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马军：“代言”中国水危机]

　　2006年５月马军与章子怡、姚明、温家宝同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影响世界100人”名单，同时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6月，组建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9月中心推出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2007年３月他再次抛出绿色选择企业名录，截至发稿已点名5700家污染企业。５月29日，污染一度得到缓解的太湖再次爆发严重水患，再一次把环保问题提到了战略高度，亲自走访过太湖流域的马军说，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没有最晚，只怕更晚。
　　
　　“媒体不是比较擅长于发现问题嘛，我原以为书写出来了，把问题扔在那儿，我心里的压力发泄掉了，这个任务就告一段落了，剩下的交给专门人士去解决。” 这个被众媒体浓墨重彩推出的环保斗士，成为中国水危机代言人，此刻如此“诚实”地回忆当年他那部打乱了中国环保节奏的炸弹――《中国水危机》一书。
　　
　　“极端环保分子”对应“伪水利专家”
　　
　　马军在引用“怒江建坝之争”来证明《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公众参与对公共决策的重要性时，并没有提到自己，也没有提到这场硝烟四起的口水大战中大名鼎鼎的建坝支持方，只是很客观地说“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应该建坝”。方舟子、张博庭在媒体上称马军、汪永晨、廖晓义为“极端环保分子”，撰文揭露其“险恶用心”时，马军还是一心一意地等着由他主笔的《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的回应。
　　描述这件事他并没有激烈的言词：“我不是反对建坝，但不是每座山每条河都适合建坝。像那样一个300多公里狭长壮观的东方大峡谷，按照原计划13级大坝几乎是一级的库尾就接着下一级的大坝。没有浪费任何的水能资源，也没给自然留下任何的余地，特殊的动植物，特别是鱼类，都没给它们留下生存的空间。”在环保组织的努力下，公众获得了知情权，再加上有消息说“三江并流”将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规划缓了下来，反对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了最高层，总理批示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马军告诉我们，前几天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这件事本届政府没有可能再去做了，留待以后再去讨论，停了一下又说：“我想将来不管是建还是不建，都会给自然留下更大的空间。”
　　
　　马军的出道身份是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当年《南华早报》在大陆只有一个记者站，随着工作在全国各地的开展，马军陆续遭遇到了很多他以前不曾读到，不曾想到的现实世界的样子。
　　“那年我经过山西，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春天，下着雨，火车沿着汾河谷地开下去，两边是绿绿的田野，桃花开了，特别美，只是汾河的水非常少，只有一个皱皱巴巴巨大的干河床。忽然我发现每经过一个村子就会有一条小河流出来，雨水让原来干的小河都有水了，但每个村子流出来的水都是不同的颜色：红的、橘黄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泛着绿光，一副水面长了毛似的藻类过度爆发的样子……整个汾河谷地变成了一个大的调色板，每个小村庄都烟雾弥漫，天空是工厂喷出来的黑烟，下面是五颜六色的河，一条一条的河像爬行似的，慢慢汇到汾河那么可悲的一条水里继续缓缓爬行，好像我都能感到那种粘稠的浓度。”
　　“这么污染的河肯定不会用去灌溉，很多河比这个好一点，但也混入了大量的工业污染，直接就从田里流过了。”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到了1200万吨，“农民有时种地种菜种粮食，种完以后不吃，卖出去，再用收入去相邻的水源比较好的地区买粮食。”
　　
　　调查水危机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黄河断流早在1972年就开始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变得非常严重，1997年断流达到226天。“这期间我多次去过黄河，不止对我，对很多人的触动都挺大的。”“在郑州，巨大的河床上黄河只剩浅浅的一线了，主河道上是淤积的泥沙，靠近岸的河床上已经开始长起了草，变成了草滩。”从春天等到秋天，一直到雨带光临，黄河里才会又有一些水。
　　一方面缺水，一方面污染，2004年环保总局对一百多个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做过调查，有一半没有正常工作。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过很多，有的污水处理厂，大门紧闭，不工作，投资几千万的厂子，设备都风吹雨打地废弃掉了。有时候是国家给钱去建污水处理厂，让地方去配套资金建管网，国家钱到位了，地方没有配套的钱，管道都没有接上，就说建好了，污水直接流出去，就从老百姓那收污水处理费。
　　污染越重，河水稀释污水、自净的功能越退化，清水资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加速了水危机从城市到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到海洋的蔓延。北京市地勘局曾在云岗地区打出两眼深度在1500米以上的深井，打穿了距今5亿年的奥陶纪岩层取得了寒武纪深部基岩岩溶水和构造裂隙水（也就是不可再生的“水化石”）用于居民饮水，而仅仅在百年前，清华北大等高校校园水面之大还可行船数十里。
　　“城市人口、工农业的大跃进造成了对水资源需求的大跃进”，近五十年北京地下水位下降了五十米，京郊水库从无到有建了八十多座，还远远不够，2010年最大的南水北调计划正在开展中，汉水进入北京后将全部改用管道输送，马军他们去过工地现场：“最为惊人的就是那些巨大的管道，4米高的管道一个人站在里面是摸不到顶的。”
　　“现在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1200公里以外的水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代价，我们去湖北，当地的一个水利部门的官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可以把水拿走，但请把人也带走吧，我们安置他们的能力实在非常有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丹江口水库起周边三十万人要因此而迁移，在那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如何能妥善安置这三十万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水问题是马军持续关注环境问题的原动力，几年的资料收集整理下来，原来模糊的东西逐渐清晰了，旧有的治水方略走到尽头就是水危机，而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周边每天都发生着什么，不知道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厂子是如何侵害了包含自己在内的公共福祉。
　　在江苏一个“长寿村”，当地百姓向马军倾诉说某个企业来了，生产什么不知道，只知道河就黑了，水井的水变成怪味了，只知道以前村里四五年死１个人，现在一年就死了2个得恶性肿瘤的，以前是“长寿村”，现在一年查出来6个得恶性肿瘤的……
　　“为什么近些年死亡人数最高的疾病变成癌症，恶性肿瘤，这些现象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还没有人给出科学的结论，但致癌，致畸，致突变的这种三致有毒有害物确实在排放，它会让你感到地图上那些黑色线条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蓝色的河被污染了’这样的陈述句，而是实实在在的当地百姓的民生痛苦。这些事情会一次次给你动力，觉得哪怕只能做一点点事情，也会对现状有所帮助。”
　　1999年，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出版了，“没想到之后每年不断被人请到各个场合讲座，第一次就被邀请去了华盛顿环保局。层次越来越高，听的人越来越认真，在耶鲁做访问学者的两个学期内，几乎不间断地与专家、普通民众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我开始认识到必须全力地投入到这个事情中，只有维持相当深度的研究，才能有一个相对比较扎实的结论。”
　　2006年马军组建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开始运作，环保终于成为他的职业，马军也成为一些人口中的“伪水利专家”，不过正像《时代》周刊评选2006年度“影响世界100人”时对他做出的评论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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