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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一家药厂，曾被发现为了每颗6厘钱的利润为不法分子加工假药。 　　假药泛滥，迫使中国警方不得不以非常规形式亮剑。11月17日，公安部以“专案集群战役”的形式，在29个省份同时发起打击假药行动。
　　记者从设在公安部的战役总指挥部获悉，这场集群战役打掉制售假药犯罪团伙350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400多个，缴获假药3亿多片（粒、支），按照正品价值计算，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抗癌药空盒能卖3000元
　　一堆用弃的药盒，引发了一场战役。2011年7月20日，浙江警方对一辆出租车进行检查时，在后备厢发现了大量药盒、说明书和防伪标签。
　　此案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一场全国性的打击假药行动由此展开。11月14日，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空药盒大多收购自一些医院，真药用完后，包装盒、说明书被保洁员等收集售出。一种进口抗癌药的空药盒，回收价高达3000元/个。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警方侦查发现，假药生产者为获取暴利不择手段。有的收购真药包装材料等，利用低档原料药、盐水、过期药等自行灌装、勾兑、改批号，生产成假药；有的制假者为增强药效，添加国家严令禁止、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学成分；有的伪造批文生产假药；有的以来料加工的方式生产假药赚取加工费；有的利用价格较为低廉的药品重新包装，冒充价格昂贵的进口药销售。
　　警方缴获的假药，种类从处方药到保健药，从口服片剂到注射针剂，从中草药到西药，从国产药到进口药等上百个品牌门类，可谓应有尽有。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作为主要原料，为使假药重量更像真药，制假者往往会添加滑石粉、饲料、铁粉等。
　　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制售假药案主犯交代，“我告诉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
　　河南警方破获的假药案显示，一粒假“万艾可”的出厂价仅0.3元，批发价为0.5至1.5元，流入市场后的零售价却高达70元。浙江警方破获的假药案显示，一瓶假“舒肩健腰丸”成本为3元，批发价为6元，流入市场的零售价为50元。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网络销售假药案中，主犯一年获利60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员透露，一些外省籍制售假药者已经在北京买房，住进了高档社区。
　　
　　假药原料价一吨不过数万元
　　公安部经侦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警方在打击假药的过程中发现，制售假药者自己不用办厂买设备，所有生产销售环节都能找到各种专业机构为其服务。
　　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交代，其制售假药只要找到订单和样品，在网上寻找企业生产，然后找人包装好就行了。
　　为制售假药者提供服务的，是各类正规企业。包装材料，由印刷厂、塑料厂承担；有的则是从医院成套收购用过的真药药瓶、包装盒。假药的原料，则由一些化工厂、药厂和保健品厂生产提供。该负责人说，一些正规的化工厂生产假药原料，并以化工原料的名目出售给假药制售者，一吨的价格不过数万元。
　　这种行为，药监部门无权管，其他部门也不管。武汉一家药厂，曾被发现为了每颗6厘钱的利润为不法分子加工假药。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假药案中，有1家正规药企为其研制配方，6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各省警方在打击中还发现，越来越多的制售假药者具有医药、化工技术背景。上海警方在破获的一起假药案中发现，两名主犯均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化学专业，两名技术人员则均是省级医药研究所的工程师。
　　
　　交罚款是拿回假药的通行证
　　11月16日，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葛陶然支队长告诉记者，从破获的假药销售团伙所用的电脑中，警方发现假药流向了内蒙古、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等三千多家药店。
　　11月18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参与公安部统一打击假药行动的29个省份，基本都发现了假药流入药店的情况。其中，中西部地区和偏远省份、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小药店、保健品店、私人诊所流入假药的情况较为严重。
　　在个别省份的正规医院，也发现了假药流入。11月21日，黑龙江省伊春市药监局局长徐长江向记者证实，位于该市的黑龙江省林业肿瘤结核病医院，在替癌症患者徐秋治疗时使用的“卡培他滨片”被查证属假药。这家医院一共被查出80盒假冒“卡培他滨片”药品。
　　假药泛滥，显然与监管乏力有关。郑毅（化名），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前，曾在河北一家县人民医院工作过一年。他向记者介绍，在县医院工作期间，不时会有卫生局、防疫站等单位相熟的官员向他炫耀：逢年过节，就去不同的乡镇药房、卫生所检查有无过期药及假冒伪劣药，被查的一般是逢年过节“不懂规矩的”或“县里没关系的”药店及诊所，只要事主交齐罚款就能拿回被查扣的问题药。
　　一位长期研究假药犯罪的研究人士透露，国家对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曾有制售假药者向警方交代，“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帮我们调解过，也没处罚。”
　　
　　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
　　11月22日，江西中医学院教授王素珍告诉记者，目前监管的重点放在发现假冒伪劣药品后的追查和处理上，忽略了从源头上进行防范的事前控制和生产过程中的事中控制，使一些不法行为不能被及时发现。
　　公安机关的介入，对打击假药立杆见影。事实上，警方也有为难之处。公安部经侦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刑法此前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属犯罪，而公安机关很难认定查处的假药是否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现在“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这一条，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如规定制售假药需达到一定金额才能入罪等，仍存在假药的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
　　另一个现实是，假药制售者为了逃避打击，一般不会有详细的账目，也不会囤积大量假药，只要达不到规定的金额就无法入罪只能执行罚款等行政处罚，起不到打假效果。
　　量刑过低，使得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也一直是外界认为假药打击乏力的原因之一。按照刑法规定，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制售假药违法犯罪分子只能处以3年以下刑期。黑龙江省一名参与打假的警员告诉记者，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售假药者，一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缓刑。往往打击行动还没结束，早期抓获的制售假药者已缓刑获释，甚至重操旧业。
　　安徽一家医药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杨雪瑶介绍，自2008年开始我国就实现了药品的电子监管，就是在药品的最小包装上赋以电子监管码，通过药品的这一“身份证码”，在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上可追溯其从生产企业出厂后的流程。但目前监管并未延续到药品的销售终端药店和医院，药品追踪监控半途而废。（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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