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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东尼，人文摄影师，1962年生。 　　专注于中国西部人文研究与拍摄，深入探访西部民众的生存状态，积累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其主要摄影作品有： 《喀什蜒高台民居》《走过西海固蜒同心日记》《寻路蜒陕北盲说书人》等。
　　
　　无定河的源头在陕西省定边县东南的长春墚东麓，经过490公里的迂回宛转，最后在清涧县河口镇注入黄河。
　　
　　每年农历三月初八“盲宣队”会准时起身，背着三弦琴，拄着探路的盲杖，在一个明眼人的带领下手肩相搭，鱼贯而行在无定河两岸。一去就是三个月，四十几年，从未间断。他们的说书和道情曾经是人们欢声和笑语的源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社会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流浪盲艺人，被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了“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盲宣队”。那时哪里开大会、搞宣传、修梯田、搞会战，盲宣队必定会被请到现场。把新编的歌颂人民公社、学大寨等内容的曲目通过大喇叭唱给群众。他们可以从年初唱到年尾，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报酬由所在生产队支付，也按壮劳力计工分。
　　
　　八十年代，对着高音喇叭说书成为了历史。许多村民们用零花钱凑起来请盲人们来“说”上几天。每当盲人说书队到来时，村子里总是格外兴奋，欢乐的氛围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小孩子们总要早早地扛上自家的板凳去场子上抢占位子。
　　如今，伴随着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盲宣队的听众和观众越来越少，盲宣队的人数一年年减少，原本十三个人只剩下四个。盲宣队里年龄最大的张晨祥，已经接近80岁高龄。张晨祥八岁开始跟随当时的著名艺人张清圆学说书，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延安，他被吸收到属于边区的清涧河剧团，一边领着公家的工资，一边出现在各种级别的舞台上。当年他曾与陕北另一个著名盲艺人搭班子，多次给毛主席说书，也算“大红大紫”过。
　　
　　现在，他们的存在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张晨祥的“婆姨”说，老头人老了，性子也犟了，平时少言寡语、闷声不乐的，也不知道整天想些什么。只有偶尔弹起三弦，哼上几句道情，才能像吸了大烟一样高兴一下。张晨祥已经虚弱得走不动路，暖不了自己的身子，可他跟盲宣队其他成员一样，还在坚持行走、坚持演出。
　　盲宣队从不花钱住店，晚上分头住在老乡家中。大清早，明眼人刘九超带着去村头集合，走往下一个村子。他们穿过镇上最繁华的街道，看不见，但能听见这里的人声噪杂，即使在饭馆门口，他们也不进去吃饭。吃些干粮，赶到下一个村庄的老乡家里再吃饭。
　　
　　说书和算命是当地盲人通行的谋生手段。盲宣队的副业是给人算命摸骨，每次收费两元。一年之中，他们也总有几次到庙里给神仙们说几场书，以求给自己保平安。一路上，“盲宣队”碰到任何事情，李守旺都会替大家张罗，并和大家商量后再做决定。身为“盲宣队”队长，他总是以身作则，掌管着大家演出挣来的所有的钱，但从来不会多拿一分。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从不把物质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重点，他们的快乐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染力。“你高兴是一辈子，不高兴也是一辈子。咱们人穷命贱，命可是长着呢！”
　　一个老朋友给我讲了很多盲宣队及盲人的故事，我被这个群体朴素的故事感动了，跟着他们在黄土梁上游走，听他们拉家常，吃他们的家常饭，住他们的窑洞，感受他们的悲与喜。
　　
　　盲宣队的李守旺总是把儿子和孙子的照片放在身上，还喜欢时不常掏出来给别人看。就在那一刻，我端起相机，记录下了他那张被高纯度的幸福浸泡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脸。同时，也记录下了我自己的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为了尊重这个题材和故事，更充分地表达和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我用传统的中画幅全机械手动相机，试图通过丰富的明暗层次和精细的颗粒，来表现这个厚重感人的故事。
　　
　　无论是塌陷的眼窝，还是枯树枝般的手指，我总是被深深感动。记录他们的同时我也在记录自己，发现他们尊严的同时，我也确立了自己尊严之所在。他们艰难的行走，求生求存的坚韧和自强，使得他们的身影像一座座凝固的雕塑，印在我的脑海。
　　
　　盲宣队还在行走，但距离完全衰亡的时日，恐怕已经很近很近了。尽管他们的表情始终是轻松的，但在轻松的表情之下，是日渐弯曲的身躯和逐渐僵直的手指。他们像黄土一样沉静，一样默默无闻。岁月流逝，边走边唱是他们活着的最佳见证。我希望这些激荡过我心灵、撞击过我灵魂的影像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观照自己的生存状态乃至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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