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龙　北川，失衡的心] 心身失衡

　　摄影|本刊记者 张立洁 　　 　　北川，元旦，10点30分。 　　一溜突然驶进北川县城废墟的迎亲车队喜气洋洋，打破了死寂。北川任家坪的乔贵田，正穿越废墟，将新娘陈佳从娘家中迎娶回来。迎亲车队里，有人给好奇的路人回话说，“新人说：我们是北川人，地震虽然夺走了亲人、财产，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是的，生活还将继续。伴着鞭炮唢呐声，人们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也许会暂时忘却沉甸甸的伤痛。然而，真的可以这样吗？在短短的8个月里，经历“5?12”大地震，“9?24”特大泥石流两次巨大灾难的北川人，心中的痛楚，靠什么释怀呢？
　　
　　大家的“家”
　　
　　北川擂鼓镇。在原镇北面的一处空地上，几千间白壁蓝顶的板房顺着山势面东排开。隔着一条路，十几排白色救灾帐篷引人注目。
　　最边上一顶帐篷很特别，门上挂了个牌子：大家的家。这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设在擂鼓镇的心理援助站。
　　几个孩子在帐篷里的塑料桌上看书、画画，9岁的李皓也在其中，他用稚嫩的小手，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处房子。
　　“这是我家，不过现在没有了。”小李皓说这句话时，有些难过。看到后，孟凡龙立即上前，和小李皓一起画画，陪他说话。很快，懂事的小李皓又活泼起来，“叔叔，以后的房子比这更漂亮吧？”
　　孟凡龙，是这个心理援助站的站长，事实上，这个站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地震发生后两天，哈尔滨人孟凡龙即从长沙到德阳等地做心理援助，至今没有回家。5月30日转到擂鼓镇后，他的工作室和住所就设在这个白色帐篷里。帐篷不大，挂满了孩子的画作，书架上摆放着各地捐赠的书籍，在一个角落里零散堆着他的锅碗瓢盆。
　　不和这里的人们一起生活，不融入他们的生活，很难体会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孟凡龙和灾民一样住帐篷，与大家一起经受住了炎热、潮湿、湿疹和蚊虫的考验，一个锅里吃，一起侃大山，很快熟悉起来。建了板房后，大部分灾民搬进去了，由于数量有限，他还住在这个帐篷里，平时大伙也争着让他搭伙。
　　平日里，要是没有心理援助的工作可做，孟凡龙干的多是“打杂”。孩子们喜欢来他这儿做家庭作业，他就帮忙辅导下，也帮忙分发物资，泥石流来了，又加入抢险救灾，基本上，哪里有“坑”哪里填。
　　
　　 “陪伴”，不挖伤口
　　
　　一个月前，孟凡龙又申请到一顶帐篷，把深圳一位好心人捐的投影仪架了起来。从帐篷上扒了块布，缝得方方正正的当大屏幕，也像那么回事。在这个简陋的电影棚里，孩子们又看到了《猫和老鼠》，一直笑声不断。孟凡龙说，地震之后，这样的笑声已经久违了。
　　都说孩子的自愈能力差，孟凡龙并不认同，“对孩子做过多心理干预往往显得多余”。只要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他们就能玩得很开心，哪怕是简陋的帐篷。几本儿童读物、一盒彩色蜡笔、几个小玩具，他们就能看书、画画、玩游戏。当然，能陪着他更好。“一般情况下，我不主动去询问孩子们关于亲人、地震的感受等敏感话题，只是陪他们玩。说我是心理援助者，不如说更像幼儿园老师。我想达到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使这些孩子的脸上重新有笑容。”
　　
　　孩子们最大的“惊恐”，在慢慢消失。最难的案例还是地震中有亲人丧生的孩子。孟凡龙愿意以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忘记过去的灾难。这种引导，最好是“看不见”的。
　　首先做几个热身的小活动，在一首轻松音乐的帮助下，让身体逐级放松。4人一组，发纸、水彩笔，给出10分钟时间，每个人画出2幅画。一幅是自己想画的，一幅是画出自己的心情。画完，先在小组中分享，然后小组代表再发言。有人恐惧担心，孟凡龙抱着他，越来越多的人环抱着他，给他力量，给他信心。
　　“孩子的自愈能力超乎你的想象。有个小孩喜欢捡碎木头，天天捡，结果他七上八下的能给你拼出个新车来。把一个废弃品复原成一个新玩具，你说他的创造力强不强，自我调节能力强不强？只是现在，能提供的东西太少了，让他们开心的东西也太有限了。”
　　
　　先“安置”，后“安心”
　　
　　主动提出心理求助的成年人很少很少。来聊过几次天的，在路上碰见孟凡龙，还尴尬的不敢打招呼。
　　2008年10月3日，北川官员董玉飞自杀身亡；11月15日夜，北川擂鼓镇杨俊杀妻自杀；11月11日，安县花?镇雍峙村51岁的陈开华在父亲坟墓前上吊自杀……
　　孟凡农向我们历数这些曾经的“硬汉”，“成人想的很现实，他看废墟，这个没了，那个没了，总是失落。疏导一次好一点，回头又反复了，这个心理干预很难，也需要很长时间。”
　　不同的人面临的伤痛是不一样的。幸运的家庭，一家没有伤亡，他们犯愁的是家财尽失，如何重建家园；家里亲人遇难的，可能还是沉浸失亲的痛苦中；伤残的人，会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为现在的病情担心。但是重建家园的烦恼，谁都要面对，也是最迫切的。尤其是受灾最为惨重、最为广泛的北川，相对于其他灾区，对灾民显然难以全面顾及。
　　几个月前的泥石流将部分板房冲毁，整个小区内到处是积水和淤泥，已经无法居住，2000多名受灾群众又不得不再次搬迁，重新住进帐篷，过冬物资少得可怜，后来分到了一些衣服和裤子，但是鞋子几乎没有。现实的反复打击无疑雪上加霜。
　　先“安置”，才能“安心”。“有太多需要满足的东西。我是住两天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们却要永远面对。总说往前走，往前走，怎么走？”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这个时候，是灾区最需要心理危机干预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的心理失落感会更强烈。”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心理学家发现，半年后，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5?12”之后，仅擂鼓镇就先后接待了众多心理援助队伍的造访。有些心理援助队来了，并不仔细了解情况，只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心理调查问卷，让孩子来填写。问卷上的题目设置得也很不科学，诸如“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家里有多少人在震灾中遇难”“你会做恶梦吗？”这样具有刺激性的话语频频出现。
　　孟凡农很是心痛。这些所谓的心理辅导专家，还总是出现在媒体关注得最多的幸存者周围……他们不是悄悄地走进灾民们的帐篷，弯下腰、蹲下来，握一握在苦痛中煎熬者的双手，而是举着救援队旗，从一个灾民安置点赶赴另一个安置点，当天或者过几天就走了。
　　一个心理学家在治疗时告诉孩子们，面对灾难要学会笑，勇敢面对挑战。下一个心理专家来了又告诉孩子，要哭出来，哭是一种宣泄。“这种流派不同的‘重复’干预不仅造成二次伤害，甚至引起群众反感。”
　　唐山地震二三十年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精神障碍问题。“让一个心理救援队在灾区蹲点20年，的确是要求过高。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寻找一个点，面向一个人，至少能坚持一两年，人有感情的，当真的建立起联系，就不用你去使劲掏啊掏，该说的都会和你说了，你的工作也会真的见到效果。而不是把这里当一块作秀的蛋糕，‘各立门户’，今天挂牌，明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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