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鸭脖_精武轶事

　　汤家兄弟的发家史 　　 　　精武路的鸭脖传奇始于汤家，确切地说，是始于两兄弟，弟弟汤腊九和哥哥汤光山。 　　汤家兄弟是土生土长的精武路人，祖屋在精武路北面，离新华路体育场特别近。汤腊九是武汉最早一批球迷，1993年在成都看球，迷上了一家小馆子的卤味，花3万元学来手艺和配方。回武汉后，拿着菜贩子不要的鸭脖子下锅，做出来的卤鸭脖，麻辣鲜香，有嚼劲还有回甘。那时的新华路体育场总有球赛，汤腊九看球的时候，用筲箕装上自家鸭脖，端到体育场门口卖，生意大好。
　　精武路的老商户们讲，那时生鸭脖子根本不值钱，从卤水里过一道，出来就卖5元钱一根，汤腊九的鸭脖，一出锅就有人抢着买，碰上球赛，一天下来，能卖上一两吨，能挣上万元。
　　汤腊九爱玩多过爱做生意，卖鸭脖赚的钱，多数花在四处看球的路上，还耽误了生意。汤家父亲着急，招来刚下岗的大儿子汤光山，让他接过来卖鸭脖。
　　那时的汤光山，靠摆地摊为生，境况艰难，看弟弟卖鸭脖子赚了钱，和妻子一商量，夫妻合作卤起了鸭脖，在体育场对面卖。新华路上有家香港人投资的“五星城”，是武汉第一个娱乐城，第一批关照他鸭脖生意的，是里头的“小姐”。他说，刚做生意时，没觉着自己的鸭脖好吃，“小姐”们下了班，凌晨的时候，买点鸭脖子，吃得有滋有味。
　　受了鼓励，他自己在家改进卤水，味道越做越好。“五星城”的老板是香港明星陈百祥的哥哥，不时邀请明星“走穴”，常带到吉庆街去宵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吉庆街发生过一次枪战，人人自危，明星们的宵夜就转到了精武路。
　　这个时期的汤光山，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汤师傅”，常有明星找过来吃鸭脖子。起初他觉得新鲜，还会在鸭脖摊前和明星们合照，后来，除了体育明星，各类大人物都来精武路特地吃他的鸭脖子，来的人太多，他对合影也没了兴趣。说是，韩红初次来武汉，点名要见他，汤光山收钱卖货，连招呼都不打。
　　“五星城”的老板看着鸭脖有做头，想投资汤光山，被他一口拒绝。若干年后，汤光山坦陈，当时只想着埋头赚现钱，没想过，鸭脖生意能做成现在的规模。
　　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汤家两兄弟翻了脸，至今无人知道具体原因。街坊们猜测，可能和生意有关，汤腊九家挂的是“九九精武”的招牌，在他出走的时间，哥哥沿用了老招牌，弟弟回来后，找了朋友挡在哥哥店门口，要摘牌，哥哥只得换了招牌，取名“水货精武”，与弟弟家的“九九精武”门对门。
　　这个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我们没能采访到汤腊九，兄弟二人的情谊也无法从汤光山处获悉，久住的街坊们都知道一条“守则”，家里请客做事，只能在汤家弟兄中二选一。不过，我们在采访中听闻，去年，汤光山家娶媳妇，汤腊九不仅到了场，还随了礼，据说是鸭脖协会协调的结果。
　　街坊们口中的汤腊九，是精武路的传奇人物，是个快活人，豪爽讲胃口，爱球，更爱玩。在鸭脖上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成了澳门各大娱乐场的常客，据说，因为次数频繁数目大，他是早年少数几个能进入娱乐场贵宾室的武汉人。发迹之后，汤腊九与原配妻子离婚，再婚的对象，传言是澳门某娱乐场的荷官，再婚之后的汤腊九，鸭脖生意成了副业，大部分时间是带着妻子飞赴东南亚一带的娱乐场，长期驻扎。
　　
　　30家变18家的第一次洗牌
　　
　　汤家一枝独秀的生意在1995年后被打破。精武路西面是长途客运站，东面是江宫歌舞厅，后又被改建成著名的JJ演舞台，商户们白天做副食店，卖烟酒糖，鸭脖子装在筲箕里卖，客户是长途车司机和旅客，晚上精武路变成夜市，鸭脖子放在烧烤摊和大排档里卖，卖足24小时，虽然仍以汤家生意为最好，却因为鸭脖商户的剧增，摊薄了收益。
　　这时的精武路上，有差不多30家鸭脖商户，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精武路人，从汤光山处拿了配方，自己做加工，还有少数外地人，找来川味的配方，租了房子，摸索着卤。按照老街坊们的说法，可能是味道不对，或是其他原因，外地人很少能在精武路立足。
　　客运站和迪吧均在精武路南面，生意逐渐向南面转移，坊间传闻，为了与南面商户竞争，住在精武路北面的汤光山找到远亲，传授了卤制的方子，免费指导，帮着远亲开起了鸭脖店，就是后来小有名气的“汤记老九号”，真假不详。
　　到2000年前后，精武路北面被修成一条窄道，交通不便，加上流动顾客习惯就近选择口味和商户，南面生意更加火爆，很快，南面入口处的“精武路第一家”和“王松林精武路第一家”脱颖而出，成了精武路上的新星。
　　大小商户争先往南面搬迁，竞争也随之而来。老商户们记得，曾有某老板，仗着自家生意好，帮工多，喜欢带着人骚扰竞争对手，几番欺辱之下，激怒了对方，被按在精武路上，挨了一顿打，此后才逐渐消停。
　　随着精武路的拆迁，传言已经无从考证，在我们的采访中，不少鸭脖老板提到，从前，老板们之间关系冷淡，几乎是互不理睬，直到成立精武鸭脖协会后，才可以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聊天谈生意，放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事。
　　在池莉出版《生活秀》后，真正属于鸭脖的时代到来，它做为武汉特产，进了各大宾馆和酒店，不少超市设立鸭脖专卖点，生鸭脖的进价开始上涨，卤成品的价格却掉下来，变成3根10元，老板们回忆，“不降价不行，有一家价钱降下来，其他家的价格就没法上去，要赚钱管不了那么多，就得少赚点。”
　　这样的红火一直持续到非典前，非典后接着禽流感，精武路冷清下来，成为鸭脖老板们第一次洗牌的导火索。经历过这一时期的老板讲，鸭脖商户分两种，一种是用自己房屋改造成店面，加工生产，多是临街门面的老板；另一种是租用本地人的门面，面积小且租金贵，多分布在街内，而前者的生意原本就比后者好，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几个月不开张也能撑住。
　　到2004年底，生意回暖的时候，只剩下18家，再半年，整条街上只剩下12家。洗牌之后，精武路的格局再次改写，汤家兄弟的鸭脖店，店面生意掉下来，以培训学徒和开展加盟店为主，精武人家（精武路第一家）、王松林精武路第一家、汤老头（汤记老九号）、汉口精武等，成为新一批的鸭脖大户。
　　
　　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的“汉口精武”
　　
　　这四家之中，2003年以前，原以汉口精武规模最小，被纳入政府重点扶持项目之后，一跃成为精武路上规模最大，生产线最为齐全的鸭脖企业。
　　至今，鸭脖老板们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3年春节后，武汉市副市长张学忙到精武路调研，预备选取一家进行重点扶持，走一圈下来，对老板们的表现大失所望，要么太过知足，要么兴趣不在企业的发展上，最后进了汉口精武的店，因为门面太小，张市长将老板涂国华带到隔壁文化宫的保卫科，直截了当地问，“想不想做大？想怎么做大？”
　　有传言说，有记者赶在调研之前，采访过精武路的商户，和涂国华谈到过产业化的问题，他“现学现卖”，脱口而出，“做产业化！”这个答案和张市长的规划不谋而合，半个小时的商谈后，就获得了认可。
　　故事多少有演绎的成分，依据相关政策，“汉口精武”能获得扶持，一定是通过了复杂的审批程序，一年之后，在涂国华的家乡黄陂，占地24亩的汉口精武工业园一期竣工，年加工1800万只鸭子系列产品，产值可达1亿元。与此同时，“汉口精武”的系列真空包装鸭产品，进入各大商场和超市售卖，请来饰演过“来双扬”的明星陶虹做代言人，一举打开知名度，成为精武系中最驰名的品牌。
　　对涂国华，精武路的老板们却并不羡慕，一位老板直言不讳，“当重点太累了，太出风头了也不好，把钱赚到自己手上才是真道理。”曾有领导组织鸭脖协会成员去参观汉口精武的现代化厂房，有人细心地发现，不管是机器还是生产人员的制服，干净簇新，“厂子运转起来，这种状况不正常，多少会有点污渍，除非用得少。”
　　我们试图联系汉口精武进行采访时，被涂国华拒绝，根据网络资料，他的鸭脖生意已经延伸到上游的孵化和生品加工，全线贯穿从培育肉鸭到生产销售的全过程，是湖北省内最为彻底的全产业化农业企业。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汉口精武每年能拿到政府90%的农业补贴，但效益一般，原因在于“摊子太大，味道不行。”
　　精武路拆迁之后，汉口精武没找到合适门面，新的鸭脖一条街上，已经不见它的踪影，有与涂国华相熟的老板说，汉口精武正在寻找合适的门面，准备重回“精武路”。大多数老板对此表示欢迎，“它回来了就是个活广告，大家都能受益。”――从前的精武路上，只有汉口精武大手笔地做过广告，“我们根本不需要，找到它就找到我们了。”
　　
　　每个老板都有独门秘方
　　
　　大多数的鸭脖店，开张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保持着传统，老板亲自配卤料，过程严格保密，即使是收徒弟，也只是教授卤制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徒弟所开的加盟店，所用的卤料，由老板定时定量发货。老板们说，配方最多两个人知道，要么放在脑袋里，要么放在保险柜里，是不传之秘。
　　卤鸭脖有没有秘方？在汤腊九的“九九精武”时代，有人收了他的卤渣回去研究，高薪挖走帮工，甚至派人偷学，即使是完整学过汤腊九手艺的亲朋，也很难卤出类似的味道。到后来，各家鸭脖店为了做出差别，又各自经过漫长摸索。据说，分辨各家的味道，要吃鸭脖中的髓，有的是甜味，有的是麻味，有的是猛辣味，各家改良后的方子就是秘方，也是卖点。
　　秘方能直接影响到鸭脖生意，所以，秘方在精武路上也引发了不少故事，大多与婚姻感情相关。一些知情的老精武路人，会将汤腊九生意失败的部分原因，归结到离婚上。据说，原本的分工里，男人是负责卖，女人负责卤，漂洗鸭脖，下料，煮制的时间和火候，女人都比男人要清楚。两人离婚之后，女人带着手艺，在汉正街开起了鸭脖店，生意很是不错，而汤腊九的鸭脖店，味道每况愈下，生意难做。
　　
　　下一代无意接班
　　
　　精武路的第二轮洗牌在拆迁时到来。“没人想走，又不得不走。”被迫搬离精武路的某小老板说，收到拆迁的消息后，不愿意搬离的商户们，集中在马路对面找门面，抬高了转让费，“最高的时候，转让费叫到了100万，加上每个月一两万的租金，小鸭脖店根本拿不下来。”
　　实力雄厚的鸭脖老板们，在对面的“天安假日酒店”两旁租下门面，形成新的精武鸭脖一条街，约千米长的路线，开满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鸭脖店，“很多不是精武路的牌子，趁着这次机会，挤了进来。”出不起高昂租金的小老板们，一些在离精武路不远的地段，重新开起了鸭脖店。
　　为数不多的精武路元老之一，汤老头还守在新鸭脖街上，负责销售的汤家大女儿说，搬迁之后，整条街的鸭脖生意，锐减了50%，“很多老顾客不知道上哪找我们。”采访中，不时有顾客欣喜大叫，“找到了！”她加印了名片，很快就能发完一盒。
　　知情人透露，搬迁至新鸭脖街的“原住民”们不过五六家，也是其中实力较强的五六家，每年的销售额少则千万，多则上亿，“精武路出了不少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能待上十年以上的，家里都有几套房子，三代不用愁。”有租不到合适门面的元老，索性暂时歇业，边享受生活边等待机会。
　　遗憾的是，面对红火的鸭脖生意，精武路的下一代们，似乎并没有接班的意愿，我们采访的老板中，仅有一家是“儿子有接班意向”，其他各家的老板说辞相当统一，“孩子还太小，二十几岁，没想过这么远。”
　　下一代也没让这一代太省心，采访中所闻，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其中有父女反目，子女染上恶习，不乏离家出走，断绝关系等等，光怪陆离，非常人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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