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部落,让爱开口说话】 知青部落

　　2岁8个月大的苏雅拉见谁都一脸灿烂无声的笑,一笑就露出两颗洁白的牙齿,小小年纪在同龄人中还是“大姐大”,看到别的小女孩流鼻涕,她跑到柜台抽卫生纸递给小同伴,别的女孩见生人就躲,她到哪儿都是“欢迎来做客”式的热情笑靥,颇有草原人家的豪爽风范。这会儿,她使劲儿伸手够餐桌上的酒杯,要端起酒杯来跟各位知青爷爷奶奶干杯。
　　2009年年底,在北京知青和“慈依爱心行动”的捐助下,苏雅拉在内蒙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听力世界离她不远了,开口说话也不再是奢想。为感谢大伙儿的救助之恩,苏雅拉在北京接受语训时,苏雅拉的爸爸阿拉坦苏和、妈妈苏雅专程从东乌珠穆沁草原坐了一夜的汽车,带来8只2岁羯羊,用草原的方式宴请答谢北京的好心人。
　　在内蒙草原留下青春岁月的一桌子北京知青,苏和不是每一位都认识,有些甚至是第一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却熟得像老朋友,“有情、有缘来相聚吧”,同为知青的草原恋合唱团团员张娜依、杨慧星说道。
　　
　　一句“Mini Hu”,知青世世情
　　
　　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土默台山下,主人苏和一家放牧牛羊,过着祥和平静的生活。2007年,小两口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苏雅拉。没想到原本快乐的一家却因为这朵小花的降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6个月大时,苏雅发现女儿对家人的呼唤没有反应,去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检查,才得知女儿听力有问题,面临失聪。
　　这一诊断如晴天霹雳,全家人悲伤不已,苏雅成天以泪洗面。如众多经历过祸从天降的家庭一样,震惊后,小俩口还是踏上了无休止的求医问药之路,他们寻名医、找偏方,走遍了锡盟、呼市、北京,半年以后无功而返。
　　回到家中突然想起曾经在汗乌拉插队的北京知青,苏和马上联系收拾行囊再次来到北京。北京知青余均、葛长海等热情接待了苏和。
　　“牧区的牧民经常到北京来,多数是来看病,有的是来游玩或办事。凡在那插过队的知青对他们的到来都是尽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带他们到各大医院看病,另一方面陪他们看看北京的著名景点。”因为有当年知青的关系,有的医院对内蒙牧区来的病人看病都有绿色通道。只要是牧区来的牧民,不需排队,直接住院、检查和手术。在北京知青的协助下,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手术了。
　　 “我们知青刚到大队时年龄最小的不足15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牧民对我们非常照顾,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生产上,都是手把手地教,一看见我们,就‘Mini Hu,Mini Hu’地叫不停,汉语的意思就是‘我的孩子’,待我们如亲生儿女。我们去牧民家,都是走哪儿吃到哪儿,跟回自己家一样。”
　　“知青回城后,我们关系一直都没断。插队时,我们跟苏和的爸爸认识,他爸爸手非常巧,家里有很多小蒙古包、小勒勒车、马、牛、羊等模型。我们再去草原时,苏和已长大了,他唱歌唱得很好。现在他爸爸不在了,但我们跟当年牧民的孩子已经建立了联系,现在又看着第三代苏雅拉长大,跟牧民的感情一代代延续着。”知青丛佩华说。
　　一见苏和,听完苏雅拉的遭遇,余均、葛长海觉得一定要帮这个忙,第二天就带着苏和一家去了北京同仁医院。一检查,发现苏雅拉左耳听力110分贝,右耳听力95分贝,助听器肯定是需要佩戴的,但对于苏雅拉适不适合做人工耳蜗,医生们的意见不统一。而苏和第一次听说人工耳蜗,更加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葛长海让苏和别着急,吃饭聊天时,他想起在中华医学会《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工作的何膺远,何膺远也是汗乌拉知青。葛长海立马给何膺远打电话,让她帮忙解释解释,看看该如何医治。
　　事情总是在寻寻觅觅中出现转机。葛长海找到何膺远,讲了全部过程及苏雅拉的情况。听完介绍,何膺远知道安装人工耳蜗是目前世界上治疗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有效手段,但能够分辨语言的多道人工耳蜗引进还不到二十年,目前国内使用的人工耳蜗几乎全部是国外进口的,价格昂贵。何膺远觉得应该再次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她带着苏和一家找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曹克利教授,曹克利是目前国内做人工耳蜗手术最多的医生,经验丰富。
　　经过曹克利教授的诊断,苏雅拉需要做人工耳蜗,而且越早越好。苏雅拉的年龄正好是语训的最佳时间,越早做手术,她能开口说话的机会越大。做人工耳蜗手术的事情确定了,但人工耳蜗以及手术等费用,苏和一听就蒙了,“20多万!”一般牧民无力承受20多万元的治疗训练费用。本以为孩子有救,一听钱,苏雅又哭了。
　　看着这家人,何膺远想起20多年前,也曾有类似病情的一家牧民来找过她,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能够分辨语言的人工耳蜗,一经诊断是聋人,这个孩子就像被声音世界判了终生监禁,一家人听说没救,哇哇地抱在一起哭,看着都让人心疼,“按时间算下来,现在这个孩子应该成年了,也已经全聋了全哑了吧。”
　　“如果说那时是因为医疗手段的局限,让孩子永远生活在无声世界里,如今有办法解决了,再怎样资金困难,也要帮忙救一救啊。”何膺远不想悲伤的历史重演,她向曹克利解释牧民的困难,也让曹克利帮忙想想办法。从医院回来,她把苏雅拉要做手术的情况,各个档次的人工耳蜗价位如何,都一一告诉葛长海等人。
　　
　　哥们儿有几个是几个,
　　能出多少是多少
　　
　　大伙儿一合计,准备给苏雅拉捐些钱,“哥们儿有几个是几个,能出多少是多少,先弄一个启动资金,把费用的零头先凑出来吧”。捐钱的主意一定,何膺远也赶紧给曹克利打电话,咨询要做手术,需要准备哪些事项。曹克利也曾是插队山西的知青,听到内蒙知青要捐款挽救草原小花,很受感动,他曾参与过“慈依爱心行动”在河北省捐助聋儿人工耳蜗手术的救助,也说帮忙联系联系看看。
　　大伙儿的心稍微轻松些了,何膺远让苏和一家先回草原等信儿,丛佩华这边开始在知青群落里发动捐款的事情。“说实话,我们知青也捐不起大头,大多数知青都退休了,自身收入也不太多,有些人家里也有病人。”操持捐款事宜的丛佩华确定了一下找捐款人的原则是,“仍在职的和退休收入多一些的”,当年在汗乌拉插队回北京知青有30多人,经过一番筛选,他最终确定了10多位知青。
　　一一打电话过去,一说这事儿,大伙儿捐款都很踊跃,零零总总凑足了1万2千元。其中一位知青把这事写了一个求助的帖子贴到了北京草原恋合唱团的论坛里,也引起了草原恋合唱团的关注。
　　草原恋合唱团成立于1999年,由曾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过的北京知青和在京蒙古族同胞组成。“对我们来说,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草原是划等号的。一受草原养育恩,知青便是内蒙人。”这也是一个热心的文艺团体,不单歌唱草原,也同样热心于救助草原,他们曾为救助内蒙古草原的大雪灾和大旱灾进行义演,并到草原为牧民打井。
　　2007年底,合唱团通过捐款帮助草原上一位8岁的髋关节脱臼症儿童毛毛做手术,手术做完,捐款还有剩余,在征求捐款人的同意后,合唱团决定把剩余的1万元转捐给苏雅拉。到2009年9月,老知青和草原恋合唱团共捐出了2万2千元。
　　
　　这份恩情要感谢一辈子
　　
　　苏和回到草原,边等着何膺远的信儿,边筹划着将来家里该怎么办,他和苏雅算了笔账,如果知青阿姨们那边想不出办法,自家要凑足20多万的费用,肯定要把整个家当都卖掉:蒙古包、草场、牛、羊,再加上多年的积蓄和到亲朋好友借才能凑够;但如此一来,没有了草场和牛羊,就等于丧失了生存之本,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没有了家园,一家老小该怎么生活?
　　等信儿的半年多时间里,靠佩戴助听器,苏雅拉学会了3个词儿,“爸爸、妈妈、拜拜”。听到叫“妈妈”的那天,苏雅又高兴又悲伤。时不时,何膺远给苏和打来电话,问问苏雅拉的情况,也劝慰苏和别着急。
　　2009年入秋后的一天,在厦门开会的何膺远接到曹克利的电话,说苏雅拉的捐助计划有着落了,“慈依爱心行动”愿意和北京知青一起担负苏雅拉购买人工耳蜗的费用,圆知青们的一个梦,但为了提高受助家庭的自立性,家长也要承担一些手术费用。何膺远高兴地将这一消息立马告诉了苏和,让苏和准备做手术的费用。电话那头,苏雅高兴得喜极而泣。
　　2009年10月底,内蒙古医院的医生刘智勇给苏和打电话,联络入院做手术的时间。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苏和就带着苏雅拉来到了呼市的内蒙古医院。他了解到,同期做手术的还有其他7名内蒙古贫困听障患儿。10月31日,他们参加了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织,由画家张和勇发起的“慈依爱心行动”,向内蒙古贫困听障儿童捐赠人工耳蜗的仪式,余均代表参加捐助的北京知青也到会出席。
　　也就是当天,内蒙古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刘勇智和他的同事协助来自北京的曹克利教授,给苏雅拉做了手术。病房里别的小孩哭哭啼啼,苏雅拉不哭不闹,张开双臂,让护士阿姨抱着上了手术台。
　　一个小时的手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苏和和苏雅在手术室外来来回回地走。终于,看到曹克利教授出来了,苏雅盯着曹克利的脸看,看着曹教授笑容满面,揪着的心也放松了。“没事,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听到这句话,苏雅也高兴地抱住了丈夫,再看到小苏雅拉头裹着纱布被推出手术室,“心情特别激动”。
　　2009年12月,苏和、苏雅带着苏雅拉又来到了北京,进行语言康复训练,这次一家三口来北京的心情跟以往都不一样,在语训中心附近,苏和租了一处房子住下,即便是在租借的房子里,一家三口也是其乐融融。苏和觉得世界变得崭新崭新的了,“最希望苏雅拉能早早地说出一句话。在北京遇到的好心人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相关热词搜索：知青 开口 说话 知青部落 让爱开口说话 知青部落 让爱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