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政策_英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势

　　2007年6月底，英国首相布莱尔辞职以后，工党组成了以戈登?布朗为首相的新内阁，新一届英国政府的外交动向立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7月16日，布朗访问了德国，这是他上任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英德两国领导人会晤后，都承诺将加强合作。布朗表示，他准备推动本国议会尽快批准新的欧盟条约而不必通过全民公决，还要重新考虑英国在欧元问题上的立场。于是有的国际媒体认为，新一届英国政府发出了重视欧洲的信号。7月20日，布朗又访问了法国，与法国总统萨科齐探讨了有关国际问题。此外，新一届英国政府的其他重要成员也展开了外交活动。7月13日，国际开发大臣道格拉斯?亚历山大在美国外交学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尽管有时需要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但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并不能确保胜利，国际媒体认为这实质上是在批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示出英国新政府要与美国拉开距离。尽管英国政府发言人当天即表示，国际开发大臣的讲话与当前的英美关系无关，但仍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猜测。7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德班访问德国，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讨论了英德关系、科索沃问题及伊朗核问题。
　　与布莱尔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相比，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动向的确值得关注。“9?11”事件爆发之后，英国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反恐问题上，攻打阿富汗，出兵伊拉克，英国与美国的合作无间，布莱尔首相的这种外交政策也引起了英国国内有关人士的批评，特别是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导致布莱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布朗上台后，世界特别关注英国将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做出何种抉择。
　　
　　英美特殊关系仍将维持下去
　　
　　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始于“二战”时期，对最终战胜法西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已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战争的巨大消耗使英国几乎处于破产的境地，英国所属的殖民地在战后也纷纷独立，极大地动摇了英国的世界地位，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超强的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及军事实力使英国相形见绌，世界政治的中心内容已经演变成美苏之间的两极对抗。如何阻止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下滑的态势，这是当时英国政治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提出了建立英美“特殊关系”的理念。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提出，要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没有英语国家人民友好的合作，就难以防止战争……。这意味着英联邦诸国、大英帝国及美国必须建立某种特殊关系。”丘吉尔解释说，这种特殊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伙伴关系。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是战后英国政府确立英美特殊关系的思想起点，也是英国面对落后于美国的事实而又试图维持其特殊地位的一种反应。
　　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给英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战后初期，英国国内经济千疮百孔，生活用品一度实行配给制。1948年美国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后，英国从美国获得了超过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成为马歇尔计划中受益最大的国家。这种特殊关系也使英国在战后的地缘政治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英国在美、苏对抗的国际体系中，一方面坚决站在美国一边，执行联美抗苏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又要极力地发挥影响，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当美、苏之间的调解人，避免使东西方关系过分紧张，以其有限的能力争取在美、苏之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苏联解体以后，英美两国继续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两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经常相互协调。在前南联盟问题、中东问题等方面，英国与美国的立场完全一致或极为接近。“9?11”事件爆发之后，基于反恐目标，英美特殊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英两国政府首脑也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伊拉克战后局势动荡不安，并不能从整体上否定英美特殊关系。为了其大国利益，英国还需要维持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今年5月，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伊拉克问题时说，“我的决定也许错了，但我做的是当时我认为对我们国家而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说，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此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外交上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布莱尔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为了全球价值观的战争，他说，“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与文明相关的冲突。这场冲突早已存在，是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对立、对现代世界热爱与敌视的人之间的对立、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对立。”英国政府的这种思想与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如出一辙，即都以“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价值观。
　　由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很难完全摆脱英美特殊关系。目前就有分析认为，布朗上台之后，就现实而言，只能在英美特殊关系问题上做一些微调，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回归欧洲是长远发展趋势
　　
　　然而，英国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英美特殊关系的发展如果不顾及欧洲大陆，势必会影响到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自近代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战后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的思想时，曾经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思想。但丘吉尔所说的欧洲联合是以保证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为前提的，所以当欧洲大陆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提出欧洲一体化的设想时，英国始终持有犹疑的态度，甚至组成欧洲自由贸易区与之对抗。欧洲共同体的深入发展使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加，而英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却日益下降，1967年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位已经由第二位降到第五位。严酷的现实使英国最终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是却被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怀疑为美国的 “特洛伊木马”。欧洲大陆有人担心，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太密切了，一旦大西洋利益和欧洲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英国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前者而牺牲后者。历史的发展证明欧洲大陆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往往在欧洲一体化中起离心作用，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英美关系方面，英国在安全方面特别倚重美国，从而使美国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认为，“如果美国在联合起来的西方仍然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伙伴，那么，西方就能在整个世界继续成为一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而欧洲的一体化如果深入下去，将会“与美国疏远，使它把大批部队撤回国内。这一赌注是大的。”英国对欧洲的这种态度势必使其在欧洲日益孤立，特别是当欧洲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提高时，英国继续维护英美特殊关系，势必使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这种背离关系导致英国政坛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严重分化，作为“欧洲怀疑派”的代表，撒切尔夫人被迫辞去首相职务。
　　事实上，英国也不可能完全置欧洲大陆于不顾，从经济来看，考察“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1956年，英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分别占其总贸易额的25%，到1996年时，英国与欧洲的贸易额翻了一番，超过51%。从政治来看，英国选民也不再赞同游离于欧洲之外，1975年6月，当时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曾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内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获得了近68.7%选民的支持。从文化上看，“欧洲统一”已经成为欧洲人的共识。特别是欧洲煤钢联营以来，“欧洲统一”不再是一种历史观念，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性舆论。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康德、黑格尔关于欧洲联合的哲学及历史观念进行反复探讨，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的要求。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大陆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了，欧洲人自康德以来产生的联合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德国的统一使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大大加快，欧洲大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联合。美国也认识到，冷战结束对于美欧关系将会带来巨大变化，基辛格曾说过，苏联解体后，“所有的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保护，会更加积极热切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样式的孤立主义之引诱”。以上情况说明，假如仍然强调英国的特殊地位，并以此来考虑英国的外交政策的话，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因为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北约也好，欧盟也好，其战略重点都是欧洲大陆。北约和欧盟的势力越是东移，英国的地缘重要性越是下降，它在美欧之间的尴尬地位也日益明显。因此，英国调整其外交政策势所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党上台，以布莱尔为代表的英国工党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对全球化的认识。工党认为，决不能仅仅是从经济上的一体化来认识全球化，全球化的内容不仅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时空观念上的巨变。这种认识改变了他们对主权问题的传统理解，他们不再强调主权的绝对性权威，与此相联系，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作为布莱尔的政治顾问之一，“第三条道路”的倡导人吉登斯就认为，“欧洲联盟一开始是作为两极化世界的一个组织部分而出现的，但在今天，它应当被看成是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呼应。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欧洲’这样一个实体，而是它发展出了一套既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又直接下及到个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欧洲联盟是通过欧洲各国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创立起来的，但它却远远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其实，在政策层面上，如何对待欧盟的问题上，布莱尔在上台之前就对英国的外交做了检讨，1995年，他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讲中就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虽是欧洲列强之一，然而由于它曾拥有一个帝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这就使其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因此觉得自己独立于欧洲之外。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就必须在欧洲扮演一个领导角色。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帝国，尽管英联邦是我们联系各地的宝贵纽带，但这并不能取代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与大西洋彼岸的关系仍将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美国已清楚地表示他们想与欧洲而不只是英国建立特殊关系。”同年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更明确地说，“欧洲是今天英国可以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要保持其作为全球性国家的历史作用，英国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部分。”
　　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工党重新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其执政理念得以发挥作用，英国政府对欧洲事务一改以往的冷淡态度，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在欧盟内务合作、经济与货币联盟等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灵活的立场，与法、德等欧洲国家加强了协调，迅速改变了英国在欧洲的孤立地位。更令人关注的是，科索沃危机之后，英国还与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就建立欧洲防务问题进行磋商，1999年11月25日，英法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欧洲理事会开始讨论发展欧洲军事力量及建立相关的军事机构等问题。这充分显示英国国内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势力已经大大衰落，融入欧洲的倾向更加明显。布朗上台时间虽然短暂，但其一系列外交行动足以说明，英国会继续融入欧洲，与欧洲大陆国家协调国际立场。
　　不能否认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大国心态，传统的外交思维以及现实利益的诉求，仍是制约英国融入欧洲的重要因素，9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政府虽然对欧洲的一体化态度积极，但国内反对的力量仍很强大。欧元从1999年诞生至今，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但英国至今仍在欧元区之外，至于何时加入欧元区，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这充分说明英国要充分融入欧洲，还要经历比较复杂的过程。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战略教研部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相关热词搜索：外交政策 英国 走势 英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势 二战后的英国外交政策 英国外交政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