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作家刘庆邦　用笔穿越黑暗的煤层】 刘庆邦鞋赏析

　　 　　“矿工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他们把自己给卖了，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形态，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刘庆邦 　　 　　刘庆邦是“就要感情用事”的“知识分子”，他的感情是土里种出来，地下长出来的，抖落了泥还带着土腥味。进入2007年，曾经亲历“农转非”的刘庆邦在“城里”的时间开始超过他在“城外”的时间，但他说：“我的心还进不了城，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一个矿工。”
　　
　　“我见过炼狱一般的煤矿”
　　1951年冬，刘庆邦出生于河南沈丘农村，19岁被招工到河南新密煤矿。记者问他那时怕不怕，他点点头：“怕呀，怕出事，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刘庆邦经历过冒顶，他一字一句地描述井下“炼狱一般的天地”：“地层几百米深的压力把成垛支着的方木压得跟麻花似的，滋滋冒水，好像鱼吐白沫。井下完全是黑夜，空气特别闷，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像长了蘑菇的那种菌类的味道。气压很沉重，听到的声音都像闷着的（就像在飞机上那种感觉），人在底下光想睡觉，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刘庆邦去过全国各地的煤矿，比较而言，他更愿意去一些小煤矿，“越是小的煤矿越有写的素材，越是现代化的，越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说。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秋天去河北盂县煤矿。“我看他们用骡子拉煤，你能想像到吗？现在中国好像很发达了，很现代化了，但是在一些小煤矿呢，还用骡子拉煤，运输工具还是非常原始的，靠牲畜在井下拉煤”，骡子是私人养的，骡子和车拿一份钱，车倌拿一份。“人跟牲畜一起干活，感觉非常震撼”。
　　他去之前，那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火，井下的变电房着火了，火烧着棚子，棚子烧着坑木，坑木又把煤烧着了。底下冒着大烟，到处都是二氧化碳，人和骡子四处乱窜，坑道那么窄，有的被薰死了，有的被撞死了，一个四川的年轻人想把骡子卸下来一起跑，卸着卸着，人薰死了，骡子一趴，也薰死了。死一个骡子赔两千块，死一个人赔一万多块，不到两万。那次总共死了四十多匹骡子，二十多个人，“停产检查的时候，工人都不走，还在那里等着赔钱等着复工，烧死的骡子矿上不许人吃，都埋了”。回城之后，刘庆邦就写成了后来拿奖的小说《车倌》《鸽子》等作品。
　　
　　“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在现实面前不能闭上眼睛”
　　1999年平顶山十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后，刘庆邦采访了五位工亡家属，说要算算“生命帐”。报告文学《生命悲悯》一经刊载，立刻在全国煤矿引起巨大反响，煤矿部副部长看过作品后立刻写信给刘庆邦，还建议负责煤矿安全的领导都要看看这个作品，真正为矿工负起责任。
　　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负起了责任？据统计，2001年到2005年期间在中国煤矿事故中死亡的矿工有３万多人，按照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算法，2006年全国矿难死亡人数不超过五千就是一大进步。在谈到为什么中国的小煤矿屡禁不止时刘庆邦说，“成倍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能源欠帐让更多的不安全小煤矿有机可乘。没有钱，没有生存保障，矿工为了养家糊口明知危险还是要去的。”
　　在井下挖煤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些农村青壮年每年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转成国家正式工，绝大多数人吃的是青春饭。刘庆邦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矿上就像吃甘蔗，把矿工最甜的那几节吃掉，把渣吐出来。”如果死于矿难，一具棺材可能就是他们最满意的福利。
　　即使这样，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挤破头去煤矿挣钱。他们很多人是文盲或者半文盲，没受过训练就下井；“他们甚至会为了不让井下的安全警报器响起来影响生产进度而往上面泼水，撒尿。”他们跟矿上签的合同里讲好断一只手赔多少钱，断一条腿赔多少钱，“他们把自己给卖了，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形态”。“矿难有许多综合因素，但是，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安全投入不够，现代化程度不够，管理措施不够。”
　　
　　“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注重挖掘人性”
　　“矿工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在刘庆邦看来，煤矿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它在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更是一个焦点位置。他每年都要写十几部作品，煤矿就是他写作的富矿，“文学表现抗争：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矿工和大自然的抗争这样艰苦；文学表现死亡：矿工每天都面临死亡；文学表现女性：矿山恰恰因为缺少女性而特别渴望女性。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煤矿都有取之不尽的故事。死亡和生存的艰难让一点点暖意都特别珍贵。”
　　这些“无根人物”是被制度排斥在外的个体劳动力出卖者。他们赤手空拳，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刘庆邦既写他们的艰辛苦涩，也写他们的盲目和自私，“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注重挖掘人性”，他从人物的灵魂发展推进故事的发展。刘庆邦认为小说是先人性，后社会性，先趣味，后意味的。长篇小说《红煤》被刘庆邦认为是目前写得最为深入的一本书，主人公宋长玉从一个矿工变成一个矿长，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狭隘的一面。宋长玉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在他就要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矿上发生了透水事件，在逃往外地的火车上，他看着仿佛挂在车窗上的倒影，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有一种煤（红煤）是和铁矿伴生的，有红筋，特别耐烧，就像矿工，在煤里面，也有矿工的血。”
　　对于不了解矿区和矿工的人来说，刘庆邦作品中对人性恶的揭露可能会被认为“酷砺冷血”，他回应：“我是怀着多么大的善意在写作啊。现实有时候远远超出人的想像。”
　　在他被改编成电影《盲井》的小说《神木》里，骗子为了赚钱，杀害矿工，假冒家属，制造工亡假象，骗取矿上的抚恤金。“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刘庆邦指着一份材料给记者看：“当时这伙人杀了几十人，东窗事发才逃跑！”有时一次没把人打死，他们还会再找机会打死为止。
　　“我把这个案件简单化了，做了艺术处理，没那么绝望血腥了，在故事中安排了一个没被污染的小孩，他代表人性中善的一面，在结尾一个罪犯被他感化。”“安排这个小孩就是为了给人心留点希望。”
　　刘庆邦说过一句话，“写作就是一种回忆，只有离开才能形成回忆的状态”。然而他又并未离开，每年他都要找时间回矿上看看，回村里转转。用笔穿越黑暗，挖掘地层的深处，挖掘人心的深处。
　　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世间翻天覆地，而矿山还是那个矿山，矿工还是那个矿工，在深入地心的坑道中，没有阳光，时间格外缓慢，矿工依然在靠体力一锹一锹地采集光明，依然有矿难，依然有死亡，依然有恶，依然需要宽恕，需要“诗意的同情和仁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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