活。因为在国外,他们并不能获得像国内一样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没有国内的优越生活。
　　刘:留学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获得文化资本(包括海外学历和经历)的过程,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于留学生未来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国者),它同时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转化。投资移民更多的是一种获取海外身份的单向行为,而它在经济上的回报并不显著。
　　
　　从经济考量到知识流动
　　
　　南都周刊:现代中国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轨迹?
　　陈:华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经济考量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出国劳务,无非是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缘起是获得海外长期居留权的华人,将大批亲属“过桥”到居留国,以使得全家人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但是,现在“第三波”华人新移民,他们将以经济因素考量为主转变为以知识流动为目的,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技术资源才是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两波移民海外的华人,多抱有“辛苦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这种观念还盛行吗?
　　刘:华人移民一直都是一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决定。随着社会的变化,个人的因素更为显著,过去的观念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国人申请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批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积累与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国外后要面临“一切归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在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呢?
　　陈:确实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企业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发展遇到瓶颈之后选择技术移民。
　　他们在国外的代价可能是远离了自己的专业,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澳洲以劳务谋生,使手术刀的手挥起给锅炉添煤的铁铲。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当地的社会福利,并且做一个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甘为下一代放弃在国内取得的地位。
　　刘:原因很复杂,既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单位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人可能对国外情况并不很了解,对国外的环境过于理想化。在西方经济普遍面临衰退和更为严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贸然放弃既有的生存优势,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我建议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对象国和机构亲自去体验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认为,尽管移民海外会暂时性丧失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了长远的“平等”待遇,值得。
　　刘:这是个人选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我希望这些人在做出这项决定前要三思而行。这种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丧失未必是暂时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所谓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对而言,但你到一个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时,你必须比当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已无平等可言。
　　当一个人无法在新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立足点,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还要从头做起,这是很大的挑战。过去几年,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负责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职教师,申请者达数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从国内出来的教授申请讲师的位置,而他们却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环流”
　　
　　南都周刊:台湾的上一波人才流失发生在1979年,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对比台湾,如何看待大陆现在“精英外流”的趋势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陈: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岛内政局变革。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一次移民潮,而这批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改变了中国海外侨民的结构。
　　另一方面,台湾在1980年代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微电子和软件工业开始兴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国外的知识型人才回流。大陆目前也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产业转轨的过程中,再加之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海外人才的回流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目前有不少留学生在学成后,无论移民与否,选择了回国寻找发展机会,这和中国目前社会体制、经济形势的改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所谓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现象已经开始向人才获取(brain gain)转变。
　　刘: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大陆有一部分精英外流,这是正常的现象,但相对于中国的精英总人数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趋明显的回归浪潮(目前回国人数已超过了出国人数),则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带来的冲击。
　　另外,我们应该放弃“人才外流”这种观念,目前的全球趋势是“人才环流”。当前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强国政策和措施,对于人才回归和人才环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这部分精英,在不远的将来以某种形式回流或环流。
　　南都周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 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对比印度,如何看待华裔移民的“知识化”转变,会对中国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因为印度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规训和教化,在语言上也具有优势,这使得他们在英语国家,如美、加、澳,易于产生文化亲近感。在最近十年当中,涌现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还是科学领域,都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是看中国外的教育资源,进行一种知识性的人口流动。这样势必会提高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体人口文化水平,也会有助于海外中国人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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