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_理想主义者的烦恼

　　张朝阳最爱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类似这样能够展示自己情结的书。某种程度上,他和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敏感,自省,拥有英雄主义情结,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会与众不同。
　　事实的确如此。
　　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11岁时就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久后就升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拥有了一个伟大的信念:要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朝阳17岁时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又成为当时中国海归的符号。张朝阳创立爱特信(搜狐前身)之始,他对仅有的四个员工讲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结果员工觉得他“傻得可以”。
　　他们都成功了。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成了受人尊敬的世界级音乐家,张朝阳则被称为“唯一有资格以教父那样的语气讲述(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人”。
　　他们后来又都有过困惑和反思。
　　在成名十年之后,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重新思索人生,他困惑于以道德为目标的创造到底能不能诞生拥有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此后,他选择皈依宗教,把上帝作为心灵的寄托和理想的归宿。
　　今年年初,张朝阳发出了“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声音,并自言“现在对搜狐来讲处在走向成功和再造辉煌和最后沉寂以及被边缘化的十字路口”。这句拗口的话的余音尚在袅袅,张朝阳就用浓缩的四个字表明了十字路口前自己的态度:再造搜狐。
　　之前韬光养晦、宣布出世的张朝阳为何在此时入世?这个有资格以教父语气讲述历史的男人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新丛林”处境
　　张朝阳用“打仗”一词来形容再造搜狐。这并非“娱乐明星”样式的张朝阳的自我调侃。
　　近年来,随着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多元化路径的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早已不是搜狐、新浪和网易的门户之争,而是网络巨头的诸侯割据:搜索领域六成以上的市场已经被百度牢牢霸占,阿里巴巴几乎完全掌握了电子商务,新浪的微博一骑绝尘,腾讯则垄断了即时沟通联系领域,并凭借无可比拟的用户数量开始在各个领域大肆扩张。
　　如此战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搜狐的地位颇显尴尬:在各条战线上均有战场,可是没有一条线上占据领先位置,尽管张朝阳否认搜狐被边缘化,可是“二战”中的搜狐确有落后之虞。
　　更大的落寞或许是搜狐霸主地位的丧失。2007年时的搜狐风光无两:从游戏门户17173到青年社区ChinaRen,从综合门户SOHU到焦点房地产网站,张朝阳接连重金圈地收购,其积累的用户规模之广在国内屈指可数,成了地地道道的“网络大地主”。
　　现在搜狐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ChinaRen的没落;“白社会”、搜狐微博后来者的力不从心;搜索引擎的苦苦挣扎;以及视频领域的激烈鏖战,都在一次次地磨去搜狐头顶上的金色光环。
　　而根据张朝阳自己的门户割据理论,除小众及垂直细分领域外,“通用行业”将被几家大门户分食得“没有死角”,结局就是赢家通吃。
　　“如果搜狐再不爆发,就会沉默,被其他巨头吃掉。”张朝阳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丝毫不掩饰其焦虑和“再造搜狐”的迫切之意。
　　前些年,在互联网这片“一夜成名”的丛林里,“被大家记住,有人气,是竞争的主要内容,这样才会更容易融到资,才能活下去。”《沸腾十五年》一书的作者、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可现在张朝阳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片丛林,当然也不再是那时的丛林法则。
　　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曾经在公开场合,当着张朝阳的面说,搜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张朝阳本人,你的品牌在第一轮竞争的时候还很有效,可是现在市场上出位的企业家多了,再这样做就不行了。谁固守原来的模式沾沾自喜,谁就会迅速地落后。”
　　在谢文看来,品牌和流量之争早已成为过去,包括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内的创新力、新业务的开发和对于用户的把握,将是张朝阳所言的第二轮竞争的主要内容,特点则是竞争内容的多元化。
　　拿微博来说,就足以让张朝阳感到来自新浪的竞争压力。他直白地说:“微博这个形态特别适合中国,尤其特别适合手机的中国,这个事情让新浪撞大运撞上了。年初的时候我盯着搜狗的事情,微博这件事没盯,最后一失足很悔恨,这件事没守住,现在看得很清楚,要大干快上。”
　　
　　勇气背后的困扰
　　提到微博,张朝阳肯定知道他的清华校友王兴和王兴所创立的饭否网的故事:2007年5月,同样从美国归来的王兴推出微博客饭否,仅仅落后于美国的Twitter不到半年时间。两年之后,饭否已经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微博网站,受到众多网民追捧。可是2009年7月的一天,饭否网突然停止了服务。
　　王兴多次找到有关部门沟通,结果证明都是徒劳。
　　饭否被关的背后是2009年中国互联网的整治风暴。据人民网的统计,从2009年开始的中国互联网专项整治共涉及十余万个网站,其中也包括了谷歌、百度、土豆、豆瓣等。大量BT网站被关停,包括“BT中国联盟”在内的若干BT网站与网民告别。
　　后来,当王兴和他的团队再次创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网络购物中的团购网站,理由是“要考虑安全性”。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今年6月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美国互联网,他在国内感受到了一种无时不在的“边界”。
　　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说,如果互联网监管过多,将导致大家跟风、模拟,而不是鼓励创新,走新路子。结果就是守业难、赚钱难。
　　这与中国最初的互联网环境不同。业界公认的是,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代名词。
　　确如今年6月中国政府出版的《中国互联网白皮书》中所言,“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最初,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投入巨资,以推动互联网发展。
　　谢文回忆说,早期,“互联网首先被视为高科技,就允许互联网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做。最早也有关于允不允许互联网在电信体制之外落地,允不允许在电信之外出现别的增值服务运营商这样的讨论,比如服务器托管等。最终这些都被允许了,第一关过后有个十来年的蜜月期。”
　　据谢文介绍,2000年到2003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从而获取资金,其中一项资质要求是要提供ICP证(网站经营的许可证),可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找不到发证的部门。
　　“找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说我就管传输,不管内容,文化部也不管。外国坚持要,后来还是信息产业部发了这个证。当时如果封死了,不让去外国,中国互联网就完了。”谢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这样解释互联网在中国轻松过第一关的原因:“我们那时候跟各个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呼吁怎么样对互联网网开一面,培养期这个阶段也容许它犯错误,另外当时成功说服很多政府主管部门有一个理由,就是当时互联网用户属于小众,都是一些高端的白领、学生阶层,在非主流的情况下,站在社会管理的角度上,你乱也乱不到哪去。”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资深人士则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道:“一方面这是高科技,新兴产业,政府觉得应该扶持,另一方面觉得是太弱小,当时体制内的人没有人懂,让老百姓玩玩吧,没有想到玩大了。”
　　在今年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宣传处处长侯召迅发言说,互联网时代是麦克风时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麦克风最多? 请让我来回答:是中国。中国有多少个麦克风?至少有4亿2千万个,因为中国已有4亿2千万个网民,世界最多;很快要增加到7亿个,因为中国已有7亿个移动电话用户,也是世界最多。”
　　2010年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第十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演讲时称,互联网向经济社会渗透步伐加快,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要在大力推动互联网开发利用的同时,把网络空间纳入现实社会管理,大力推进网络文明诚信建设。
　　此时,国有资本大量介入该领域,相关报道中频频出现国字头企业的身影。在内容方面,饭否被关、新浪搜狐等微博所经受的监管,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有关部门对此领域的高度重视。
　　而在此环境下,我们听听张朝阳是怎样定义搜狐的。在今年初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搜狐已经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媒体公司,媒体公司的年会,就不只是公司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思想表达与传播的公共的事情。”
　　自我定位中鲜明的“媒体”属性,将搜狐置于比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盛大等网络公司都要敏感的境地。
　　要知道,从相关法规颁布的时间看,2004年以后互联网管理力度明显加大,其中重点即是内容监管。
　　《中国互联网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许可审批和备案制度已成为目前互联网管理的主要制度。据统计,目前中国政府参与互联网管理的部门已达到16个之多。
　　张朝阳很早就推出过一个叫做“搜狐星空”的论坛,其理想是要把它建成“伟大的广场”。在这个“广场”的鼎盛时期,确实盖过了“新浪观察”和网易的“第三只眼”。但在被有关部门要求关闭之后,搜狐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语惊四座:“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这样的发声需要勇气。深处困扰之中的张朝阳做到了。
　　
　　为什么是张朝阳
　　“这番话从张朝阳口里说出来,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在《沸腾十五年》作者、互联网观察者林军看来,“这是张朝阳个人的勇气和境界,就像吴敬琏经常出来说的一些话,其实和他本人经济学家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作为公共偶像,有人选择尽这份社会义务,有人选择不尽。张朝阳说了,出发点不单单是搜狐。”
　　但,为什么是张朝阳?
　　林军是中国最早采访张朝阳的记者之一。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7、1998年左右的张朝阳:“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我们看不懂,有人看不惯他,觉得这人的成功太简单了吧,后来看不惯他的人都创业了。更多的人是觉得张朝阳满足了自己的很多想象,就应该像他这样活着,他的美国式的开放自由的做派,让他成为了当时个性解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不过,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早期的张朝阳的封面报道是和安顿的《绝对隐私》放在一起卖的。”
　　也有人这样解释他的“异类”:他不进圈子,也不涉官场,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做政协委员,与其他互联网精英相比,其政治资源最少,因此对于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也最为在意。
　　这样的张朝阳或许与他在美国的十年学习相关。这期间是他完成自我认识、价值观揉碎重塑的十年。
　　“我发现我对搞学术研究并没有强烈的兴趣,成为科学家不是我的梦想。MIT物理系的不少人毕业之后也都去了华尔街设计模型或者做分析师。但那似乎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 张朝阳说。
　　直到他在MIT的实验室里,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他才明确意识到,这会是自己的方向。张朝阳认定,世界的传奇将由另外一批人以一种新的形式书写。后来,在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他写下了两句话:“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毫无疑问,张朝阳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自己某种使命,他对于自己的内心期待是张朝阳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搜狐应该成为第一,即使搜狐已经被第一落下很远,”林军说,“这让张朝阳区别于一般的商人,他是有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情结的人。”
　　这甚至反映在张朝阳回国日期的选择上。1995年11月1日,张朝阳拎着两个手提箱走下飞机舷梯,踏上祖国的土地。而前一天就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他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搜狐的一位员工评价说。
　　这些决定了张朝阳在中国互联网进程中的地位和异于常人的表现,特别是当外部环境不理想时,他的美国式思维展现出来的是“过分的敏感”。
　　他高调表示,“在当今社会普遍缺乏理想的状态下”,“除了赚钱,搜狐还有使命没有完成。我们对互联网市场和未来发展有自己的理想。”
　　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拥有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这或许可以解释张朝阳变脸之种种。
　　张朝阳的脑子里绷着一根弦,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首先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才能让一个正直的企业家赚大钱。如果太理想主义而处处碰壁的话,那这个社会是不太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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