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让菲律宾美式民主蒙羞? 菲律宾汇率

　　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最重要政治后果，是使菲律宾的地方政治势力膨胀和国家功能相对弱小。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则让菲律宾一次次错失保持经济增长的大好机遇。解决菲律宾的矛盾与冲突，最为可行的是马克思式社会革命基础上的洛克式民主政治。
　　
　　2010年2月9日，菲律宾大选为期90天的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除了两位参议员(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之子阿基诺三世，以及地产巨贾、前参议长维拉)竞争6年一任的总统宝座外，包括卸任总统阿罗约在内的候选人还将角逐国会中12名换届参议员和200名直选众议员的位子，另外还有近1.7万名地方官员面临改选。菲律宾全国8800万人中，约5000万拥有选举权。
　　1946年独立后实行美式民主的菲律宾，一度被视为“东方民主橱窗”，其总统、两院国会和法院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及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皆为美国翻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经济发展迅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头羊，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也居领先地位。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为254美元，同年韩国只有156美元、泰国只有97美元；而到1987年，菲律宾人均GDP为590美元，反比韩国的2690美元、泰国的850美元落后许多。2008年菲律宾人均GDP达到1804美元，但与此同时，菲国差不多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病症：人口暴涨、贪污腐败泛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国家负债达到极限、银行业瘫痪、投资退缩，经济长期紊乱。2009年11月23日，菲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发生一起57人遭残杀的血腥绑架案，其中共有31名新闻工作者遇害，多名女性遭强奸后被射杀。这场因2010年5月10日大选而引发的大屠杀曝光后震惊世界。《泰晤士报》评论说：“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而《环球时报》的一篇深度报道则认为，选举暴力之困扰菲律宾，是“照搬了美式民主”之后“嫁接出的苦涩果实”；民主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就成了政治毒药”。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坚决反对上述观点，认为“祸害菲律宾最深的”是“独裁暴力”，选举暴力是马科斯血腥独裁所致。因此，菲律宾的民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菲律宾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政治历程中来探寻到底是什么让菲律宾的美式民主“蒙羞”。
　　
　　殖民影响
　　
　　“菲律宾”一名取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1年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达菲律宾，1565年该地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占据总督位置，总揽绝大部分权力，此外也任命一批当地人担任地方长官，形成了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封建集权统治。
　　西班牙人还一度把本国的赐封制度用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常把大片土地赠给有功的军官、官吏、天主教修道院和支持政府的地方士绅。受封者实际上相当于地方长官，拥有在封地内征税和分派劳役以及维持治安、协助教会传教等权力。久而久之，菲律宾便形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大田庄制。西班牙人还垄断了对外贸易，大量掠夺资源和财富，并逐渐为菲律宾植入单一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300余年殖民统治下来，几乎造就了两大截然对立的阶层――掌握各种资源的西班牙贵族和少数当地贵族阶层，以及永远贫困的广大佃农阶层。大量无地的农民只有租种土地才得以生存，并在租种土地过程中形成了依赖心理，把地主视为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保护人制度和主从关系由此而生。这种主从关系不仅从西班牙殖民时期经美国殖民时期延续到独立之后，而且从经济领域渗入政治领域，扭曲了菲律宾的民主。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西班牙人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十字架征服菲律宾的。”菲国国民大多数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社会等级高的阶层往往借助教父、教母的宗教身份来和社会等级低的阶层结成保护一扈从的依附关系。由于宗教的影响深入人心，当世俗的政权无法控制社会秩序的时候，教会就由隐性权力机构转变为显性权力机构，实际控制国家权力。无疑，教会的存在削弱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经由天主教的作用，菲律宾社会原有的不平等依附关系被放大、固化，由此滋生出大量任人唯亲的现象。
　　1901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将西班牙人赶出了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统治政权。新殖民者为换取菲精英阶层的支持、缓和菲社会的反殖民运动，在菲推行以“菲化政策”为中心的政治策略，提出“菲律宾人的菲律宾”口号，逐步实行“本土化”和“宗主国化”并行的政策。美国殖民当局竭力笼络菲上层人士，在从省、市、镇地方政府到中央行政各部门、最高法院、菲律宾委员会以及1907年后创设的菲律宾议会中广泛安排了菲籍人士。唯独例外的是，几十年间，美国人一直占据着教育部长一职。当局规定英语为正式官方语言之一，以英语为教学媒介，采用美国的教科书，实行公费留学制度，有计划地派遣菲律宾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培养亲美人士。在美国的培植下，菲律宾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受过教育的上层集团，包括地主、自由职业者、律师、法官和政客等等。所以在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形成了强大的精英阶层和地主阶级。而当时，只有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阶层才拥有选举权。这种既要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又要依靠裙带关系的半民主半传统的选举制度一确立，地方政治立刻被本地区的少数地主家族所把持。此后，这些家族又通过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巩固家族地位，并进而形成政治家族。因此，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特权阶层在菲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得到巩固。他们建立起“政治精英操控政府，资本家聚敛财富，地主掌握土地并以与佃农的私有契约关系作为参与政治角逐的选票基础”的经、政权力相结合的复杂塔型结构。有碍于现代民主发展的庇护制和主从依附关系不仅没被消除，反而在菲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于实行“训练菲律宾人使之自治”的统治政策，美国殖民者在思想上俘虏了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菲化”政策的实行则给菲地主资产阶级提供了广泛的参政机会，使其感恩戴德。而这种表面上朝着“自治”方向发展的政策，软化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菲律宾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从武装斗争转向渐进的、“合法”的和平请愿的道路――用和平请愿、民意测验等方式，向美国表达菲律宾要求独立的愿望，提醒美国遵守诺言，早日给菲律宾独立。因此，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独立，不是走武装斗争道路，也没有发生一场伟大革命，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旧殖民社会模式。相反，独立后菲政治发展与殖民时期一脉相承。因而，独立后菲律宾在政治生活背景、政治机制的运转、政治发展轨迹等方面，暴露了种种问题。
　　还应看到，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民主改造，是在沿袭自西班牙殖民时代菲国治理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殖民者的惯例是，树立一个全国领导核心，作为最大的平衡法 码，先是让奥斯梅纳，以后又是奎松集中了巨大的权力。正是依赖宗主国的强权，奎松获得了同国内政敌斗争的筹码，才得以摧毁反对派，减少对本党领导人的依赖。同时，外国的庇护也使奎松能够同广大民众保持远距离接触，便于操纵民意。这样，在殖民背景下，所谓民主体制的移植一开始便被操纵了――它一方面使菲地方政治寡头成为美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使所谓寡头精英对菲社会的控制合法化、永久化，这是形成当今菲律宾寡头政治之根源所在。
　　此外，在美国统治菲律宾的近半个世纪里。殖民当局出于控权需要，并没有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的民主选举，至少没有像地方立法机构那样在殖民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机制，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国家行政机构功能的弱化和国家自主性的缺失。因此，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最重要政治后果，就是使菲律宾的地方政治势力膨胀和国家功能相对弱小。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宗主国作为一种外在平衡力量，依靠强力维系殖民地各政治力量某种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原来隐蔽的分歧和矛盾表面化，政治发展又长期脱节，缺乏连续性、一致性和继承性，经济又十分脆弱。因而，菲律宾现代政治的发展长期陷于混乱、摇摆和不稳定的状态。
　　
　　致命打击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获得独立，此后菲国公民权利逐渐扩大。独立后的头15年里，菲经济发展迅猛，菲律宾曾是二战后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出现，呼唤政治结构的变革：那些想要保护国内市场并得到政府赞助的新企业家，和那些希望经济向外国的竞争与投资更加开放的专家官员、自由商人相持不下，可是菲律宾立法机关腐败无能，人们对那个由地主占支配地位的狭隘且妨碍议案通过的国会普遍感到绝望。传统政治家族对权力的垄断、战争的破坏和菲国发展过程的政治化，最终延迟或阻碍了菲国政治结构的变革。
　　1965年底，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Marcos)上台。他担任总统初期大借外债，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在其任内，公路和学校普遍兴建。1969年，菲共在中吕宋建立新人民军，发动叛乱，而马科斯再次当选总统，成为菲律宾独立以来首位实现连任的总统。他第二任期最大的特点是内乱陡增。1972年，在马尼拉发生一系列爆炸后，马科斯警告说，共产党将推翻政府并宣布军事管制。马科斯的独裁，给予菲律宾民主最致命的一击。
　　其实，马科斯上台之始，全国上下曾对其寄予厚望，可他却走上了腐败不归路：仅从日本公司就收受450万美元的回扣，甚至总统府明文规定，每进口一箱鱼罐头，必须给总统1500比索的捐款。马科斯中饱私囊后，常说：“放心吧，你们要什么样的法律，尽管告诉我，我就会让国会通过。”这样，大小公司争先恐后地想法让马科斯家族的人充当“保护伞”，然后偷税漏税，非法牟利。越战期间，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拨款2200万美元，但马科斯同时又向国会要求拨款，并将其全部据为己有。1984年世界银行的一个秘密报告称，1978～1982年世行给菲律宾贷款137亿美元，其中31亿美元后来不知去向。一个叫维娜格兰的美国影星和马科斯有染后，拿着录有马科斯内幕的磁带大敲马科斯的竹杠，一共要了上千万美元。
　　马科斯独裁期间，其家族及朋党对国家财富大肆侵占，成为了“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马科斯政府并不是把商业合同、补贴、信贷公平地让各个企业来竞争，而是根据它们和第一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私相授受，一些政府工程的所有回扣加在一起，高出总承包价格的80％。对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的亲信来说，一项工程就能使他们暴富起来。长期以来作为菲律宾社会特征的庇护关系和对个人效忠，在马科斯统治时期膨胀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
　　在主要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马科斯统治下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的。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模仿韩国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由于行政腐败和管理混乱，成为走私天堂和坑害消费者的投机市场。腐败使菲律宾早在1981年就发生金融危机，比1997年泰国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早了16年。马科斯时期菲律宾的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马科斯家族及其集团的财富增长。马科斯执政20年，其家族和手下转移到国外的财产多达200亿美元，而当时菲全国一年的财政支出仅为33亿美元。马科斯家族带头搞腐败，导致全国每年有40％的国民财富被各级官员吞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在实行军管法期间，收人与财富分配更趋恶化。排斥民主的结果是让广大的菲律宾民众饱尝经济动荡和社会分化之苦。
　　独裁统治还让菲律宾错失一次又一次的保持经济增长的大好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波产业转移浪潮到来，菲律宾原可凭借其进口替代工业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替代工业。然而，菲政府却继续固守和保护本国日趋市场饱和的进口替代工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到来，许多东南亚国家抓住时机，相继颁布有关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与法令，推动了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菲律宾虽然也颁布相似政策，但马科斯政府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发展外向型工业，而是继续扶植其朋党控制的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因而丧失了利用国际资本转移的第二次机遇。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因日元、韩元、台湾新台币对美元升值等原因而引发的“亚太资本”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第三波产业转移浪潮中，菲律宾又因国内政局动荡、治安紊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开放政策执行不力，政府效率低下等原因再一次错失机遇。痛失良机的主要原因是以垄断为特征、依靠政府特权经营的进口替代部门背后的菲国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拦，更是因为没有实质民主，使得体制内部无法形成可以算得上改革派的政治势力和派别，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政策的顺利转型，正确、有远见的意见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地被采纳。
　　为了维护独裁统治，马科斯不得不依靠军队。而在实行军管后，军队成为管理政权、治理国家的核心支柱。为笼络军队，马科斯不断扩军并大施恩惠。1972年到1981年间，国防预算从3600万美元增加到8.63亿美元，陆、海、空三军加上国家警察军，国军的总兵力从5.63万人增加到15.63万人。为确保所有高级军官对他忠诚，他下令所有将军和65名上校军官定期参加政治集训班，把“忠君思想”作为主训课、必修课和考核课。利用乡土观念，他在三军及保安部队中提拔的将军级官员90％都是他的家乡依罗戈人。外省人私下讽刺道：“要在马科斯的天下做高官并不难。只要找个依罗戈老婆，生个依罗戈孩子就成。”军人的地位和待遇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甚至被允许经商牟利。这样，菲国的军队尝到了政治权力的甜头，同时高级军官成为国营或马科斯家族及其亲信公司的头目，这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由此对菲国民主政治造成的严 重后果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凭借自身的武力特性随时对政局产生影响，而各种政治力量和政党出于利己目的，常常践踏民主和法律，寻求强大而又没有完全职业化的军方支持。频发的军事政变似乎已经成为菲律宾民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独裁政权“稳定”表象之下，社会断裂逐渐显现。独裁政权依靠军队、感恩戴德的朋党和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建立了专制统治，社会矛盾和政府的失能都在“稳定”和“发展”中被掩盖起来了。1960～1970年期间，菲律宾GDP年均增长5.1％，1970～1976年期间为6.3％，1973～1979年间，曾达创纪录的6.9％，高于联合国规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然而，主要依靠债务和垄断维持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势头连年下降。80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所引发的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下跌，全面恶化了菲律宾的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马科斯终于撑不住了。以1983年8月阿基诺被暗杀事件为导火索，菲律宾国内燃起了对马科斯的强烈不满，经济、社会和政治陷入动荡。i984-1986年菲律宾积重难返的经济和失败的工业化模式全面崩溃，1984、1985两年经济增长率均跌至-7.3％，198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0％。1986年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运动一举把马科斯赶下台。“强统治”之下的“稳定”与“团结”，正好比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坍塌起来居然是如此之快!
　　
　　艰难与反思
　　
　　菲律宾在经历马科斯21年的独裁统治后，民主政治发展一落千丈，要想恢复昔日的风采殊为不易。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与西班牙、美国的殖民统治一样均对菲律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有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世人反思。
　　首先，独裁的阴影不会随马科斯的下台而消失。菲律宾许多街道、公园、政府大楼、医院、学校，甚至城镇都是用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命名，学校使用的旧教科书上有许多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内容，甚至把他同耶稣基督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相提并论，称他为“菲律宾之父”。许多人要求政府对马科斯统治的这些残留痕迹进行彻底的清扫，如同二战后东西德彻底扫除纳粹余毒一样。而支持马科斯的人则谴责政府企图抹杀马科斯的成就，否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阿基诺政权尽管走完了民主政治程序，所恢复的却是较为软弱的自由体制。关于马科斯地位的争议继续撕裂着菲律宾社会。独裁对国家能力的侵蚀及对社会凝聚力的瓦解，造成了今天菲律宾持久的政治危机。
　　其次，由于马科斯实行军管，军中诸多中高级将领或与他有胞泽之谊，或有提携之恩，这种影响在马科斯下台后仍然存在，再加上军队改革运动的军官在马科斯下台中功不可没，导致军队对政治的介入尾大不掉。甚至1987年通过的新宪法，也过高地评价了军队的作用，将其说成是民主制度的保护者，因而助长了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包括军队改革运动在科拉松?阿基诺1986~1992年执政期间以改革为名7次发动哗变，这种政治意识和行动对多党体制的制度化和民主的巩固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三，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体制内的各党派一直没能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穆斯林武装等反对运动对抗中央政府的问题。21世纪初宗教极端势力和具有跨国背景的恐怖主义等的渗入，加深了菲律宾社会的分化。总之，菲律宾的危机是由转型危机、合法性危机、社会分裂危机、国土分裂危机、主权被侵蚀危机等等综合体现出来的。这些内部冲突不仅意味着国家的体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说明社会也处于分裂状态。这为有野心的军人和政客干预政府提供了机会，也使国家严重地丧失了民主的资源。
　　最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给菲律宾留下―个烂摊子。独立后，每一位总统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头痛的经济问题，棘手的土地问题，难以对付的南方穆斯林问题和地方政治寡头问题；政府机制暴露了贪污腐化、行政缺乏效率、裙带关系、政治暴力与欺骗等弊端。国家经济基础脆弱，政治基础又狭隘，社会的整合是分散的、集团的、帮派的，靠对立面或几个庇护人来维持，而非内在的全国性整合。
　　尽管殖民主义者走了，马科斯被废黜了，但菲律宾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未改变，也没有解决那些导致经济与政治机构陷入危机的问题。接替马科斯的新政府继承了同样的政治经济构造、同样的社会传统以及财富与政治权力的联系，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独立、平等和法治却显得稀少与珍贵。这种局面下的选举只能是“3G"式选举，即枪(GUN)、暴徒(GANGSTER)与黄金(COLD)。在社会经济结构，在所有制关系，在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等深层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上，都有待一场深刻的革命。
　　目前菲国内正探讨的宪政改革，并不能包治百病。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告诉人们，没有宪政民主，只会让菲律宾原本畸形的社会结构更加畸形!正因为如此，吴稼祥先生在思考菲律宾民主政治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独裁政治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悖论是，独裁的消极后果，只有独裁才可以消除。自由的最大悖论是，必须允许反自由的主张来反对自己。菲律宾就是这两个悖论的牺牲品。”一部菲律宾民主政治史，留给世人的启示是：没有经济社会革命就没有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则会导致社会更加分化、动荡，甚至溃败!解决菲律宾的矛盾与冲突，最为可行的是马克思式社会革命基础上的洛克式民主政治，这可能是世界变革的真正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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