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背后的新国家运动】辞官

　　克勒辞职很不正常，其之所以“小题大做”，不无牺牲官位来破除言论禁忌的用意。换句话说，公开谈论境外派兵的得失在德国是非常敏感之事，德国人希望总统“闭嘴”，而总统选择了对撞“政治潜规则”，意欲化解“炮舰政策”在德国做得却说不得的困境。
　　
　　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因被广泛批评为“替炮舰政策招魂”而负气下台，成为德国二战后65年来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令人错愕。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不堪被指责在美军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上失信于民，也宣布辞职。由于日本近20年来除小泉在任稍久一点外，其他首相都是走马灯似地换，所以鸠山的辞职，并不特别令人意外。
　　我们的问题是，在21世纪头10年即将结束之际，两个历史上分别接受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国家的领导人，为何成了“二战遗产”直接或间接的“牺牲品”?
　　
　　克勒遭遇“政治法则”
　　
　　“辞职政治学”一般的假定是，除非涉及贪腐等不道德行为，官员去留应以使其达到此资格的选民力量来决定，所以笔者曾提出自我救赎式的“防御性辞职”、承担后果的“引咎辞职”及外部压力型的“被迫辞职”三个类别。但克勒是个例外。
　　克勒身为议会制下象征性的总统，曾两度阻挠政府推动的法案，拒不签署，说明他颇有政治抱负。克勒在突访阿富汗时，曾当着驻阿德军的面，保证他会为德军在阿使命尽力做好解释工作。为了这个承诺，克勒不久后对记者说了德国“必要时要用军事力量保护我们的利益”的话。克勒这番“不当言论”，与德国2008年法律中所列的诸如支持纳粹等“因言获罪”的类型还差十万八千里，他还有很多辩解机会，事实上他并没有认错，反称遭到了误解。因此，“引咎辞职”不适用于他。
　　再有，克勒的第二个5年总统任期才刚开始一年，执政党内无人施压，只是反对党在嚷嚷要求他收回之前的言论，但也未到要其辞职的地步。说克勒“防御性辞职”或“被迫辞职”，显然都夸大了事态的严重性。据说克勒辞职消息传来时，素有“危机解决能手”之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惊得数分钟缓不过神来，甚至5月31日那天不得不停止了一切原计划的政务活动。
　　基于以上观察，克勒辞职很不正常，其之所以“小题大做”，不无牺牲官位来破除言论禁忌的用意。换句话说，公开谈论境外派兵的得失在德国是非常敏感之事，德国人希望总统“闭嘴”，而总统选择了对撞“政治潜规则”，意欲化解“炮舰政策”在德国做得却说不得的困境。
　　德国的困境是由二战和二战所形成的道德秩序决定的。二战后第一个民选出来的德国总理阿登纳曾在1945年说过一句话：“德国人低头了，但……他们没有倒下。”为了冲破二战后加诸德国的“和平宪法”束缚及促使两德统一，德国一直在洗刷希特勒留给德国人的耻辱。阿登纳试图让德国融入法国的经济圈，通过煤钢共同体，至少在法国人面前形成了一个平等的市场经济伙伴。阿登纳谋求西德加入北约，也正是通过北约的平台，德国最终把兵力部署到境外，执行境外战斗任务。阿登纳之后的勃兰特以及两德统一后的科尔总理，都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下跪谢罪，德国也积极向二战受害国赔偿，人们确信德国已经重生，德国已经正常化。今天的德国，是欧盟最大的出资人，也是全球重要的大国，伊核六方会谈国之一就是德国。
　　但是德国真的“正常化”了吗?在德国还有数万美军，美国最大的境外军事基地就设在德国。为了争取两德统一，当时的科尔与美国达成一个密约，就是美国永久性承担欧洲和平任务，永远在德国驻军。假如德国自己的国防力量足以解决自己的防卫需要、甚至承担欧洲和平的需要，那么留美国人干什么用呢?只是享用美基地雇用大量德国文职人员带来的就业“红利”?
　　所以，克勒“炮舰政策”的观点，即便针对的是亚丁湾打击海盗一事，也不会在耿耿于德国无法完全“正常化”的国民那里找到共鸣。只要二战以来的欧洲政治秩序没有实质改变，不论德国经济实力达到何等惊人地步(克勒本人曾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它的军事实力及在北约框架内所尽的军事义务，都有其限度。克勒想突破这一局限，试图以“国际权力和义务并举”的诉求开启德国的“新国家运动”，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表态没有跟上，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想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继续充当维和“片警”的尴尬角色。
　　事实上，德国自2002年派兵阿富汗以来，已损失了40多名士兵，现阶段大多数德国民众希望政府快速撤军。在他们看来，美国一方面永驻德国，另一方面再三怂恿德国增兵阿富汗，梦想鱼与熊掌兼得；德国可不像置身北约之外的日本那样还有残存的军事扩张野心，德国只想借欧盟平台做政治大国，并不想做“打肿脸充胖子”的军事大国。
　　克勒以“保卫自由贸易通道”为名，鼓动德国像正常国家那样出兵，一是与联邦宪法规定的和平原则不符，二是与总统作为超党派权威人物形象不符(打个比方，日本自民党可以提议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但日本天皇不可能这么做)。德国历届总统都是反省历史的代表人物，很少去趟“炮舰政策”的浑水。西德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曾说二战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魏茨泽克也说，“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位总统赫尔佐克曾说，“在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如果说德国在全球有了贸易利益，并在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曾雄居全球出口第一大国，那么这也是和平政策所赐，而非靠克勒“炮舰政策”名下的国家正常化。
　　总之，克勒辞职不是简单的个人意气用事的轻率行为，他是在反击一种全民思维定势。针对他的舆论压力，既有冠冕堂皇的反战理由，即曾经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不应该在用兵问题上重蹈覆辙，引起四邻猜忌；也有潜藏的权力算计，即一种类似于英美历史上“无代表，不纳税”的针对“后雅尔塔体系”不公权力分配格局的复杂国民情绪。
　　
　　鸠山搬不动“普天间”
　　
　　6月2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国会召开民主党紧急两院议员总会，正式宣布辞职。他辞职的原因很多，如承诺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外，却最终失信于民，回到了日美老协议，即县内搬迁方案，其次是被称为“改革旗手”的鸠山，执行力远不如选民预期，导致民意走低，逼近个位数；第三，民主党党内逼宫，压他下台。在诸多原因中，核心在于“普天间”，如果不是普天间军事基地搬迁失约，盟党之一不至于退出联合政府。
　　日本与德国一样，都是法西斯战争中的罪人。按战败后国际政治秩序，美国在德日都有驻军，之后更以双边驻军协议“基地化”，日德都处于美军防卫保护伞下，也就是说，大部分主权范围内的国家防卫功 能，由他国代为行使。除此之外，日本和德国都接受过美式民主改造，以及巨额美援，都在战后不久崛起为经济大国。只是与德国不一样，日本虽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一直在政治上充当“矮子”角色。
　　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极度“低调”，让人格外吃惊，被认为是规避承认二战责任而采取的“自虐式”策略。从地缘关系上看，德国处于强国之林，法英俄美之中，它只有处好与强邻的关系，才会换得国际生存空间，而日本则在亚洲“鹤立鸡群”，无须刻意声张，在亚洲就有足够影响力，但东北亚和东南亚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日本无意争食，就装“孙子”甚至因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G7而自视不是亚洲一员。所以，对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德国积极悔罪，日本则消极以对。曾传鸠山会在世博会“日本馆日”活动期间，取道南京，向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下跪谢罪，此传闻引起日本军国主义余孽们的极度恐慌和反对。
　　鸠山由纪夫还在去年率本党人马打选战时，就提出一个响亮的民粹主义口号，那就是废除或修改2006年与美国达成的普天间军事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的协议，说不受欢迎的美军基地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搬至“县外”，要么搬至“国外”，如去菲律宾，或滚回美国关岛。
　　从历史上看，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对日本进行“灵魂式”改造，模仿美国模式，建立起了内斗型的民主政体，这一政制至少可以约束日本不再返回极端路线。1951年，美日签署《对日和平条约》，在法律意义上结束对日占领，然后日美签署第一版本《日美安保条约》，从此日本纳入美国防区。1960年，日美修改并签署新版《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防卫日本，美国正式承诺给日本提供“核保护伞”。1981年，日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以“同盟”定义双边关系。从“保护伞下的弱者”到“同盟”，日本一步步伴随着美国，但鸠山意图借“平等同盟”走出战后的和平宪制安排，却遭到美国的冷眼以对。
　　鸠山的民粹主义竞选口号，迎合了日本自二战战败之后一直掩藏着的意欲洗刷被美国压迫之耻辱的国民意识――日本人为本国驻有外国军队，且费用要日本纳税人出，基地的“治外法权”留有殖民主义气味等等，感到“痛不欲生”。不过，日本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可能也不是鸠山普通民粹主义的目标。在这样四面不讨好之时，鸠山主动让位给“比自己聪明十倍甚至百倍”的菅直人，估计是一个求解办法。
　　鸠山的民粹主义竞选口号，迎合了日本自二战战败之后一直掩藏着的意欲洗刷被美国压迫之耻辱的国民意识――日本人为本国驻有外国军队，且费用要日本纳税人出，基地的“治外法权”留有殖民主义气味等等，感到“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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