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　斗转星移，木石有声]斗转星移的意思

　　罗哲文，1924年生。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师从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已故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建筑学家郑孝燮并称为文物保护界的“三驾马车”。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中国历代的各种建筑，宫殿、园林、寺庙、民居等，都是实物的历史，历史凝聚在了这些实物身上，它们也验证了历史。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它们还在说话。
　　
　　
　　从昏暗狭窄的过道看去，整套房子像是刚刚揭开封条一样，不论地板还是墙壁，无论客厅还是卧室，都被多到惊人的书籍和相片所掩埋，只容一人通过。
　　84岁的罗哲文抱着一大堆文件笑眯眯地进了门，满面红光，步履稳健。他马上搬开沙发上的书，让我们落座。接着，迅速而又准确地从柜子上杂乱无章的各种瓶瓶罐罐中扒拉出来两个干净杯子，不紧不慢地倒上茶。外人只能用凌乱来形容的这个房间，他用起来却格外方便。堆成小山一样的书本中，还不时会出现进行分类的卡片。
　　一旁的老伴笑着“数落”：以前吧，我还替他归置归置，归置好了马上就乱，现在我也懒喽！客厅一角，摆放着一只绿色旅行箱。箱子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工整地写着罗哲文的名字、地址及联系方式，把手上粘贴着许多托运行李的标签。刚刚从杭州回来，过几天又要出去。罗哲文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提起箱子就走，下了飞机又上火车，回了家也不“消停”。
　　问及身体是否吃得消，老人哈哈大笑：从前我们一起跑的“三驾马车”中我还是年轻的呢！现在单老不在了，我们这两驾马车还在跑！
　　
　　梁思成先生影响我一生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不少国立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都迁往后方西南地区，在那里坚持办学和研究工作。创建于1929年的古建筑研究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也从北平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驻扎，这里聚集了一批古建筑研究领域的精英学者，如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等。
　　那一年，高中毕业才16岁的罗哲文，在报纸上看到营造学社招收学员的告示，当时他并不了解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但见考题中有写字、绘画等内容，兴趣相投，便一心去投考了。当年的竞争激烈不亚于如今，好几十个人考，仅招一个。就在长江边上，主考官让罗哲文看着对面的宝塔，不容准备，给一只铅笔就让画。
　　就这样，有一些绘画天赋的罗哲文幸运地进入了营造学社。在这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梁思成先生。
　　刚开始，罗哲文协助整理资料并测绘古建筑，那时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一次，他闲来无事在地上画画，陶醉其中的模样吸引了恰好路过的梁思成，梁思成让他画个民居建筑，罗哲文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天赋让梁思成当即决定：由自己直接传授绘图技艺。这样，罗哲文成为梁思成的亲传弟子。
　　对这个天赋秉异的弟子，梁思成下足了功夫：你别看图画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连如何使用绘图仪器，甚至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细枝末节也手把手地亲自教授。五年里，罗哲文打下了勘测、调查及考证古建筑的一生受用不尽的基础，就是照相，也学会了，并成为终生爱好，以至拍下全国无以数计的古建照片，如今其中一些早已无迹可寻了，而罗哲文存留的照片，成为千金难买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梁思成是传统知识分子，一生踏踏实实治学、朴实无华做人，对金钱、地位没有奢求，他的为人、治学精神影响着罗哲文，“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也成为他做人的标准，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
　　师母林徽因则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多年后，罗哲文惊奇地发现，自己查阅、利用英文资料居然得心应手，而这得益于林徽因为他打下的厚实的英文功底。
　　师生之情也愈益深厚，“文革”浩劫中，梁思成被“黑线人物”等诸多帽子压身，许多人躲避不及，而罗哲文从湖北改造完一回京，即刻就去医院探望病重的恩师，使梁思成大为感动。
　　时隔半个多世纪，罗哲文动情地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他们很爱护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日本古都的恩人
　　
　　那时，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奔走在田野间，在抢救性考察古代建筑遗存。罗哲文目睹恩师的所作所为，并在辅助他们工作的过程中学习、成长。
　　1944年夏，梁思成带罗哲文一起去重庆工作。那次，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罗哲文住的是工作室兼卧室的一个单间。梁思成则住在另一座小楼里。每天，梁思成拿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注的符号，用仪器绘成正规地图。
　　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有两处他是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但是，作为一个小学徒，罗哲文也不便追问缘由，只是埋头苦干。
　　在美军对日本本土展开攻击时，日本人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加以留存，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然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在战火之中毫发未损。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几乎缄口不言，谁也没有把美军对日本的空袭，同中国那个闷热夏季上清寺里的忙碌联系在一起。
　　
　　时隔42年之后，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访问。在奈良举办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管谷先生相遇了。管谷得知罗哲文早年从学于梁思成，便向他讲述了一些情况。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曾有人提出是美军中学者建议的结果；而他却听此前访问日本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透露，此事和梁思成先生有关。因为梁思成1947年到北大讲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的事例，这是宿先生亲耳听到的。后来，日本人纷纷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文物古迹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完全可以超越政治因素”。从老师的思想和身体力行中，罗哲文受益匪浅。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于1946年初创办建筑系（当时叫营造系），并聘请其为系主任。罗哲文便跟随梁思成来到了清华大学，一面在系办公室担任助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一面还在清华建筑系边听课，边继续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万里长城第一人
　　
　　1950年，26岁的罗哲文被作为专家调往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国家文物局）担任郑振铎局长的业务秘书。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时势造英雄，罗哲文被推到了保护长城工作的前沿。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只有28岁的罗哲文，让他负责，先行制定长城的勘察规划。
　　早在1948年，林徽因就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觉得总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那年10月，罗哲文带上相机，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八达岭长城已是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
　　再去，仍是这满目荒凉，罗哲文想到承担起了长城的修复工作，激动地写下了“要使长龙复旧观”这样的诗句。
　　罗哲文和同事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开始了艰苦的实地勘察。通向八达岭的山路异常崎岖，随时都有掉下山谷的危险，他们从老乡家借来毛驴，走上大半天，才到达山顶，天黑了，枕着荒地、吹着寒风和衣而眠；渴了喝山泉，饿了啃干粮，就这样，罗哲文得到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三个月后，他拿出八达岭长城的维修规划图，请梁思成审定。
　　病中的梁思成很是欣慰，强调了三点意见：长城要“整旧如旧”，保护古意；游客休息位置要讲究艺术性，要有野趣；不能在长城上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效果，也不利于保护长城。这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珍贵图纸，罗哲文一直珍藏至今。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用原材料修，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罗哲文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到山沟里收集一块一块塌下的青砖，从沙土里挖掘砖块。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周总理指示说，长城的情况要给外国客人讲解。当时能向游客介绍的人很少，所以，我应该算长城第一任导游了。” 在这个过程中，罗哲文发现自己需要对长城做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开始不断地考察、不断地查阅资料，并写下了几本关于长城的书。“文献可以参考，但必须结合实际。”五十多年的实地考察，他爬过很多尚未修复的长城，“光八达岭长城，我就去过100多次。有一些地方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也差一点摔死了。”
　　修复让破败的长城再次以巍峨、壮丽的姿态震撼世界，罗哲文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感动着世人。因多年来一直在为保护长城、修复长城而奔走呼吁，罗哲文被人称为“长城守望者”、“万里长城第一人”。
　　
　　古建筑，不只是木头加石头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到底有多长？以前曾有外国人说长城为2500公里或者3000公里，但罗哲文发现，外国人是用尺子比着地图量出来的，这种测量是错误的。长城不是直线，它上上下下弯弯曲曲。而不同朝代也建造了许多道长城，只有把各朝代建造的长城加起来才是长城总长度。罗哲文一路走一路测量，得出的答案是：长城纵横10万余里。
　　都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偏偏罗哲文就数清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哲文就骑着自行车天天从城里往卢沟桥跑了一个月，数了不知几十、几百遍之后，终于揭开了谜底――卢沟桥的狮子有485个！
　　较真外加认真，罗哲文就是这么个人。从16岁至今，68年的奔走中，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甚至不惜以80岁高龄，穿越死亡之谷罗布泊。当年那个壮志踌躇的青年，现在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他却说将继续走下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当你真心爱上这个行业，你就发现已经离不开它了。”
　　在全国政协的档案馆里，存放着一份珍贵的文件，其编号为663号。1985年春天，在世界遗产公约签署13年后，罗哲文和郑孝燮、侯仁之、阳含熙四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递交提案，建议中国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这一提案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次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包括长城在内的6个遗产地全票通过，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现在，我国世界遗产已达30处。而从拟写提案，到名录申报、实地考察，罗哲文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为此不但毫无怨言，且乐此不疲，每每为我国增加一处世界遗产而自豪。“比如平遥、丽江等古城一向鲜为人知，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一夜之间名声鹊起，誉满海内外。”
　　古建筑，在他眼里，不是木石的简单组合，而是一段段凝固的历史。就如圆明园，“所谓‘万园之园’，就因从没一座园林如这般。它代表着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顶峰，同时也意味着一段耻辱、悲愤的历史创伤，一种自强、复兴的民族情结。”
　　因而，罗哲文始终反对原址重建圆明园，但对于横店再造圆明新园的事他却又表现得很豁达。“中国向来有重建整修文物古迹的传统。如果能够坚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原则，圆明新园本身也会成为艺术精品，将来更有可能成为受保护的文物。”
　　似乎与脸上始终挂着的笑容呼应，罗哲文保护古建筑的态度，也始终是温和的、开放的。如今老人又为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积极奔走。“长城是个防御工程，作用比较单纯一点。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贯通五大水系，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作用还要大一些。”
　　京杭大运河已经列入申遗名单，但在他看来，要实现比较困难。“早在1961年确定第一批名单时，我就提了长城和大运河，当时大运河是4000多里，但去年我考察了一下隋唐的运河，从洛阳安徽一直下去，只有1800多里了，都被黄河改道的泥土埋了。”
　　深思之，熟虑之，罗哲文愈发感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并不介意各地申遗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保护本身就要有很多付出，通过合理利用可以积累经济实力，回过头来进一步促进保护。不然，知道都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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