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问堂老专家忽悠 [别让专家忽悠你]

　　“故宫的事情你不清楚，最好嘴巴紧一点。” 　　前段时间，裴光辉收到了这条匿名的“问候”短信。不过，这个被称为“不吃皇粮的”的独立文物鉴定家，对此类威胁早就麻木了。
　　他是被动卷入事件漩涡的。2011年5月中旬，网友“湘江渔隐”在天涯杂谈发帖，引用裴光辉《格古日记》中《故宫拍卖馆藏文物？》一文，对故宫博物馆提出了质疑：故宫于1997年以682万元购得的五件宋代名人书札，竟然再次出现在2005年瀚海初级拍卖会上，并最终以222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这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传播开来，传统媒体也迅速跟上，故宫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当夜，故宫就紧急开会应对“书札门”。目前，故宫方面对此事的回应是：故宫从来没收藏过网帖中所称的五件北宋书札。可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的官方主页和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主页上，依然留着当年的关于宋代书札的交易记录。
　　当众多媒体联系到裴光辉的时候，他还回忆了好一阵――毕竟那篇日记是在多年前写的陈年旧事。就此事，裴光辉评价道：“这么做，只能让信任危机加剧。”
　　从佳士得“鬼谷门”事件到曹操墓假文物事件；从亿元拍品《砥柱铭》争议到5.5亿元乾隆珐琅彩镂空瓶指赝、天价拍品《稚川移居图》质疑……包括此次故宫“书札门”疑案，这些公众熟知的文物收藏界爆料，都来自于裴光辉的《格古日记》――自2004年开始，他便在互联网上连载这组有关收藏与文物的日记，如今的点击率已超过一亿，无数业内负有盛名的专家，都栽在这本日记中。
　　“与其迷信现在收藏界的这些专家，不如自己研究花个十来年的工夫，把自己培养成行家。”他总结自己的心得，“别让专家忽悠你，信人不如信自己。”
　　
　　•一•
　　在收藏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裴光辉见多了这个行当里专家们的种种丑事。
　　最近的一次，是震动京城乃至整个中国收藏界的“金缕玉衣”骗贷案。五名国内顶级鉴定专家，为一公司老总自制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老总据此骗贷10亿。
　　如今，五位给出“真品”结论的权威专家正遭受着质疑。其中地位最高的史树清先生，现已去世。而根据另四位专家的回忆，“大家的意见都是随着史老走的。”
　　一件原本手工自制的金缕玉衣，专家们隔着玻璃展柜走了一圈，看了几眼，就成了价值24亿的“古董”。而这几眼的收获也不菲，根据当事人的供述，这几位专家也得到了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鉴定费”。
　　其实，在裴光辉的记忆中，这样专家看走眼的情况，实在是不胜枚举。
　　也是在2011年，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从某收藏家手中收了几百件藏品，其中一把长沙窑瓷壶，被视作“元青花壶王”。受邀进行鉴定的专家，最后将其鉴定为真品。杭州市政府给这个民间藏家1500万的奖金。
　　事情被曝光后，媒体介入调查，发现无论是在专家的鉴定程序中，还是鉴定内容上，都存在着很大问题，引发了业内极大的争议。
　　“真品看得多的，不识假货；只看过假货的，把真品当赝品；遇到拿不准的，就随大流。可这些还算是好的，只是水平有限。”裴光辉话锋一转，“但有些专家，是人品出了问题。”
　　裴光辉曾遇见这么一件事情。某拍卖行与一位专家商量好，把一件赝品鉴定为真货，然后专家从卖家的款项中获得10%的提成。这件藏品拍出了五六百万的价钱，但拍卖行反悔，只给了专家10万元。专家一气之下，向卖家“露了底”。没多久，卖家就停止了付款。
　　还有一次，一个专家受一个山西煤老板的委托，去香港某拍卖行拍一件乾隆珐琅彩。这个专家与拍卖行私下有着提成协议，藏品拍的价格越高，他拿的提成越多。
　　举牌的场景是很热闹的――这个专家动员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举牌竞价，最后藏品竞拍到了一亿多。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煤老板早就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其中的猫腻，不买单了。后来，这位收藏家被拍行告上了法庭，判赔了巨额款项。
　　一位退休的故宫研究员，也是裴光辉的好友。老人专门写了一部书稿，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同行专家们作假的黑幕，他还邀裴光辉为这部书写序言，书名暂定为《我不是流氓，但我怕流氓》。但因为种种顾虑，老先生还是打算在自己离世后再出版。
　　“中国收藏界里，像老人这样愿意说真话的专家，几乎成了濒危动物了。”裴光辉感叹道。
　　
　　•二•
　　2011年8月12日，文化部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鉴于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整体转企改制，决定撤销其所属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艺评委）。
　　作为该组织的第一批委员，裴光辉颇有感触――因为他在多年前就主动退出，自己“单干”了。
　　他的离开，自有原因。
　　“领着工资，享受着保障和待遇，根本就没有深入学习的动力。”裴光辉这样评价体制内一些专家不求上进的原因，对此他深有体会。
　　首都博物馆以前的一个领导，出了一个关于青花瓷的书，销量很大。裴光辉翻过，整段整段地照搬照抄。他看不下去：“哪怕你改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也好啊。恐怕他还拿这本书去评职称了。”
　　他这样描述遇到的困惑：“机构重重，内耗严重，没有学术上的争论，更多的是争夺交椅和位置。”到了后来，艺评委也按着央视鉴宝节目的套路，开始走进各个地方“寻宝”，面向社会把一些鉴定活动搞得火热。
　　“除了虚名，任何业务能力都进步不了啊！”他有点懊恼，“本应组织委员们进行一些学术研讨和交流，结果――都走进孔方兄的方孔里了。”
　　他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鉴委）就更不客气。在他看来，国鉴委里面的专家只对公立博物馆、国家行为的拍卖进行服务，不接地气，有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一旦遇到问题却集体失语。在多次官办博物馆遇到的收藏纠纷里，国鉴委的专家们保持集体沉默，在应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发表意见。
　　他把国鉴委形容为“养老院”：不是年龄老，而是心态老。进入“国鉴委”的，清一色都是公立文博系统和公立研究机构的人，并且多是一些主任副主任“大师”的弟子，非其派系，难获提名。公立博物馆征集征购文物，一旦出事，无人承担责任，鉴定人也毫毛未伤――工资照领，职称照评，官照当，照样在官方系统呼风唤雨。
　　而体制内腐败，也是让专家频频“看走眼”的一个原因。“公立博物馆这十几年收藏的藏品，都存在不少赝品。有地方博物馆，收紫砂壶就去宜兴，收青铜器就去洛阳，收青花瓷就去景德镇――现在那些地方可都是造假的窝点聚集地啊，人家在当地研究了多少年了，技术日新月异，这不是主动送上去挨蒙嘛！怎么看都像故意送钱的行为啊。”他听说，有些博物馆的领导亲属竟然在拍卖行工作――“这也太让人有想象空间了。”
　　他做了个悲观的预测，公立鉴定机构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古玩市场就真的“玩完”了：不仅缺乏民主的选拔机制，近亲繁殖，更缺乏问责制度。”
　　而专家的个人品行，也是个大问题。
　　现在很多专家都有多重身份：“既是鉴定的专家，又是一些拍卖行的合伙人。”――民间、官方都存在这样的人。外界是看不出来的。在明文规定上，这些专家只是鉴定家，并不拥有企业的股份，是古玩交易过程中的第三方。但是依然存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企业会给古玩卖家股份和提成，但不明写。
　　“鉴定家是不应该参与买卖的独立方。有这种利益关系的专家，你敢信么？”他反问道。
　　至于有些专家钻空子，为自己牟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形式五花八门：“巡回展览”、“研讨会”、“馆藏品出版”、“文物定级”、“文物征购”、“文物捐献”、“走穴鉴定”等等方面，都存在利益输送。现在的行规，来自北京的专家，打着“鉴宝”的旗号下去走一走，都能分个十万以上。
　　
　　•三•
　　在裴光辉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是文物收藏圈风气最好的黄金年代。他话中流露着无限的怀念：“那是段美好而纯粹的时光。”
　　当时，收藏界探讨之风很盛，开放透明，尔虞我诈的事情相对较少。文物爱好者们切磋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也并未和职称等功利性的东西挂钩，看错了，就坦然承认，不存在“面子上过不去”的问题。
　　古玩收藏还没形成大规模的市场，不会动辄就讨论升值空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文物鉴定，读古陶瓷鉴定书，观摩藏品――即使藏友间进行交易，也坦诚相见，多以物物交换。
　　那时候，即使是最资深的老专家，也不会按资排辈，经常把自己当学生。
　　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泉州的德化县，有个窑口，以明清时期的白瓷佛像闻名于世。当地因为一件达摩雕像争论不休，雕像背后有何朝东的印款。何朝东是万历明末的瓷雕大师，但清代民国都有他的仿品。
　　正赶上资深的陶瓷鉴定专家冯先明先生来当地考察，人们拿着东西去讨教：这是何朝东的真作，还是清末民国的仿品？
　　冯老先生认真地看了老半天，轻声说了一句话：“德化窑的东西还是你们德化的专家说了算。我说的，不算。”
　　当时裴光辉就站在一旁，冯先明的行为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实事求是，冯先明这样的专家，给一代人树立了行业道德榜样。”
　　可过去的种种美好，折射出现在的无奈。
　　如今，“古玩市场不打假”这条口号，也成为公开的“行规”。很多专家以此为借口，开出虚假鉴定，甚至直接参与造假。
　　“任何一个法制的国度，哪怕是再特殊的行业领域，也不能默认这种违背人类最基本善良原则的规矩存在。”裴光辉提起这条行规就想爆粗口，“即使请人做鉴定的时候，消费者也要心存戒备――把假说真的专家太多了。”甚至于，在一些古玩爱好者眼中，“专家”这个词已经成为骗子的近义词。
　　所以，这些年来，裴光辉因为在收藏市场的种种打假行为，得到众多网友的信任。曾有一个“粉丝”对裴光辉说：“只要是您鉴定的，赝品我也买！”裴光辉听了很惭愧：“说假话的人太多了，说两句真话就会被捧成那样。”
　　裴光辉认为，除了提升学术和研究能力之外，监督机制的重建，也是让专家重获信任的前提，只有敢说真话的鉴定家越来越多，这个乱象丛生的行业才能恢复正轨。作为文物收藏的把关者，他们是这个圈子里具有发言权的人，起到分辨真伪的监督作用，他们必须独立，本身不从事买卖。
　　“专家该为谁负责？体制内有些专家，只为单位负责，为领导负责，成为了传话筒。忘了自己该为谁说话！”他有些激动，“在我看来，专家需要拥有公民意识，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能高高在上。还有法治精神，有自我约束力，而且能够抗拒诱惑，这样的专家，民众怎么会不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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