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电影六十年] 八一厂2018献礼电影

　　这几乎成了一个新的传统:每逢国庆或其他重大纪念活动,电影人都要用他们的作品让观众“在银幕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献礼”景观,而老百姓最熟知的莫若国庆献礼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难忘的1959”是因为那年创造性地推出国庆10周年献礼片概念,从而促生了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优秀剧目;而2009年也必将成为又一个“难忘”,不仅是时间特殊――中国人概念里最重要的岁甲子,影片数量最多――达到破天荒的50多部,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电影界的大阅兵”。
　　
　　其实,献礼片的概念并非中国独有。《珍珠港》是献给珍珠港事件中牺牲和没有牺牲的英雄;《辛德勒名单》是纪念那段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和辛德勒这样的勇者;《兄弟连》和《拯救大兵瑞恩》是献给诺曼底登陆的;科幻电影《独立日》则可视为标准的美国国庆献礼片……这些影片给历史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带来感动,也给观众带来感动,这种感动甚至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半个多世纪里,除了文革期间陷入停顿外,每五年、十年的国庆都会有一批献礼片出现,其中不乏精品,如1959年的《青春之歌》,1964年的《东方红》、《早春二月》、《大闹天宫》,1979年的《小花》,1989年的《开国大典》,1999年的《横空出世》等。
　　
　　国庆十周年:《青春之歌》
　　
　　为国庆拍献礼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中央要求“至少拍出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1959年7月,文化部特意把全国故事片厂厂长都叫到北京开了18天的会,厂长们曾调侃地说:“我们干脆一鼓作气,拿出18部高质量的献礼片来。”结果最后被评定为献礼片的还真是18部。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的献礼电影,全力凸现乐观主义的激情,今日老百姓熟知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树立起来的。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我要给李向阳一点厉害看一看,我要杀他个回马枪!”这个能成天和鬼子捉迷藏,跳进灶台刚出地道又进青纱帐,插双翅膀能飞遍城乡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出自1955年的《平原游击队》。在献礼片没有提出来之前,一系列抗战题材影片无疑是献礼片的先行者。这一时期最严重的艺术偏差,就是为了凸显游击队的英勇神武,将敌人有意刻画的弱智,一眼就看出他们不是好人,将人物标签化推向顶峰。
　　1959年出品的《青春之歌》,才是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经典献礼片。该电影以31万元的成本,获票房纯利润36万元,实属难得。当时还没有市场意识这四个字,但有数据统计表明,那一年为期24天的献礼片展映,共展出影片35部,放映9万多场,观众高达1.2亿人次。
　　作为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是在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由新闻媒介倡导的全国性关注中完成的。作为新中国影坛上绝无仅有的一部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影片,讲述了林道静由一个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无路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步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联想到前一年庐山会议后,对知识分子右倾主义的批判,这部献礼片旨在宣传“对知识分子的二次改造”。导演崔嵬因此片一跃而为“北影四大帅”之一,女主演谢芳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五朵金花》也是同期献礼片中广受赞誉的一部。它以优美动听的爱情歌曲,与大理的秀丽山水相辅相成,在那个社会气氛相对紧张的年代给人带来了“久旱逢甘霖”般的喜悦。
　　同年推出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则成为新中国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战火中的青春》堪称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影片的绝响,木兰从军的现代传奇。
　　
　　国庆十五周年:《早春二月》
　　
　　60年代初,献礼影片依旧是以革命题材为主。以往的革命电影都注重男子气概的英雄人物,直到1961年的《红色娘子军》,作为革命者的女性形象走上银幕。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是著名的样板戏之一,谢晋导演的这部样板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片中男女主角之间爱情戏是否需要保留的问题,引发了广泛争议。当时,文艺作品一般不能写人的感情,更不能写“普遍人性”和人的七情六欲。加上庐山会议刚刚开过,“反右倾”余威尚在,上海电影局的领导经过反复商量,还是决定通知谢晋尽量删掉常青和琼花的爱情戏。
　　1963年上映的《冰山上的来客》绝对是60年代的年轻人心中永远的想念。来一句:“阿米尔,冲!”唱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喊一声:“亲爱的战友”。这是那个年代的浪漫。
　　
　　1964年,国庆15周年,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二次献礼片扎堆的现象,这一年推出了《早春二月》、《大闹天宫》、《东方红》、《英雄儿女》等作品,逐渐脱离之前的抗战题材,并奠定了此后中国电影类型片的基调。
　　有人说,《早春二月》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异类”,乃五六十年代故事片的巅峰之作。它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其间得到夏衍的支持与帮助,他亲自划剧本修改一百多处,并将片名定为《早春二月》,亦寓示了当时的时代如早春料峭的天气那样,寒意袭人。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新中国十七年的电影银幕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孙道临塑造的肖洞秋形象气质逼真、性格鲜明,成为他的表演艺术的代表作。谢芳对于反抗封建环境、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陶岚也演得非常生动、真实。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异类”,《早春二月》上映不久便遭到了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严厉批判。
　　196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也是至今唯一的献礼动画影片。其精湛的动画艺术,在国内外都有难以逾越的影响力,中国动画本可凭此青云直上,可惜十年的放牛生涯,世界已经变了样,专门来讨教《大闹天宫》制作者的日本动画大师已把日本动画领入新的境界,而中国动画人才的断代一直蔓延到现在。该片可谓献礼片中最大的遗憾。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事业几乎停步,电影市场上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
　　
　　国庆三十周年:《小花》
　　
　　时光流转,经过了一段文化曲折之后,中国电影又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大爆发,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面貌的各个层面。一是“文革”反思,代表作是《泪痕》,还有中国银幕上男女演员第一次接吻的《生活的颤音》;二是描写以科学家为代表的讴歌知识分子题材的,从《李四光》到《樱》、《海外赤子》,视野拓宽到日本、美国;三是反映沸腾现实生活的喜剧片,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甜蜜的事业》,反映上海城市青年生活的《小字辈》、《她俩和他俩》;四是革命战争题材,《啊!摇篮》、《保密局的枪声》、《归心似箭》,还有《小花》;五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喜剧片《瞧这一家子》。
　　其中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创新浪潮的《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它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写的是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故事。该片导演张铮曾跟随著名导演汤晓丹拍摄过《不夜城》、《铁道游击队》等军事片。《小花》是她从谢添手里接过的本子,但她和摄影师却没有走军事题材的老路线。该片摄影师云文耀认为再走军事片之路,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于是,导演带领剧组把影片基调从战略思想转移到描写战争中人的命运,表现感人至深的兄妹情义。
　　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年代,《小花》从内容到形式的“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有人说它将梦游中的国人震醒,重回以人为本的底线。
　　
　　国庆四十周年:《开国大典》
　　
　　《廖仲恺》、《董存瑞》、《西安事变》、《开国大典》,看着这些熟悉的字眼,让人已经回到遥远的记忆中。作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红色影片一直是银幕的主流,而现在这些影片只有在怀旧的时候才会被想起,不过这类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为己任的红色影片只是特殊年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此类影片注定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高度泛红的年代过后,主旋律影片的概念在1987年的一场电影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被明确提出。
　　
　　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片,《开国大典》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在国共两党中诸多生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再现了上百位历史人物。本片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也尽量人性化。比如毛主席的不擅饮酒,以及不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违背婚姻法、尽早结婚时,父子之间的摩擦。包括毛主席私自出门,上饭馆吃饭,忘带钱时的尴尬,都让观众见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毛主席形象。
　　紧随其后推出的《大决战》系列将国庆献礼电影推上了一个艺术高峰。影片对革命对立面的人物没有进行脸谱化的简单贬斥,而是将其反历史潮流的失败原因进行了艺术的阐释。不仅表现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斗争,更展示了这两个政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较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景式巨片。
　　
　　国庆五十周年:《横空出世》
　　
　　进入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5年美国大片被买断版权或分账引进,从前国人只能在正大剧场中才能看到的美国大片来了,被一部分人叫嚣的“文化入侵”开始了。
　　到建国50周年时,献礼片开始将视角更多地放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写实上。《国歌》、《詹天佑》、《春天的狂想》都是从小处落笔,还有像《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这样关注百姓家常的小投入影片,显得清新脱俗。
　　《横空出世》是向国庆五十周年隆重献礼的首选影片。影片内容主要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内幕,描写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从共和国的高层领袖到普通的百姓;从功勋卓著的将军到普通的战士:从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到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到在最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无名工人,影片都给予了全景式的展现。
　　跨过1999年,大片成为中国电影人的新追求,中国电影观众的口味也更加多样化,对电影观赏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愿意接拍主旋律电影,以至于献礼影片开始走下坡路。
　　
　　国庆六十周年:《建国大业》
　　
　　今年最重磅的献礼影片是什么?当然是《建国大业》。这部大型史诗故事片因云集了众多大牌明星,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关注,可谓万众瞩目。如今,这部原该主旋律的电影遭遇了更多的娱乐性与传奇性,说其为今年最大的娱乐事件,一点也不夸张。
　　一直以来,“主旋律”与“娱乐化”似乎是一对反义词,二者没有太多的共通性。“主旋律”太过理性、严谨、官腔官调,而“娱乐化”是感性、轻松、大众的代名词。以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大多“戏红人不红”,还过于严肃,为弘扬而弘扬,千篇一律,弄得观众提不起兴趣,因而知名度有限。大概韩三平、黄建新二位导演是想改变主旋律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呼啦啦找来了百余位一线明星,且个个大牌,愣是把一部主旋律电影拍成了众多明星汇集的大杂烩。这下热闹了,很多观众冲着数明星纷纷走进电影院。韩导演在一旁得意洋洋,不错,不错,这下票房收入大大的有保障了。
　　关于《建国大业》何以请到那么多明星,据说是韩导演使出了“杀手锏”:“咱们爹妈要过六十岁生日了,你作为人民的演员,不应该出来为祖国六十华诞的生日做点什么工作吗?”一句话,再大牌的明星也得乖乖就范。发展到后来,似乎是你不参演就表示你不爱国了。一牵扯到这事,问题严重了,于是很多明星纷纷主动打电话要求参演,哪怕没台词,哪怕跑龙套,只要能在影片中露一小脸,似乎就能把自己“不爱国”的嫌疑洗清了。于是,这部影片成了中国影视界的集体大联欢。
　　于是,在导演的精心策划下,影片顺利从“主旋律”变为“娱乐化”。遗憾的是,娱乐化氛围太浓了,把初始的“主旋律”意图挤到了角落。尽管主创一再声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才是电影之魂”,但在普通观众眼中,数明星才是看《建国大业》的最大理由。试想,观众忙着数次第登场的明星就已经应接不暇,哪里还会在乎影片的内容以及思想呢。内容再精致、思想再高明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为明星让道、为娱乐开路。
　　“又红又专”,这个原本政治意味非常浓的词语,现在常常被人们用来评价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这里的“红”是指票房、收视率“飘红”。面对由“70后”“80后”甚至是“90后”为主体组成的电影消费市场,献礼片不仅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历史观的普及,又要在商业运作上实现“主旋律”也能被广泛接受的可能,这绝非易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副教授白小易认为,献礼片是为纪念某一重大活动、歌颂与该活动相结合的某一主题而创作的电影电视剧,它承担着政治宣传的义务,在价值导向上不能松懈。不因主义不同而否定人格,固然是思路上的重大突破;但如果因此而丧失立场,对主义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就背离了“献礼片”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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