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延安 邢仪　梦回延安

　　“那时候都特别革命，说延安苦，越苦地方越去，专门等着，最后一批去的。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年，当初满腔‘革命激情’去的，命运全被推向未知的看不到头的未来，数着日头费尽周折离开了，一回首才发现青春啊魂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都丢在黄土地里了。”
　　
　　
　　1968年底到1969年初，在北京已经闹了好几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些原本应于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高中生，纷纷奔赴内蒙、东北、云南的、山西、陕西等各地插队，去兵团的人最多，可以领工资，但邢仪所在的清华附中以及海淀区八一学校、人大附中，101中学等重点中学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跟她一样选择了去“圣地延安”。
　　“那时候都特别革命，说延安苦，越苦地方越去，专门等着，最后一批去的。”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再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当初满腔‘革命激情’去的，命运全被推向未知的看不头的未来，数着日头费尽周折离开了，一回首才发现，不管愿不愿意，时代再如何变化，青春啊魂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都丢在黄土地里了”。
　　
　　不投机的“文革”美术
　　
　　《走过天安门》、《大唱革命歌曲》、《接受再教育》、《动荡的青春》、《知青窑》……邢仪的油画名字和油
　　画的颜色一样红彤彤，质朴的面容，瓷实的身板，土绿的军装，喧嚣的年代被苍茫的黄土，回忆的红色调，高原的明亮层层渲染，革命小将沐浴在宝塔山的光辉中，眺望遥远而无法揣测的未来……
　　100多幅大大小小的油画悬挂在展厅里，里面的人物或腼腆微笑，或凝神沉思，或者在彷徨中按部就班地生活，不带一丝戒备，“他们”已是属于过去的幻象了，日子被截成了一个个莫可名状的瞬间，忽然美好，忽然酸涩……文字、影像也许可以追溯岁月的属性，但却不能这样直接展现出时代在一群人记忆中的样子，“30元的门票费对很多生活条件不好的知青来说有点贵了。”有的人已经到了世纪坛，又走了。攒了十年工资自费办画展的邢仪细心地把作品放到网上，很多老知青写长信给她说当年的故事，一幅一幅分析作品。
　　无论对于过去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抱着什么样的看法，看过展览的插友都很激动，邢仪每天都搬把椅子支个桌子坐在展厅，和观摩的专家以及找上来的插友聊天，看他们写留言。跟十年前办的画展一样，这一次展览又变成了知青们的聚会之所，不光是去陕北插队的，去山西的、内蒙的、东北的、云南的知青都来了，不是看完画就走，即使原本不相识的两个人，也会亲切攀谈，“你是哪个县上插队的？”“哦，我的同学也在那个县。”
　　与强调政治概念的其它“文革”美术不一样的是，邢仪的画不哗众取宠，不搞艺术投机，不搞主旋律，也不刻意伤痕，她更准确地表达了知青对那段生活的缅怀。乡村间琐碎的日常生活，知青窑里的挑灯夜读、打夯间的回眸一笑、劳模会上的自豪和欣赏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观众留言“‘文革’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能是一段黑暗的记忆，但对于身处在其中的人，或许是最宝贵的，人们充满着生命的热情以及对共产主义毫无怀疑的希望。”
　　邢仪说“不管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现象，这段历史也不应该被遗忘，也值得记述和描绘。画家并不承担解释、评价历史的社会责任，画家只对自己的灵魂和艺术负责。我要真诚的绘制出自己的作品，把我们知青的青春永远留在画布上，告诉人们，我们这代人曾有着一个怎样的青春岁月。”
　　
　　圣地延安
　　
　　刚到陕北，有三件事让邢仪开始认识到“圣地延安”的真实一面。一，她跟同学打赌，45度的斜山坡上不能种庄稼，她输了。二，老乡翻几座山去县上接他们，老乡替他们背着知青几大箱的书和其他行李，连个毛驴都没有，从后面只能看见箱子在移动看不见老乡。三，第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死活找不到自己的鞋，黑夜像墨一样黑，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
　　在许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大家一致公认陕北是当年知青去的最苦的地方。到陕北，就是去当农民的，车刚到县城，有人就哭了。那里风沙大，出门就是山，干什么活都得上山，上山种麦子，收获了再背下来，往山上担粪，九十斤的土粪最多一天背了十九次，一边是崖一边是峭壁的窄道上，扁担连换个肩膀的空间都没有，女生的肩膀肿得老高一边哭一边走，有一次邢仪换扁担时，不小心戳到崖壁，差点从山上折下去，“很多知青就是那么死的”。
　　虽然很苦，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生活下去的信心，“很多人到那儿不能实现原来的理想，不可能再当科学家了，就搞文学，搞别的，歪打正着，出了好多文学家。”当时的一帮文学青年，有当地的也有北京的，比如史铁生，路遥，陶政，张承志等等，“大家并不颓废，总想努力干点什么”，也出了很多干部和其它领域的人。
　　邢仪的同桌淘气的男生孙立哲现在是名医，住在美国，当时是因为偶然救过一个上吊的老乡，被人当成神医。来找他看病的人源源不断，一点儿不懂医的他只好拿本医书一边翻一边给人看病，后来竟然可以做手术了，“我记得当时他给一个人做手术，知青都在里面帮忙，结果不小心可能把动脉碰到了，血一下跟喷泉似的飙出来了，所有人都傻了，他特别冷静地用钳子一夹，止住血，然后处理好了。”
　　那时候政策上鼓励知青扎根农村，但邢仪并不相信自己会永远待在那里，原本想成为工程师的邢仪在延川县文化馆工作时，因缘际会看到了西安美院招生的通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学一点东西的邢仪毫不犹豫就去了，当时考试的有三百多人，就招5个，她坐车到考场的时候，考试已经结束了，“考官见我是知青，又给了我一次机会，现场画一个静物，我上学的时候美术是5分，我觉得不难。”邢仪被西安美院录取，成为后来同学中唯一的画家。
　　在延安插队的经历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变得平和和大度，因为对他们来说，再没有什么苦和艰难可以难过那个时候。
　　
　　记忆是奇特的东西
　　
　　日子很苦的时候，邢仪每天就看着太阳，怎么老在天上不动啊，巴望它下了山就可以收工了。林彪事件发生之前，大家思想上还都比较狂热，白天干活累得要死，晚上还自动自发就着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学习毛泽东思想。知青分成各个学习小组，给村里的农民，妇女，儿童讲课。每个知青几乎都有过在窑洞小学代课的经历，一间教室坐着几个年级，两三个孩子就是一个年级，那些来上课的小孩子们必须把带来的更小的弟弟妹妹放在桌子上，上课时一会儿是尿了，一会儿是拉了，一会儿又要吃，一片忙乱。邢仪尽可能地在画板上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有的事情却很难还原。有一件坏事邢仪印象特别深，当时知青们听说村里来了一家黑户（没有户口），就推测这是成分不好的家庭，比如地主。于是包括邢仪在内的十几个知青趁着那家人不在家时，去那家造反，把他们仅有的半罐面粉从山上倒了下去。几十年来，邢仪一直感到这件事做得特别过份，但是每当同学聚会提起时，大家总问她，有这样的事吗？怎么不记得？“记忆真是奇怪的事情，是我记错了还是他们忘记了？”
　　在邢仪的画中，有一幅是知青聚集在煤油灯下读报，读的就是林彪出事的报道，“当时感觉一下就颠覆了，我们一直信仰的东西里面其实是这样勾心斗角，那是一个转折，从此以后大家对于造反，闹革命啊都变得比较冷淡了，搞不起来了，都去关注自己的事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像达成了默契，都不去谈那个时代的对错，只说说共同的经历的事情。对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永远的话题，“我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
　　知青的到来给农村带来了知识和文明，也搅乱了村民们的生活，那里的年轻人开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感到很不平衡，有些人也留下了爱情，但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很难结出圆满的果实，邢仪在自己的文章《初恋祭》里也讲过自己与当地青年的一段意外而没有结果的恋情，本来在西安美院可能留校的邢仪也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失去了第一次离开延川的机会。然而当她再次回到延川，看到了这片土地的美，在当驻队干部的期间，她每天都带着速写本，在别人休息吃饭的时候，不停地画速写。1997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仪又踏上陕北的土地，在那里给路遥的母亲画像，从此经常回陕北，那里有她最怀念的质朴的生活，还有本真的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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