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打造中国人才高地 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物质生活的跃进无一不来自创新和变革，如工业革命、科技发展、金融创新等。而这一切，王辉耀认为，“均指向一个核心――人才”。 　　站在历史崛起的关头，“中国最长远的问题则莫过于人才问题”，王辉耀说。王辉耀是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闯荡世界”的一员，王辉耀始终关切和思考中国的人才发展战略。近年出版的《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人才战争》等书，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亦成为许多省市官员的必读书。近日，记者就中国如何应对人才流失和人才培养等问题，采访了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王辉耀博士。
　　
　　就业不足源于创业不足
　　《南风窗》：根据你著的《人才战争》一书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归国人员却只有39万。而且学历越高，专业在全球越紧缺，回归的比例就越小。中国人才严重流失意味着什么？过去30年中国在人才流失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能以罕见的速度发展？
　　王辉耀：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开放和全球化的结合，主要靠中国制造与国际消费结合――比如说中国3亿农民工与美国3亿消费者结合――共同促成的。虽然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就，但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才刚起步，基础研发、科教研究和企业研发仍然欠缺高端人才，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求更多的人才回流。
　　中国人才流失，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创新人才不足，尤其是创业人才不足。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难以解决，根源也在此。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去考公务员，吸纳大学生的市场主要靠政府，但真正吸纳大学生的行业应该是服务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海归李彦宏创办了百度，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大部分针对大学生；而过去数十年，政府和国企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纳的是农民工。2010年大学毕业生约700万，未来中国可能将新增近1亿大学生。如果这些大学生就业不足，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提供给大学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必须有创业；要增加创业规模和档次，就要求有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南风窗》：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60%以上，人才回流会大量增加。中国是否正步入这个阶段？人才回流会自然实现吗？
　　王辉耀：中国很多地方已经超过4000美元这条线，但是人才回流并未实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不到1/3，从美国回来的理工科博士不到10%，这很令人担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会促成人才回流，但这两者并非完全的正相关。在2000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归率还达到30%以上，现在虽然经济情况更好，但回归率却降低了。除了经济因素，人才回流还受到诸如制度机制、人文环境和生活配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招揽人才，需放眼世界
　　《南风窗》：近年回国创业和搞科研的华人增多，但他们的国籍和家庭大多仍在海外，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跨越大洋两边跑的群体――海鸥，据你了解，海鸥们对于真正回归祖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辉耀：海鸥群体的工作和子女入学很多仍在海外，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全部放弃归国，现在真正能回国的，大多是刚毕业不久或部分已退休的资深海归。
　　资深海归对国内是一笔丰富的资源，他们一般在海外功成名就，并不差钱，回国只是希望有个平台发挥余热。国内在利用资深海归的价值方面仍做得不够，我建议政府出台一个鸟巢计划，给资深海归搭建一个平台，中国的大学或中小企业，也可以请资深海归作为兼职教授或顾问。
　　 《南风窗》：近年，中国不断出台政策延揽海外人才，2004年实行“绿卡”制度，2008年，出台国家层面的“千人计划”，开出前所未有的优厚条件，金融危机后上海政府还亲自带团到海外进行人才抄底。这一系列行动能否招来需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什么特点，吸引他们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以前中国对海外人才不够重视，但“千人计划”是由中央最高组织部门中组部牵头，说明国家对此很重视。中央的“千人计划”带动了地方人才引进，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联动。这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很有帮助的。
　　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它的特点，对于他们而言，世界是平的，几乎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键，在于给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提供更多的科研条件以及硬件和软件环境。有时不能光吸引高层次人才个人，还要吸引整个团队。但要注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不能光是走过场和用于摆设，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国目前更着重吸引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但如果其他方面的管理跟不上，吸引来的高端科研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全方位地吸引人文、社科、管理、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允许国企、政府部门吸纳国际高端管理人才，以促成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不光要吸引华人人才回流，还要把目光放到全世界，延揽国际性人才，因为中国的海外人才总数毕竟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建立技术移民体系。目前中国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针对的人群还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美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得条件更加宽松。中国内地目前还没吸引到长期居住和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很遗憾的。政府和科研教学机构可以邀请这些高端人才定期来中国访问或建立研究中心，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南风窗》：世界各国都在抢夺人才，均以绿卡、高薪等条件吸引高端人才。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硬件和软件都不如人，优势在哪里？
　　王辉耀：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机会。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要多，而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拥有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另外，中国文化仍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国政府近年也出台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这些都形成优势。
　　
　　教育改革可参照经济改革经验
　　《南风窗》：中国近年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至今仍未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科学奖获得者，问题出在哪里？
　　王辉耀：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学校体制，中国的大学行政化是一个严重问题，过分行政化很可能变成官员治校。中国大学如果想赶超世界，就必须克服过于行政化的倾向，让知名教授来治校，甚至在全球招聘一流的校长。
　　还有，大学教授的待遇需要改善。现在不少大学教授都忙着挣钱和创收，虽然培养出数量世界第一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但质量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的大学生源目前面临着全世界的竞争，中国留美学生中有1/3就读本科，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甚至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开始争取中国的学生。没有好的生源，中国名校的发展也堪忧。
　　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竞争力很弱，一旦放开中外合资合作模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企业一下子盘活。在教育领域，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中国商学院一直很难搞起来，但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欧商学院几乎是全国最好的商学院，在国际也颇有名气。我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也应搞中外培养模式，鼓励外国学校来中国办学，嫁接国外的教育体系，这不仅能够减少学生出国人数，还能给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参照和竞争。
　　 《南风窗》：去年，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和施一公联合撰文批评国内的科研机制，引起很大关注，也引起对海归与体制兼容问题的讨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辉耀：饶毅和施一公回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至少在他们带领的学院，引进了新的教学方法和风气。如果回来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院长，那中国的教育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制度是靠人来创新，也是靠人来改变的。如果没有人回来，新的思想和观念就带不回来。刚开始，肯定会有不兼容，肯定要做一些妥协，但创新一定会带来好处，时间长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
　　《南风窗》：引入高端人才注重时机，而体制变革非一朝一夕，这种矛盾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王辉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引进这么多的人才，最终肯定会带来一些变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求冲破一些体制的束缚。建立“人才特区”是中央人才规划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广东毗邻港澳，经济发展较快，完全有条件嫁接港澳的用人体系，探索新的用人机制和选拔机制。
　　 《南风窗》：“美国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才，新加坡也正在造“世界一流速度”的“新加坡梦”，你认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什么？
　　王辉耀：美国梦的实质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成为总统的梦想。中国梦实质上应该是人才梦，其核心包括两点：第一，重拾春秋时期的人才观，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第二，是全民树立开放的人才观，让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够自由地、不受束缚地生长、成才，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个“中国梦”应当是一个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也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认为在中国能赚到钱，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自身发展的“中国人才梦想”，也是留下精神财富的“中国人才归宿”。
　　王辉耀：打造中国人才高地
　　
　　文|本刊记者|曾东萍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物质生活的跃进无一不来自创新和变革，如工业革命、科技发展、金融创新等。而这一切，王辉耀认为，“均指向一个核心――人才”。
　　站在历史崛起的关头，“中国最长远的问题则莫过于人才问题”，王辉耀说。王辉耀是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闯荡世界”的一员，王辉耀始终关切和思考中国的人才发展战略。近年出版的《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人才战争》等书，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亦成为许多省市官员的必读书。近日，记者就中国如何应对人才流失和人才培养等问题，采访了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王辉耀博士。
　　
　　就业不足源于创业不足
　　《南风窗》：根据你著的《人才战争》一书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归国人员却只有39万。而且学历越高，专业在全球越紧缺，回归的比例就越小。中国人才严重流失意味着什么？过去30年中国在人才流失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能以罕见的速度发展？
　　王辉耀：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开放和全球化的结合，主要靠中国制造与国际消费结合――比如说中国3亿农民工与美国3亿消费者结合――共同促成的。虽然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就，但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才刚起步，基础研发、科教研究和企业研发仍然欠缺高端人才，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求更多的人才回流。
　　中国人才流失，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创新人才不足，尤其是创业人才不足。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难以解决，根源也在此。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去考公务员，吸纳大学生的市场主要靠政府，但真正吸纳大学生的行业应该是服务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海归李彦宏创办了百度，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大部分针对大学生；而过去数十年，政府和国企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纳的是农民工。2010年大学毕业生约700万，未来中国可能将新增近1亿大学生。如果这些大学生就业不足，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提供给大学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必须有创业；要增加创业规模和档次，就要求有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南风窗》：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60%以上，人才回流会大量增加。中国是否正步入这个阶段？人才回流会自然实现吗？
　　王辉耀：中国很多地方已经超过4000美元这条线，但是人才回流并未实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不到1/3，从美国回来的理工科博士不到10%，这很令人担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会促成人才回流，但这两者并非完全的正相关。在2000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归率还达到30%以上，现在虽然经济情况更好，但回归率却降低了。除了经济因素，人才回流还受到诸如制度机制、人文环境和生活配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招揽人才，需放眼世界
　　《南风窗》：近年回国创业和搞科研的华人增多，但他们的国籍和家庭大多仍在海外，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跨越大洋两边跑的群体――海鸥，据你了解，海鸥们对于真正回归祖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辉耀：海鸥群体的工作和子女入学很多仍在海外，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全部放弃归国，现在真正能回国的，大多是刚毕业不久或部分已退休的资深海归。
　　资深海归对国内是一笔丰富的资源，他们一般在海外功成名就，并不差钱，回国只是希望有个平台发挥余热。国内在利用资深海归的价值方面仍做得不够，我建议政府出台一个鸟巢计划，给资深海归搭建一个平台，中国的大学或中小企业，也可以请资深海归作为兼职教授或顾问。
　　 《南风窗》：近年，中国不断出台政策延揽海外人才，2004年实行“绿卡”制度，2008年，出台国家层面的“千人计划”，开出前所未有的优厚条件，金融危机后上海政府还亲自带团到海外进行人才抄底。这一系列行动能否招来需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什么特点，吸引他们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以前中国对海外人才不够重视，但“千人计划”是由中央最高组织部门中组部牵头，说明国家对此很重视。中央的“千人计划”带动了地方人才引进，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联动。这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很有帮助的。
　　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它的特点，对于他们而言，世界是平的，几乎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键，在于给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提供更多的科研条件以及硬件和软件环境。有时不能光吸引高层次人才个人，还要吸引整个团队。但要注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不能光是走过场和用于摆设，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国目前更着重吸引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但如果其他方面的管理跟不上，吸引来的高端科研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全方位地吸引人文、社科、管理、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允许国企、政府部门吸纳国际高端管理人才，以促成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不光要吸引华人人才回流，还要把目光放到全世界，延揽国际性人才，因为中国的海外人才总数毕竟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建立技术移民体系。目前中国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针对的人群还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美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得条件更加宽松。中国内地目前还没吸引到长期居住和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很遗憾的。政府和科研教学机构可以邀请这些高端人才定期来中国访问或建立研究中心，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南风窗》：世界各国都在抢夺人才，均以绿卡、高薪等条件吸引高端人才。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硬件和软件都不如人，优势在哪里？
　　王辉耀：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机会。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要多，而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拥有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另外，中国文化仍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国政府近年也出台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这些都形成优势。
　　
　　教育改革可参照经济改革经验
　　《南风窗》：中国近年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至今仍未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科学奖获得者，问题出在哪里？
　　王辉耀：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学校体制，中国的大学行政化是一个严重问题，过分行政化很可能变成官员治校。中国大学如果想赶超世界，就必须克服过于行政化的倾向，让知名教授来治校，甚至在全球招聘一流的校长。
　　还有，大学教授的待遇需要改善。现在不少大学教授都忙着挣钱和创收，虽然培养出数量世界第一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但质量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的大学生源目前面临着全世界的竞争，中国留美学生中有1/3就读本科，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甚至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开始争取中国的学生。没有好的生源，中国名校的发展也堪忧。
　　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竞争力很弱，一旦放开中外合资合作模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企业一下子盘活。在教育领域，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中国商学院一直很难搞起来，但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欧商学院几乎是全国最好的商学院，在国际也颇有名气。我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也应搞中外培养模式，鼓励外国学校来中国办学，嫁接国外的教育体系，这不仅能够减少学生出国人数，还能给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参照和竞争。
　　 《南风窗》：去年，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和施一公联合撰文批评国内的科研机制，引起很大关注，也引起对海归与体制兼容问题的讨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辉耀：饶毅和施一公回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至少在他们带领的学院，引进了新的教学方法和风气。如果回来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院长，那中国的教育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制度是靠人来创新，也是靠人来改变的。如果没有人回来，新的思想和观念就带不回来。刚开始，肯定会有不兼容，肯定要做一些妥协，但创新一定会带来好处，时间长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
　　《南风窗》：引入高端人才注重时机，而体制变革非一朝一夕，这种矛盾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王辉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引进这么多的人才，最终肯定会带来一些变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求冲破一些体制的束缚。建立“人才特区”是中央人才规划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广东毗邻港澳，经济发展较快，完全有条件嫁接港澳的用人体系，探索新的用人机制和选拔机制。
　　 《南风窗》：“美国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才，新加坡也正在造“世界一流速度”的“新加坡梦”，你认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什么？
　　王辉耀：美国梦的实质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成为总统的梦想。中国梦实质上应该是人才梦，其核心包括两点：第一，重拾春秋时期的人才观，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第二，是全民树立开放的人才观，让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够自由地、不受束缚地生长、成才，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个“中国梦”应当是一个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也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认为在中国能赚到钱，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自身发展的“中国人才梦想”，也是留下精神财富的“中国人才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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