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读者]单双周

　　新特区之感 　　郭慧子(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尽管新特区在设计上具有承继性和时代性，但由于覆盖了多重目标意欲将改革发展路径上的障碍一并扫除，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操作中出现各种问题。
　　首先是政策优惠与资源争夺。尽管国家对新特区的指示是不依靠政策优惠，而依靠自主创新。但新特区制度出台以来，全国各地大城小市都表现出一种对成为特区的强烈饥渴。―部分因为旧特区实现“政策性腾飞”的案例使得特区的头衔带有光环，也因为新特区仍没停止抛出政策优惠的诱饵，等于是为区域进行资源争夺发放通行证。
　　这与特区的设计初衷是相违背的：特区谋求的是自下而上的为市场去政策化，而用政策优惠则仍旧是市场依仗政策发展，政策凌驾于市场之上。而且优惠政策需要在特区的推广过程中逐渐淡化直至消失，如何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发展才是特区要探求的，也才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二，新特区制度过于强调地域特征，在改革内容上偏模糊，从而缺乏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和统一可测量的改革目标，使得新特区成果不易评估。虽然新特区在设立之时已经具有相当良好的发展基础，加之特区头衔将吸引更多资本与人才，可以对新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但这样的发展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性，可复制性低，不利于进一步推广。
　　第三，新特区被赋予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权，在现今国进民退的背景下很难避免市场化的退步。中央与地方同时具有相同和各自的利益取向。正如过去几年间经济增长与官员仕途的高度关联使得各地对GDP的追求畸形化一样，新特区的制度放权将不可避免地催生地方政府对短期结果的追求和对自主权的过度使用，从而使本应松开的干预之手凌驾在市场之手上面。
　　第四，旧特区的腾飞形成了特区内外巨大的发展差异，间接导致了东西发展的失衡。可以预见，新特区又将造富一批区域，从而加剧区域间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将再一次成为深入改革的阻力，对特区制度的延续与推广形成阻碍。(2010年第16期《中国式特区》)
　　
　　“道统”
　　如何介入当下的公共话语?
　　唐小兵(华东师大历史系)
　　资中筠先生关于知识分子重建道统的论述，引发知识界的一些热议。黄波在《南风窗》撰文指出，道统的丧失并非始于资先生所言的1950年代(即思想改造运动及后来的反右)，而是可以追溯于明太祖时期，他认为朱元璋的铁腕政治其实已经扼杀了道统存在的可能性骚扰。这自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余英时先生曾撰文分析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宋代的朱熹等理学家因为宋太祖的“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而呈现出光彩照人的铮铮铁骨，强烈地彰显了道统的政治活力及对于政治生活的规范意义，宋代士大夫是“得君行道”的黄金时代。而明代，由于皇权的强化以及朝廷政治文化的反智倾向，一些聪慧而有担当和政治抱负的士子放弃了对圣君再世的期待，大儒如王阳明等走向了“觉民行道”的下层启蒙道路，可以说是道统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两种形式，知识人都缺乏一种体制上的独立性，但仍旧有-一定的自由表达和抗议空间，这就是道统的力量所在。
　　民国之后，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是边缘化，在政治、文化与自我三个层面都面临急剧边缘化的挑战，但民国时期仍旧隐约可以窥见―种新的道统之形成，虽然在政治文化上，三民主义似乎仍旧试图成为―种主导型的国教意识形态，其穿透力远没有到1949年之后那种无远弗届的境地，至少在学术界就保存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和独立，这种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纪念碑上所提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即可命名为晚清以后，随着西方学术和学术制度进入中国之后，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第一次将知识分子从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并发展一套独立的学术话语和学院文化。而这群知识分子既有西学的背景，同时又在少年时代接受过传统的濡染，其人格核心丰富而多元。
　　我想，资中筠先生所慨叹的道统的消逝，并非仅仅是传统中国那个相对比较抽象而容易被压制的儒家话语，同时也包含了民国时期所积聚的新的内涵。知识分在一系列的强势话语和政治权力的双重压迫下，逐渐连自身独特的语言方式与思维方式都被弃若敝屣了，结果只能成为精神犬儒与新型奴才，当然也有例外，如陈寅恪，如顾准，如林昭，可惜凤毛麟角。资先生所呼吁的可能是知识分子在坚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和专业精神的前提下。对于公共生活和政治事务的自觉承担，虽然会面临黄波所言的“形势比人强”，但若都如此思考和作为，个人就会随波逐流或明哲保身，最终的结果则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沉没造成公共自由和道德感的整体塌陷。(2010年第16期《中国知识分子何时失去对“道统”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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