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历史的封面] 人类有多少年历史了

　　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封面中国》一书，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为线索，勾勒了1923年至1946年的中国历史，在阅读界轰动一时，赞誉鹊起。 　　1923年，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是吴佩孚，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大军阀，是传统意义上的“坏蛋”。军阀的种种劣迹，我们如数家珍，但是，本书则让我们了解了军阀更多的侧面。吴佩孚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五四运动，“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并且颇具开放意识，近五十岁了居然开始在清晨学习英语，实令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抗日战争中，吴佩孚表现得极有民族气节，最后暴毙于日医手下，被陪都的报纸誉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公开表示吴佩孚颇有些为人称道之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长期盘踞东北的张作霖，他的确反共、独裁，“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在“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由于张作霖始终拒绝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成为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日本关东军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
　　另一位军阀“山西王”阎锡山，登上了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封面。这期《时代》上说阎锡山“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以农业为首务，他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和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他还修公路、铁路，建工厂，使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很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同时还发展了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阎锡山甚至“敦促南京的委员长，考虑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将每个村庄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有能力的村民”，获得土地的方式不是将地主杀掉，而是“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
　　本书描述人物，不是根据其意识形态的认同简单地作善恶美丑的画像，而是去揭示人物本身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历史过程中做了什么。既然是人，便必然会有闪光点或阴暗面，既然是人，也一定会有失误之处或英明之举。无论他本身所属派别为何，都会有勇敢、恐惧、犹豫、果断等等凡人应有的一切情感特征。人的研究，也许是一切历史研究中最复杂的，本书揭示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复杂性。
　　人物的命运是通过事件来展现的，本书以《时代》封面人物为线索，勾勒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原委，与一般的认知也是大相径庭。
　　1931年至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政策，书中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此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事实和我们既定的认识差距更大。
　　由上可见，本书利用《时代》周刊，为人们还原历史场景、揭开历史的面纱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不过，它也存在些许不足，举个小例子：
　　本书引用了一段材料，称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这种说法显然不对。蒋介石当时不仅通电全军：“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而且派嫡系张治中率第五军参战，并要求张治中服从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这在史学界已有公认，相关资料有很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明确说，“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
　　不过，我们不能要求一本书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的人和事毫无过失一样。“微瑕未累千金璧”，《封面中国》所透出的灵气和对思想的启迪价值，并不因为存在“微瑕”而有丝毫的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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