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商有多高]真正高智商的人特征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呼唤独立智库的力量，好的政策绝不是拍着脑瓜想出来的。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
　　
　　智库，有人称之为国家的右脑，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有人称之为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认同，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
　　那么，中国的智商有多高呢?
　　
　　官方智库谱系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从门客到幕僚，从谋士到军师，中国古代智囊无论从群体到个人都不曾缺乏。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但在国内2000多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有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智库，“朝大野小”也好，“长袖善舞”也罢，官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
　　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都是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2005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称参事室是“国务院的思想库”。他们的建议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较小，可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政府领导。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党校教授因与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接触，其言论也越来越被媒体视为官方的一种信号。党校的研究领域也不局限于党的理论，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哈佛大学召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校在经济、民生等政策领域的积极参与。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还有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以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1977年5月，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年1月，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发表报告，中国社科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1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25名。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研究生毕业就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中心由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和马洪领导，时值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高层非常倚重中心的咨询意见。在长期致力于智库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国务院研究室等机构不能称为“智库”，定位于政府智囊团更准确一些，而中国社科院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他称之为“半官方智库”。
　　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国家信息中心向决策层递交了有关2010年货币政策趋势报告，考虑到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制定了至少4个版本的应对预案。
　　除了这些阶段性的纲领文件外，官方智库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向上传递言论，中共中央党校有直接送达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国社科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国家行政学院有《咨询与研究》。
　　如果说真正得到高层批示的建议还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承接政府指派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库发挥影响的又一主要渠道。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每年大约要承接三四百个课题，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的应急性研究课题。
　　在学术会议、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观点，也是智库发挥影响的另一渠道。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论就被高层领导人采纳，郑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现任领导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个人方式影响决策也是智库学者的一个捷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学者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传递给决策层。
　　
　　无法摆脱的“原罪”
　　
　　长期以来，官方智库因缺乏独立性，常常沦为政策解释的工具。“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的是承担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的批评非常尖锐。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以前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工作，他坦言，“那时条条框框比较多，不能跟上面唱反调，也不是你想研究什么就能研究什么。”所以1993年他科技“下海”。他认为，官方智库难以摆脱“传声筒”的角色。
　　“屁股决定脑袋，”薛澜认为，官方智库的部门色彩比较明显。比如医改方案，每个部门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能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最后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龙永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门内部的智库常常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言人。
　　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
　　中国的发“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为4000亿～5000亿元。
　　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强势政府，政府有一个主导的观念，这样很多人的反对意见就不提出来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成熟的智库市场观点应该是平衡的。”
　　写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库恩博士告诉记者，在他与中国官方智库长达20年的接触中，他观察到以前政府对官方智库的管控很严，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智库已经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介绍说，美国重大决策的出台都是先由智库提出建议，然后在媒体上充分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后，最后被政府采纳。智库的公信力和参与度都非常高。 　　虽然美国智库大多宣称中立和无党派，但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立场与倾向。民主党上台后，布鲁金斯学会大热，从那里走出了奥巴马政府的20多名高层官员；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
　　薛澜告诉记者，中国亟需完善智库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让众多智库的不同观点都到市场上来充分发表，充分碰撞，这才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他指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是靠精英决策，改革开放以后，又是行动型政府，有什么事情马上去做。但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对于来自智库的独立、深入、高质量的政策分析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也需要从行动型向思想型转变。“要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的能力，自己的能力越强，对外部的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更强，学然后知不足嘛。”
　　龙永图指出，一定要把中国的智库消费者建立起来。我们的政府要去消费，领导人要去消费，媒体也要去消费，有了“买方市场”，智库才能发育和成长起来。薛澜也认为，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应通过媒体等形式向关心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这是中国智库目前比较欠缺的。有人认为，中国智库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都“集体失声”。
　　除了影响政府，智库甚至有时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认识和人民的精神状态。比如美苏对抗时，兰德公司就提出了它有名的“理性主义”，有人认为，这使得冷战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没有失控。
　　
　　智库也要“走出去”
　　
　　2006年，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足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智库作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杆。
　　英国智囊Mark Leonard拜访中国社科院时，其研究所之多、工作人员之巨让他颇为惊讶。但《新周刊》说，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确实，国内智库大多运作模式封闭陈旧，整体素质不高，缺少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也就无法通过智库来扩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更不用提议程设置的能力了。
　　7月3日和4日，由国经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与会的有各国政要、前政要、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外知名的智库代表和中外企业代表等900余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了主旨演讲。
　　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的“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国经中心，一手操办了这次峰会，可以看作是其在成立100天后的“华丽亮相”，这次“亮相”被视为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个标志。峰会规格之高、场面之大让一些国外人士也很惊叹，但很多国内民间智库并未在受邀之列。
　　这个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云集了卸任政府高官、国企老总和现任政府官员的“超级”智库，是否能成为中国智库的一张名片呢?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智库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布鲁金斯学会就有80多年的历史，不仅有良好的品牌声誉，也积累了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在保持与政府紧密关系的同时，亦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号称“中国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光有广泛的资源、闪亮的名头还是不够的，拿出有影响力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才是一个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它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兰德公司得出“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结论，欲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麦克阿瑟将军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但国经中心毕竟为“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智库”提供了一种尝试，它在民政部注册，学习西方智库模式，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并设有董事会。有人总结为：政府的背景、民间的形式和市场的运作。
　　为了保持独立性，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中心成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因此，即便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筹集经费依然是国经中心最大的困难。但在民间智库看来，国经中心的官方色彩依然浓厚。
　　即使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官方智库，也面临着经费不足的情况，也需要从市场上通过项目资金来弥补。肖耿认为，这无益于研究人员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也不利于青年人的培养，薪酬过于市场化，级别又太行政化。
　　不仅如此，政府的资金只投在短平快的项目，而忽略了基础领域长期、深入的研究。薛澜举例说，美国传统基金会在里根当政之前就组织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对措施出具了’‘份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他们2/3的建议，为里根保守主义的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
　　他指出，国内智库在扎实系统的研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专业化发展方面也很不够。
　　
　　“旋转门”可以再灵活一些
　　
　　智库除了作为政府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西方还有一个称呼：“government inwaiting(待命执政团队)”，也就是说，智库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执政党培养和贡献人才，智库人员随着换届选举等机会加入政府，而政府成员卸任后也可进入智库。
　　这就是西方著名的“旋转门”机制。奥巴马访华期间，薛澜在随行人员中看到了他的老朋友杰弗里-贝德，他以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这次来华他的身份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同样在奥巴马外交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与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她应邀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
　　在奥巴马外交团队中，进出“旋转门”次数最多的当属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兰德公司研究多年后，他成为克林顿政府外交团队的重要一员。克林顿政府任期届满后，他又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效力于奥巴马政府，已经是他第五次经过“旋转门”了。
　　近年来，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退休官员也选择智库继续“发挥余热’，比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休后担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将军萧克和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则合力创办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然而，这一半“旋转门”打开的幅度也不大。库恩表示，大多数官员退休后选择了沉寂，一些丰富的从政经验可能因此浪费了。
　　虽然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调任卫生部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的例子，但从智库中走出的高官并不多，政府与智库的人员双向流动也非常态。中国的“旋转门”似乎并不灵活。
　　另外，代替官方进行一些敏感性议题的探讨，也逐渐成为智库的另一角色。11月13日和14日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就被媒体普遍解读为官方授意下两岸智库的一次“投石问路’，时事评论员刘和平评价说，两岸智囊以前都在幕后，这次走到了台前，就一些敏感性议题进行前期探讨，成为官方之外的二轨对话。
　　现代社会，智库日益成为一大重要的外交舞台，有时甚至是外交斗争与较量的阵地。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重视对美国智库的研究与交往，有意识地把“智库外交”纳入对美外交之中，长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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