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船长汪满明】远洋船长一年能挣多少

　　无数次穿越印度洋、大西洋，历经好望角、比斯开湾的惊涛骇浪，面对朝鲜军方肆无忌惮的掠劫，与海盗日夜斡旋乃至零距离接触，再到终身难忘的首航南非……汪满明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写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上。
　　
　　“航海”一词，自古至今都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冒险色彩。
　　无数次穿越印度洋、大西洋，历经好望角、比斯开湾的惊涛骇浪，面对朝鲜军方肆无忌惮的掠劫，与海盗日夜斡旋乃至零距离接触，再到终身难忘的首航南非……汪满明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写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上。
　　无论如何难以把这个一派斯文的典型江南男子与茫茫汪洋之上迎风搏浪的远洋船长身份联系起来。不，他其实早已不当船长许多年。“1975年7月自南京航校毕业，年底成为天津远洋公司一名年轻水手，1987年升任船长，40岁时却又从前线退下来，并生了一场几乎致命的大病，之后辗转到了深圳远洋公司安监部任职。”简短几句话就概括了一个人50多年的人生轨迹。
　　然而与他交谈之际，很多微妙的细节却正正透露着，虽然回归陆地多年，但对大海的归属感已深入面前这个人的骨髓。那张洁白的名片正当中，赫然仍印着“汪满明船长”，下面才是小小的“安监部”三字。
　　
　　初涉远洋
　　
　　离开海洋这几年，他一直在陆地写字：写书，写自己的经历，写大海的精彩浪漫与枯燥无情，海员的激情与无奈，海嫂的伟大和艰辛；也写各种各样与海、海员有关的文章，发到他认为优秀的媒体上。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员曾经是一个拥有与军人同等自豪感和社会地位的职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压倒一切，这个长年远离陆地和人群的群体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中国现在有近百万海员，我们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进口的水果、汽车等都离不开远洋。海员不希望继续被边缘化，我想透过文艺作品和媒体的传播，使他们的生活重新为人们所关注。”
　　我们无意把汪满明看作成功转型纪实文学作家的典范――事实上他仅有的两部文学著作《远洋船长手记》和《海嫂》目前都是自费出版的。但这些无损热情。出版《海嫂》后，他又执笔将其改写成30万字的电视剧本。
　　“我从小就喜欢文科，钟情文学，对大海充满想象。是啊，海是很美丽很浪漫的，但当你把海员这个职业作为吃饭的行当，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台风季节要躲台风，到了印度洋又碰上季风，若说好望角、比斯开湾，那更是无风三尺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个个晕得一塌糊涂，能把黄胆都吐出来。
　　“我的处女航跑的是欧洲：荷兰、比利时、西德汉堡。那时国内随时准备打仗，抵抗帝国主义。去时拉些核桃、花生米、天津发菜和日用品，从欧洲拉回来的全是无缝钢材――备战备荒为人民。
　　“记得刚出海那会，风平浪静、碧波荡漾。到新加坡港口买进口手表，小雨伞、树皮凉――全是国内没见过的洋货。电波中飘着的是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那样的‘靡靡之音’，那个年代在国内只听过样板戏的人，马上就迷醉了。
　　“但一切美好想象止于离开新加坡后。远洋绝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枯燥乏味的。几十天不停歇地在大洋上航行，除了短暂进港补给外，到中转港前根本不允许停靠。新鲜蔬果早在上船一星期左右就吃完了，接下来几个月都只能靠水果罐头补充维生素。淡水天天在船上咣当咣当摇晃，金属含量极高。
　　“当船在比斯开湾遇上风暴，形势更是面目全非。人类眼中的庞然大物――万吨巨轮在风暴咆哮的洋面上，就像一片飘零的树叶。为了不被风浪冲走，我把自己绑在船舵上，旁边放一个大桶专门用来呕吐，那时只有一个信念――死也要死在舵上!每个远洋水手都要经过这一道考验，挺过去，下一航次就不吐了。
　　“海上除了风暴外，还有一个考验就是雾航。中国海从南海开始就是著名的雾区，还有英吉利海峡，全年都有雾，只能靠雷达扫描。很多小渔船在迷雾里不守规矩，驶进主航道，一旦撞上，就是几条人命。”
　　海上，有些初次出航的小伙子经不起风浪和艰辛，选择告别远洋；也有一些水手像汪满明这样，一趟又一趟扎进深洋，练就了滔天巨浪前容色不变的坚毅，练就了一双在激烈摇荡的船上都健步如飞的“八字脚”，最后炼成一名船长。
　　
　　海盗零距离
　　
　　“我知道，现在国内媒体一旦聚焦远洋，最关心的就是索马里海盗问题。”汪满明抢在记者面前说，他最近正蕴酿写一篇文章：《海盗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被海盗堵劫过。有!海上的海盗是非常多的，不仅集中在亚丁湾。不过大多数海盗的真实面貌，跟公众想象的并不一致。”
　　1989年是汪满明当上船长的第三年。
　　“那一次，船从欧洲回来，过瑞士，过亚丁湾，再进入马六甲海峡。事情就发生在这里：马六甲东面是新加坡海峡，北面是马来西亚，南面属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等于无人管辖地带。船到了马六甲海峡拐弯处，我走进房间去拿资料，不料却被两个海盗堵在房里。
　　“那是一男一女，拿着1.7米长的大砍刀，逼着我拿钥匙打开保险箱。当时箱内有7000多元人民币，还有公司备用金约四五千美元、一副手铐和一把枪。海盗把钱全数卷走，然后堵住我的嘴，把我绑在沙发上，风一般就消失了。
　　“因为房间电话就在不远处，海盗走后，我把脚伸过去，用脚趾头按下内部通话键，才有水手下来解开我的束缚。从被堵劫到被解救，历时不过7分钟。但脱身后再去找，海盗早已消失无踪了。而整个过程里，我们的船都是在全速前进的(远洋船速仅为15节，海盗船速一般为40～50节)，可见他们手脚何等麻利。
　　“在我所认识的远洋船长里，几乎没有谁不曾被海盗堵劫过。”
　　有见及此，为了防止海盗上船直接威胁船员安全，现在的远洋船上都增设了全套保安系统，既有电网、栅栏，船上还用大量啤酒瓶做的土法燃烧弹武装起来，甚至在船员生活区形成封闭区域，只留一条通道进出。
　　不过，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海盗的冲锋枪、手雷等强力武装也越来越完善，时至今日，海员与海盗直接发生肉体冲突并受伤的经历仍时有见报。
　　“所以最关键的是要远离海盗船。一旦进入海盗活动区，就要有人随时盯着，四周眺望、用雷达扫。一旦远远看到海盗船，我们就拉响警报，用船上的高压水龙头喷射、叫唤，搞出大一点的动静，使他们自己心虚放弃。
　　“不过，毕竟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虽然我个人与海盗的零距离接触只有一次，但船遇上海盗的经历却是不计其数。不过他们大多并非早期那种杀戮型的，比如非洲海盗，更多是采取半偷半抢的形式。”
　　“我再给你说一个故事。”汪满明笑着说，“当船长后，我一直是跑非洲线的‘专业户’。有一次去好望角，船的行驶速度快了，比预定进港时间提前了10多个小时到达。因为没到进港时间，港口不允许我们进去，只能在外面抛锚。港口外面海盗很 多，我让机舱把船慢速开起来，随时警戒着，海盗一时上不来，只围在周边‘哇哇’叫唤。“后来，等到船真的靠进码头的时候，大家忙着在上面办手续，慢慢放松了警惕。没想到码头底下是空的，竟然全部藏着海盗船。船员在上面忙活，海盗已经迅速在下面把前头的集装箱撬开，拉出了里面的陶瓷等货物。
　　“后来有船员发现，大叫‘海盗来了’。在港口巡逻的非洲民兵还真的像模像样地端起枪打他们的腿，我们亲眼看到海盗的血把一片海面都染红了，然而那个被子弹击中的海盗还在开心地大叫，一瘸一拐、手舞足蹈地跑走了。
　　“到了晚上，我们上岸一看，船上的陶瓷还没往下卸呢，被海盗偷出来的那些却已经在港口旁的地摊摆卖了。”说起这些一直与远洋船抵死纠缠的“宿敌”，意外地，汪满明竖起大姆指赞叹，“太厉害了!”
　　“现在，中国海军对远洋船的亚丁湾护航已经持续了将近六七年时间，不断换防。远洋船进入亚丁湾前，船公司就向海军联络请求护航，一直到安全驶过亚丁湾进入公海。但在其他海域的海盗遭遇，依然防不胜防。”
　　
　　遭遇朝鲜海军
　　
　　不过，威胁远洋船安全的“人祸”，并不仅止于海盗。汪满明在《远洋船长手记》里，曾详细地记录了在西非扎伊尔河下游马他迪港发生的一件惨事：轮船在港口开舱卸载大米的时候，引起了长年贫穷饥饿的搬运工人的觊觎和大肆偷窃。某天，二副与偷米的黑人纠缠时，被刀刺入腹腔，创口距离心脏仅一公分，险些命丧非洲。最后，还是在马他迪市长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守护下，船上8923吨大米才最终顺利完成卸载。
　　而1987年汪满明就任船长后第一次出航朝鲜的经典，更是令他刻骨铭心。
　　“第一次当船长啊，就遇上这种事。”他苦笑着摇头。
　　“那一年我经常去朝鲜运煤炭。事情就发生在第一次停靠朝鲜码头准备装货的时候。当时，港口突然起了大风，由于货还没装上来，船是空的，在偌大的风浪当中，空船来回摇动，眼看有可能把缆绳扯断，我赶紧跟老轨(轮机长)和大副说，我们先把船开出去。
　　“来到港口外面的一块锚地，我们把锚刚扔下去，准备在这里躲避一阵风浪。其时有一条朝鲜的军用小艇在附近巡逻，一看我把锚抛下了，马上驶过来说：船长，你在我的军事区内抛了锚。我马上反驳，我使用的是英版国际通用的海图，这里并不是军事区。然而对方根本不予理论，只说‘你赶紧弃锚，不然我拿炮轰你’。
　　“那时气氛别提多紧张了，只好放弃争辩，叫木匠弃锚，重新选择锚地抛锚。但是我们原来抛下的锚断在锚地里，必需打捞起来啊。对方坚决不允许，最后提出要求――必须提供50吨柴油，才能重新起锚。
　　“这时我们总算明白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朝鲜原油非常紧张，总要用大量高丽参和羊肉到丹东换油。他们找茬的目的，就是为了船上的原油。”
　　有时，动用了国家权力的掠劫，比海盗更为猖獗。
　　
　　远洋强国的尴尬
　　
　　“你说船员苦不苦?”说完这些，汪满明半似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又直接回答，“是苦。但我却说它是充满了挑战。男人必须干过这个，将来人生遇到了其他困难时，这段经历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时候，为了赚钱、挣外汇，船员三五年不下船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手机，没有internet，跟家人沟通只能靠写信。然而数月一个航次下来，只有3个停靠点可以供船员收发信，一封家书，必须先通过远洋公司，再寄往巴黎，在欧洲绕一圈，才到达船员停靠的港口，中间任一个环节出点小问题，信就收不到了――那是真真正正的“家书抵万金”。
　　当然，对于现在的船员来说，这些早已成为过往。如今船上的卫星电话，船员配备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游戏机，一应俱全。在港口，你不会再见到拿到信就欣喜若狂，马上躲进房间去看的海员。大家都忙着发短信呢。
　　“他们得到了一些生活和通讯上的改善，但却失去了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
　　40岁那年，深圳远洋公司邀请汪满明离海上岸加盟。他一口答应了，因为内心始终觉得亏欠妻子和儿子太多，只能用后半生的陪伴作为补偿。
　　从汪满明的语气里，不难感受他对远洋生涯的深深怀恋，尤其是曾经作为中国首航南非船长的那份自豪。“当年，中国跟很多国家还没有确立外交关系，所以，远洋航线的拓展跟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步伐几乎可说是等同的。”汪满明那一代的远洋人经历过很多首航：日本东京港、荷兰鹿特丹、美国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首航南非，多牛的事情啊!”而到了今天，中国的船队逐步壮大，全世界只要有港口的地方，几乎都能见到中国船的帆影。
　　然而汪满明对远洋的这份执著，看在今天的年轻船员眼中，只是个“痴人”。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海员’这个名字已渐渐为人们所遗忘。以往，‘海员证’有与‘军人证’等同的社会认同，海员的经济地位也甚有优势，从海外买回来的，都是包括当时‘四大件’等最时髦的东西。然而到了今天，经济优势固然早被抹平，社会地位和外界认同感更是荡然无存。”
　　“年轻的海员，一个个都找不到对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好一些，如果在江浙，说自己是海嫂，那不仅没有一点自豪感，甚至是个丢脸的事情啊。”
　　“现在，随着中国船队的壮大，我国已经号称航运强国，但海员的后备力量却严重不足。”从海上回到岸上，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中国远洋业，汪满明现在有很深的焦虑，“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孩子都不愿意当海员，各个远洋公司只好到西北农村地区办航校、培训基地。现在要招普通水手很容易，贫穷家庭的孩子都愿意来，但只要他们干上三四年、四五年，脱贫了，还上债了，马上就甩手下船不干了――而培养一名船长、轮机长，差不多需要10年的过渡。干部船员的青黄不接，令中国航运业堪忧。”
　　现在，只要留意楼道，汪满明总是能逮到那些三三两两从楼上办完辞职手续下来的船员。昨天，他碰上一个二副，忍不住问。“你已经做到二副，再做几年说不定就能当船长了，为什么不做?”对方不耐烦地答，“不做就不做，没有为什么。”毫无一丝留恋。
　　“所以，现在每有一个导演打电话给我，表示对海员题材的作品感兴趣，我就非常感激。你来采访我，我也非常感激。”他热切地说，“4月27日，海员总工会、中远集团、中华全国总工会聚在一起商议，准备由中远投资，三家联合起来启动建国60年以来第一部海员题材作品。《海嫂》的剧本是现成的，但不一定拍这个，也许自香港海员大罢工起，拍中国远洋90年，又或者拍一部由年轻海员担纲的情境剧――无论拍哪一个都好，中国海员的故事将终于走上电视荧幕。”
　　让人们重新了解海员、赞美海员，是汪满明如今的理想。至于能起到多大作用，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愿意当海员”并不是中国式困惑，它早已成为横亘在欧洲列国、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面前的国际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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