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仰的迷思]走出迷雾 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起飞，是在大乱之后开始的，没有思想启蒙运动。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只是为政治路线的转变做了准备，“摸着石头过河”、“猫论”意味着行动在意识之先、理论准备不足，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类试图建立引领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的著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法制意识，平等、自由、民主及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公德与良心、正义等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如影随形的现代观念，至今仍付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矛盾的凸显，民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危机也日益凸显。
　　这种危机，在很多时候被归结为“信仰危机”。于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指望通过彻底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复兴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似乎只要所有中国人都信了教，精神危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环顾世界，当代的暴力冲突往往贴有浓重的宗教标签：北爱尔兰长期的暴力、中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恶，更不用提有着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背景的恐怖分子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而在这些社会内部，也很难讲精神危机的问题就全然不存在了。
　　在中国，虽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或“国教”，但世俗性的信仰，其普及程度之大、覆盖面之广、所引发的狂热之猛烈，是让很多宗教都望尘莫及的。过去60年，我们信仰过“红太阳”，信仰过“三面红旗”，信仰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信仰过“四个伟大”、“三个无限”……然而，短暂的狂热之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先辈以至同辈的许多人被自己的信仰所击倒、甚至陷入无力自辩的困境时，巨大的空虚感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很多人从盲目的相信迅速滑向了什么都不信。以至于，现在只要提到革命英雄和先烈们的理想或信仰等，大家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进行道德上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些革命先烈真的像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么高尚?这会不会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欺骗?
　　显然，信仰属于高层建筑，却不是形而上、虚无飘渺、无迹可寻的东西，它的有无存亡仍然受制于物质基础以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制的信仰和道德宣教无助于解救精神危机。
　　今天，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存在诸如贫富差距、腐败、社会正义不彰等问题，每个人都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螺旋中，被一股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裹挟。人人都或多或少知觉到问题之所在，却深感渺小和无能为力，一些人转而寻找宗教的精神依托，或投向所谓“大师”的怀抱。
　　那么，一个官员，沉迷于神佛，是他的信仰危机的反映，还是那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官场文化和升迁规则使然?一个学者，抄袭剽窃，是他没有信仰造成的，还是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圈风气败坏造成的?这恐怕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至少，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断定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是所谓的“信仰缺失”而导致的。如果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解决，即使所有的人都信了教，也无法解救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个人而言，信教是个体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单单信教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人道德高尚和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标榜，信教者在道德和精神上是否高于不信教者，这一点需要到现实中去检验――一个信教的学者是否比不信教者更有道德，至少要从学术规范和师生关系等方面详加审视，信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信教者在不信教者面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同样无助于解救自己和他人的精神。
　　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对象的自由确立和自由选择。同时，也必定会尊重和宽容别人的信仰，甚至达到宽容不宽容的程度。这就需要社会有充沛的理性，人民拥有判断力，有拥护权，也有反对权，能够从自己出发，自己做主，不受任何他人支配，而不是在权力的指挥棒下迅速地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环顾世界，每个国家在其崛起的阶段，无一不在精神上体现出乐观豪迈、生机勃勃的气象，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是在精神上疲惫懒散、媚俗、麻木、冷漠、自私的状态下跃上自己的巅峰的。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的历史不可谓不波澜壮阔，各种救国思想，治国方略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但时至今日，“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远未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还远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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