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哪些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美国在1997年公布的防务审查报告。后经国内某著名智库的转换，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进入中国语境。尽管用词相仿，但是在中美语境下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美国的语意下，战略机遇期更多指在21世纪的前20年左右，美国还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因而可以提前布局，争取战略主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霸权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语境下的战略机遇期更多指的是一种发展的机遇，在这种战略机遇期下中国具备推动发展的总体环境。美国的战略机遇期，由外而外，更多指涉全球的霸权地位，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由外而内，更多指涉的是外部与内部综合环境为中国提供的发展条件。
　　200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大开幕之前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对这一论断进行了阐述，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确认这个论断，“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国内，“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从提出至今已近十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发展保持稳定高速的态势，国际舞台逐渐扩展。然而，近些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政局动荡，欧美多国接连发生社会骚乱，世界经济回升乏力。在中国周边，南海、朝核等问题升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安全稳定环境也较以往紧迫，外部与内部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有，如何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如果按照中央的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处于战略机遇期，那么2020年后这一机遇期是否会逐渐消失？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值得认真审视与思考。
　　
　　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探析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尽管是从外部引入，但是在中共的语意下，却有着内生性。这一概念承继中共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对特定的时代主题下，中国的总体战略特征、持续时段等的综合描述。考察战略机遇期，就一定要结合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来进行。
　　对时代特征进行判断，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传统。如同宇宙论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哲学思维的飞跃一样，对时代判断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革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相继产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对时代判断的变化也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第二次飞跃――在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理论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承继列宁对时代的判断，认为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这一判断维持几十年不变，在一定时期里造成了中国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严重失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判断得以调整，人们开始普遍认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说。对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其理论根源来自列宁，在列宁的诸多著作中，尤其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入的论述。但是后人错误的判断却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列宁。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列宁写作该书的具体历史范围作出考察，对此可以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当时是现实的而不是长时段的分析。书的副标题就已经表明是“通俗的论述”。列宁自己也申明，由于“参考书有些不足”，以及“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他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1]列宁注意到，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将导致世界战争。这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就的小册子天才地预测了世界战争的到来，深入分析了战争的原因。结合本书写成之后的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列宁所描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经济权力的扩散阶段――所发生的状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有在周期的视野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这种周期，就是世界市场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以及相应的政治波动。当代，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波动，以及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权力发生周期性的分散与集中。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早期阶段，极化效应压倒扩散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外围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心地区经济成本的增加，扩散就会取代极化。若干外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且比中心国家更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新兴的外围经济和衰落的中心经济之间竞争加剧，从而威胁到自由经济体系的稳定。”[2]
　　世界市场的极化时期，是世界市场权力集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中心集中在一个或数个国家之中，国际间垂直分工明显，发达国家在分工中占据着主要的高工资职位。而在扩散化的时期，资本、技术扩散到体系内的更多国家与地区之中，这是一个权力流散或者转移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各国国内社会逐渐失衡。世界经济原先的主导国家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各国展开激烈的经济竞赛，与此同时，各国的国内贫富分化加剧。
　　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就发生在这个扩散化阶段。此时，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阶层的手中，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各国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那些没有能力转嫁危机的国家将面临着发生国内暴力冲突的巨大风险。列宁在书中引述英国金融大王罗德斯的话来说明英国实行殖民主义政策的深层原因，罗德斯说：“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该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3]
　　早在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就发现了这种周期。他指出，世界经济存在为期50―60年的长波，并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在转换阶段，会发生巨大的动荡。一般认为，康氏长周期与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在每一个康氏周期的繁荣期与萧条期的转换阶段，都会出现重大的科技创新。在一轮科技创新出现之后，科技创新的中心国家获得该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随着科技创新的扩散，利润随之扩散，并且引起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
　　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既要有和平又要有发展。所谓战略机遇期就不能是短期的，而是要能够支持一个大国在一个较长时段内，从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断汲取发展的资源，同时国家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战略环境。因而，新兴大国的战略机遇期一般既与发展有关，又与和平有关。这两个方面都与世界经济的长波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兴大国的成长
　　与战略机遇期的形成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已经经历了五个康氏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其技术动力是蒸汽机以及纺织工业，霸权国家是英国。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其技术动力是钢铁与铁路，霸权国家仍然是英国。第三次在20世纪下半叶，其技术动力是电和化学，霸权国家转为美国。第四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技术动力是石油和汽车，出现了一个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霸权国家仍是美国。第五次长周期发生在1990年之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信息技术等正在逐渐改变世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霸权国家只能经历一个康氏长周期，部分国家可以经历多个康氏长周期，仍能维持霸权。
　　第一个长周期从1789年到1848年。在上升阶段，1789年至1815/25年。在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英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法国在争霸中失败，发生大革命。在第一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亦即1826―1848年。技术成果由英国向周边扩散，随着世界市场的饱和以及原料来源的枯竭，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英国的主要竞争者是法国，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进入五强相对平衡的阶段。
　　第二个康氏长周期从1848年到1893年。在上升阶段的1848―1873年，英国开始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繁荣。海外殖民地的扩展，使得英国进入了一个盛极而衰的时期。英国在钢铁、铁路等行业仍然保持着巨大的优势。第二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英国陷入了慢性的长期萧条，竞争对手蜂起，霸权开始衰落。与此同时，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德国实现统一，逐步从英国制成品的市场转变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国。日本则成为咄咄逼人的新兴大国。
　　第三个康氏长周期从1893年到1940年。在上升阶段的1893―1913年，美国、德国等霸权崛起。在电气、汽车制造、化工等技术的创新上，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始超过英国。英国掌握了蒸汽机与煤炭、钢铁时代的主要技术，但是在石油、汽车、化工等领域上，美国与德国等后来居上。第三个康氏长周期下降阶段，1914―1940年，欧洲霸权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最终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收场。
　　第四个康氏长周期从1940年或者1948年到1990年前后。在上升阶段的1940/48―1967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美国经济呈现出巨大的相对优势。战后世界经济分化为两大阵营，很多国家都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在第四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亦即1968年到1990年，各自阵营中国家经过恢复性增长之后，离心倾向加剧，美国霸权也开始衰退。
　　后发展大国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和平与发展两个条件，一方面要能够置身于主要大国的主要矛盾之外，并能运用其势，实现有限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要能获得主要国家的技术扩散，从中得到成长的动力，并形成抵御经济的全球性波动的能力。抓住并用好这样的战略机遇，国家就能脱颖而出。
　　在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英法恶斗。拿破仑战争时期，美国牢牢抓住远离欧陆的地缘优势，大规模扩张领土。1803年，美国利用拿破仑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对付英国，需要大量军费的心理，软硬兼施从法国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26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1814年，美国利用法国占领西班牙本土的机会，仅花500万美元就迫使西班牙出售15万多平方公里的佛罗里达。这两项交易使美国的领土面积一下子扩大了1倍多。与此同时，美国集中精力发展实力，长期保持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置身事外，只在门口进行有限度、精准的干预与扩张。在进入第一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后，美国牢牢抓住第一次工业化成果扩散的机会，高筑关税壁垒。1830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了令人关注的增长。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腾飞阶段，从1860到1890年的30年间工业产值增加了9倍，到1880年已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
　　普鲁士利用拿破仑战争及其后英国集中对付法国，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机会，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帝国。并且在康德拉季耶夫的第二个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俾斯麦抓住第二次工业化成果扩散的机会，大力发展钢铁、化工等产业，于1873年创立了“帝国铁路局”来协调全国铁路的建设、装备和营运，形成了统一运费和系统化的铁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促进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使德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输出国之一。到20世纪初，德国在电炉炼钢、铁路电气等电能应用方面跃居世界之首。
　　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暂时无暇东顾的机会，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利用国家的强力推动现代化。日本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在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很多国家同时受益于创新国家的技术扩散，为什么有些国家胜出，而有些国家落败？
　　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要看国内的阶层结构。通常认为，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挑战，完全是一种国家的有意识行为，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将战争作为崛起的手段，不仅是一种国家的有意识行为，同时也是国家在国内外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应急反应。德国的现代化是以强势的民族主义为纽带，通过容克地主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妥协，并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利益联盟。但是，这种利益联盟的维持，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不过大地牺牲任何一方的利益。在经济长期萧条，市场受到霸权国家的强力阻遏之时，这种前提只能通过军事扩张才能获得。日本的情况与此类似。战争不仅是日本的国家方略，也是社会普遍对如何度过危机的一种要求。因而，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后，来的不仅是军队，还有很多农民来抢夺土地，亦即所谓“开拓团”。而美国则是通过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来进行现代化。1784、1785和1787年制定的三个土地法，大规模开发西部，其核心有两条，一是宣布西部土地国有化，二是决定将公地向自由移民开放。可以说没有西部土地的国有化，就根本没有美国西部开发的成功。正因为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美国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而任何一个没有肃清封建制度及其阶层结构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尤其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很容易遭到重大的挫折。从这一点来说，这正是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意义。“后发展只能在以下经济体中获得成功：国家干预以保护本地制造商，通过榨取农业来提供投资资金，并控制劳工。”[4]没有革命对封建秩序的彻底铲除，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没有中国的未来。而这一点，是当前南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大国所不具备的。
　　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战略机遇，还要看崛起国家为全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及什么样的模式。近代历史中，葡萄牙算不上完整的霸权，它只是用军事的手段控制了印度洋的贸易。封锁、要塞，以及通行证构成了葡萄牙塑造国际贸易的手段，而在香料生产与批发领域则无力控制。荷兰运用具有军事和商业两重属性的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来控制香料的生产与销售。英国是通过生产大众消费品，占领或者征服市场与原料产地作为殖民地，从而构建了一个排他性的贸易圈。而美国则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运作来构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尽管同是霸权国家，但是，霸权一代比一代精致。总体而言，霸权总是向着更具包容性，更加柔性的方向发展。
　　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战略机遇，还要看国家居于什么样的地缘位置。英国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在洲际海洋通道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的通道，通达非洲、欧洲与美洲。第二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横跨大西洋与太平洋，通达美洲、欧洲、非洲与亚洲。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至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具备。因而，即便美国衰落，很可能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美国曾经具有的地位，除非科技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海洋不再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如果科技没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新兴的大国很可能会采用一种新的方式领导全球――更加依靠机制及多边的力量。那时，霸权可能终结。
　　
　　美国的第二个霸权周期？
　　一般认为，第五个康氏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从1990年前后开始，到2020年前后结束，下降阶段在2020年前后到2050年前后。由此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直到2020年前后，这一阶段霸权确立。在2020年前后，全球将进入萧条，霸权国家开始衰落。
　　争议的关键在于，在这个周期里，谁的霸权确立？很多人认为，从第四个康氏长周期下降阶段开始，也就是1967年，美国已经走向衰落。在第五个康氏周期的开始阶段，亦即1990―2020年期间，将是新兴大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期间霸权将实行更替。这样的判断，未免过于简单。
　　所有的预言都有风险。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言，“你看到的过去越多，你预见的未来也就越远。”以英国的历程为例，乔治•莫德尔斯基指出，1688年到1792年，不列颠成为世界领导国；1792年到1914年，不列颠再次充当世界领导者。这两个霸权周期分别对应着英国对波罗的海―地中海欧洲内部贸易的掌握，以及对跨大西洋生产与贸易的掌控。美国是否可能出现第二个霸权周期呢？假如将二战之前的美国看作主要是对大西洋资源的掌握，那么当太平洋时代逐步到来的时候，美国是否仍能拔得头筹？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多侧面，但其中有些是根，有些是茎，有些是叶。根深则叶茂，根是起决定作用的。观察一个现代国家是否居于霸权地位，最根本的是要考察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一般来说，在世界近代史上，普遍公认的全球性大国有三个，荷兰、英国和美国。有些学者都认为葡萄牙、西班牙、苏联曾经是世界的霸权，这是肤浅的。葡萄牙、西班牙一度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上占了上风，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完全获得经济上的控制权。在它们称雄的时候，欧洲经济的中心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在经济上一直受到该地区的盘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一直到一战前都是欧洲数一数二的角色，但是，直到1750年,该国人均GNP为130（单位为1960年价格）美元，低于当时的印度，仍然居于欠发达国家行列。对下列数据做出比较事实会更加清楚。1870年，在英国极盛之时，其经济产出仅占全世界的9%。其时，积贫积弱的大清经济总量占比约为17%。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也就是在产业链中的权力才是核心要素。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这个产业链为基础的国家产业的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组织形态。前者是根，后者是茎。这两个方面都依托于特定地理位置上的产业区。
　　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引领位置的产业区的转移，能清晰地看到大国兴衰的轨迹。英国有近200年的霸权历程，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更为辉煌的时代，很多霸权周期论的学者都搞不清为什么英国会有两个霸权周期。这一点从中心产业区转移的角度看很简单。英国的第一个霸权周期的地理经济依托在大伦敦地区，后来这一地区除了金融产业之外，其他产业逐渐衰落。其第二轮霸权的地理依托是英格兰北部的大片临海区域。这两个方向分别对应着对欧洲内部贸易及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因而产生了两个霸权周期。
　　1929年左右，在第三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转移到了美国大纽约地区。这个地区成为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主轴。大纽约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汽车、化工、钢铁等工业是美国实力的基础所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第四个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美国的经济不仅向国际体系中扩散，内部也发生了“隐蔽”的转移。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新英格兰―五大湖区转向了美国的西部与南部，即所谓的从“霜冻地带”转向了“阳光地带”。 大纽约地区保持了金融权力，五大湖地区汽车工业衰落，成为一条“锈带”，新的增长中心转移到美国西南部。从1968年到1978年之间，约占三分之二的新工作职位是在阳光地带或西部各州创造的。与此同时，北部丧失了几十万个工作职位。在这种转移中诞生的三个经济大州是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与得克萨斯州。其中加州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与中国差不多，人口接近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高新企业最密集的硅谷，同时拥有好莱坞的文化霸权。西南部地区现在是美国实力最重要的依托。
　　这个地区的中心地位目前并没有失去，美国西南部的产业集群还保持着对世界产业利润瓜分的权力。以信息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产业是这个地区产业的核心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全球产业的重构，推动了新的分工以及市场的扩展，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之一。信息革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知识控制实体；软件控制硬件；研发控制生产；标准控制市场。在以上任何一项上，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有着强大的控制力。目前来看，信息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轮长期的增长还没有终结。
　　美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绝对下降，但是，美国的确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在世界体系内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与产业扩张。这种扩张使得国内的很多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促进了美国的产业升级，同时促进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金融与产业扩张也导致了美国国内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以及高科技与高端服务业的提升，使得美国的国内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持续加剧。据统计，目前占美国人口比例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其年收入已经占到美国全年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在过去10年中，这1%的人收入增长了18%。但是，在过去25年间，有高中学历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了12%。中产阶级的萎缩，已经开始导致政治上的极化。这一点埋下了美国衰落的种子，也考验着美国政治家的智慧。
　　1990年前后到2020年前后，世界开始了新一轮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上升阶段，高新科技将进一步重组世界的生产力。有人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力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没有任何根据。大萧条导致当时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各主要经济体开始组建货币区，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次贷危机最多只是一次大调整，还称不上是大萧条。很可能，美国将再次重振旗鼓。
　　现在预言美国衰落的言论不少，主要的问题出在对国家实力构成因素的判断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以后，新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欧美资本的扩张。这种经济扩张产生了二重效应，一是资本母国的收益在不断增加，而收益在国内分配非常不平等；同时，获得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产业链中分配利润的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从相对实力上说，美国相对实力在下降，但是，从权力、也即对全球生产的控制力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而后者是衡量是否衰落的最重要因素。
　　不能说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但是至少在21世纪的上半叶美国在诸多领域仍将保持着较大的优势地位。美国的相对实力，如果仅仅指的是规模的话，的确是在降低，但是，没有衰落。世界仍将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美国的意志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状况。
　　
　　未来十年中国的
　　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
　　列宁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过去30多年里，中国是全球经济变迁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亦即康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中国接触到大量的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再次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推动改革，这使得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今后的5年乃至10年，甚至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总体繁荣向上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中国仍将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的贫富分化在进一步加剧，酝酿着动荡的可能，多种因素交织，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复杂性加大。世界经济的深度展开将加剧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全球生产能力现在已经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摩擦的增多不可避免。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铸就了中美关系的底盘。但是，其中美国的收益过高，尽管中国借此机会发展出了规模巨大的工业组织，这种关系模式能否持续仍值得考量。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仍然较弱，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当前，国人普遍认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从国内来理解内需很难得到真正的答案。只有在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权力，内需的扩大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盈利能力与控制能力，才可能持续扩大内需。
　　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加大创新的力度。工程科技的创新不会超越科学发展的限度。今后的一二十年中，中国更多的可能是在工程科技方面获得若干重大突破。中国已经将科技创新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方面，科技创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目前还主要局限于科教与工业部门。创新的核心主体是企业，其支持部门是文教部门以及政府，但是如果没有全民的大力支持，创新不可能市场化。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以使用国外品牌为荣，对国内处于初期阶段的创新不能宽容，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民族品牌。没有国内市场的池子，民族品牌不可能养成大鱼。没有有节制的经济爱国主义，就不能有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成果。目前，中国国内的舆论氛围与导向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国内市场的拓展，离不开中西部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平衡的一种策略，更是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仅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国家内部经济区的转移，通常不是按照国家的逻辑，而是按照世界经济的逻辑来进行的。美国东部早期的纺织业并没有转移到底特律，底特律原来是生产马车的基地，后来别克等马车生产商都开始生产汽车，底特律因此成为汽车城。在向西南部转移的过程中，美国的东部重化工业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直接地向西南部迁移，而是大规模地转向东亚――中国接受的产业转移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美国东部的“锈带”，如汽车产业。而美国西南部则是发展与东部不同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并且以这些产业为基础，成为全球创新与活力的中心。所以，从这个范例来看，认为沿海的产业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内地是大可以存疑的。目前世界经济是沿着亚洲的临海地区展开的，从中国的渤海湾到东南亚，以及印度整个的临海区域都是世界经济新一轮生产力布局的着力点。因此，中国要在这个地理空间上谋划经济的布局。中国新的增长中心在中部，但是中部的增长方式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新的产业的时代。而对这一点，中国在战略上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用好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要稳步开展政治改革，尤其迫切的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在非公部门工作人员占工作人口的绝对比例。执政党要尽快适应在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的方法。“党无义则不立”，一个政党最为核心的战略资源就是它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其次是干部的职业规划以及相应的组织设置，再次是铁的纪律对党员行为的规范。党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探索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筹的党员干部的升迁制度，以及人口大流动下的党员管理方法，不断提高党的开放性。同时对基层要进一步释放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组织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
　　用好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要不断总结提炼中国自身的价值与理念。没有理念，外交就会变成――起码看起来――变为赤裸裸的实力外交。一个文明古国的复兴，必须得有相应的价值与理念。中国在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及“和谐世界”等。但是，理念的广泛传播不仅要有理论自身的阐释，还要有对实践的具体解释及支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超越意识形态也是抹不去的色彩。这是中国宣传自身、传播自身价值不容抹灭的立足点。就个人看来，在实践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系统的价值，可以概括为“解放、公正与和谐”。在英文里面，自由（liberty）与解放（liberation），词义非常相近。自由的前提是不受干涉，而解放的前提是已经受到干涉，并摆脱这种干涉，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体验及价值诉求相当接近。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即便中国发展了，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美国、英国那样的霸权国家，而很可能是一种古代“天下”理想与现代全球治理理念相结合的一种崭新的形式。
　　用好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要为各种变数做好准备。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的转换期，也就是2020年前后，一般都会出现全球生产力的重组，以及较大规模的动荡，甚至战争。对于新兴国家来说，不仅要能在顺境时推动发展，还要能在逆境时熬过寒冬。而这取决于能否未雨绸缪。今后十年，中国应该进一步建设系统的政治经济架构，逐步融解、消化多年来积累的种种问题。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1.5%，届时，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这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如何协调城乡关系，如何稳步扩大政治参与都迫切需要进入议程。要处理好市场“自组织”的力量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制的作用，规范社会秩序、打击豪强、逐步让市场自发的秩序围绕着法制框架建立起来。要为可能出现的一些城市与城镇的不稳定做好预备工作，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时要为外部环境的突变，甚至国家之间的较大规模冲突做好一切预防措施。
　　社会科学的所谓规律，有这样一个令人困扰的规律，那就是，只要当这个规律为人们所认识，那么人们的有意识行动将改变这种规律的表现方式。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尽管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出现，但是与此相关的战争与革命等震荡却并不一定如历史那样重演。因为，今天的国际政治已经更加制度化，国家的领导者们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国际体系的发展不是轮回，也不是直线式的进步，而是“退一步，进两步”螺旋上升的演化过程。有了为最坏情况做好打算的基础，才可以积极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力量聚合。中国需要这样的机遇长期存在，稳步实现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
　　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持续增长，美国的东部支撑了美国从立国、南北战争一直到二战以后的长期发展，美国的西南部则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美国增长与活力的源泉。但是，这种活力终究会枯竭，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区正随着产业链的扩展而向东亚转移。这种转移是长期的，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这种缓慢却从不停息的经济地理变迁不仅使得美国的经济地理版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将改变东亚的历史地位，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人类的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讲师团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
　　[2]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115．
　　[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9．
　　[4] [美]赫尔曼•M•施瓦茨．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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