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正确 俄国政治的历史性回摆

　　目前仍不能确定的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否足以建设一套具有自我纠错功能的社会制度，一套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能够自我调节的制度。这对于俄罗斯避免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怪圈式混乱”至关重要。
　　
　　11月5日，在普京的注视下，梅德韦杰夫完成了担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陈述。值得注意的是，梅氏在演说中没有对几小时前当选的奥巴马表示祝贺。这种“怠慢”或许是俄罗斯人对待西方正兴起的变革的一种常态，就如同1703年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岸边建起彼得要塞，并从这个“小窗口”冷眼观瞧更加文明先进富有的欧洲社会一样。
　　
　　“俄体”“西用”之争
　　
　　几百年来，对西方的冷眼观瞧构成了俄罗斯历史的重要主线之一，而其实质是“俄体西用”。所谓的“俄体”，主要是指由君士坦丁堡(史称“第二罗马”)泊来的东正教文明。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基辅人赶下第聂伯河接受“洗礼”以来，东正教便在俄罗斯扎下了根。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公主，同时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引入俄国，作为俄国继承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遗产的象征。在随后的瓦西里大公统辖俄罗斯时期，莫斯科已被抬升为“第三罗马”。及至伊凡四世登基并加冕为“沙皇”，这位后来带领俄国打下喀山并东扩至西伯利亚的“雷帝”正式成为新的凯撒。
　　而所谓的“西用”，指的是从17世纪末彼得大帝扮作学徒远赴欧洲“求取真经”起，俄罗斯人持续参照学习的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例如叶卡捷琳娜女皇所醉心的启蒙思想，十月革命所带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垮掉后二次瓦解了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俄罗斯从西方大量吸收新知，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颠覆俄罗斯人的传统价值观。
　　
　　“俄体”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入的东正教与欧洲盛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信仰相悖，而且自13世纪中期以后俄国人被蒙古人残暴统治了200多年，基因里早已注入专制的毒素。既富扩张野心、手段又专制，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命运便由此注定。历届俄国君主或曾有过自由化改革的冲动，但当这类实践稍显“过度”时，君主的权杖便会马上将指针拨回从前。正如彼得大帝冷眼观瞧英国议会政治一样，叶卡捷琳娜女皇也在启蒙思想威胁到她的统治后残忍地举起了屠刀；列宁曾希望革除俄国的专制传统并在临终前警告不可让斯大林专权太甚，但后者还是通过肃反运动将苏联变成了古拉格群岛。
　　正如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国后所开出的药方一样，今天的俄罗斯人更懂得应当批判地审视西方的一切。这方面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1917年二月革命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仅仅存活了7个月便被布尔什维克推翻，随后确立的苏联时代使得自由经济与俄罗斯的再次亲密接触被推迟了70多年；在历史接近1990年代时，被深深“囚禁”于积重难返的苏联制度中的俄罗斯人热切盼望着自由主义的泽被，这种愿望之热切足以让人们的理智被融化，于是距离俄罗斯传统最大的一次偏离便在历史闸口放开的时候发生了，激荡的自由化浪潮席卷了俄罗斯大地，结果留下来的是10年的混乱与衰败――西方几百年来藉以独步天下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与俄国的再次亲密接触中遭受了异常难堪的失败。
　　痛定思痛，将历史指针再次拨回从前就成了不二的选择。普京在这个历史当口的横空出世给俄罗斯的历史性回摆创造了条件。至于回摆的幅度，普京正在给出答案。
　　
　　“设计”出来的强国史
　　
　　除了专制传统，千年的发展史还给俄罗斯留下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强国意识。当生活在森林中的东斯拉夫人看到那高高大大的带有金顶的东正教教堂时，一种强烈的安全感驱散了对未知森林的恐惧。自此以后，国家的形象在俄罗斯人心目中几乎定型――她应当像金碧辉煌的教堂一样高大、神圣、威严、不可侵犯。这种形象在前苏联对后来仅停留在图纸上的“苏维埃宫”的设计中得到了展现，“苏联第一”的信念使得图纸上的“苏维埃宫”几乎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国家标志建筑。
　　而在摆脱了鞑靼-蒙古人的桎梏后，俄罗斯人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打碎了异族统治的斯拉夫(意为“奴隶”)民族。一时间，这种对国家形象的期待得到了极大满足。于是，自公元988年“基辅受洗”后便牢固存在于俄罗斯人思想中的“弥赛亚”意识便与这种民族优越感紧密结合，成为俄罗斯民族自我肯定和欣赏的精神源泉。当1697年25岁的沙皇彼得远赴欧洲学习先进经验时，他的子民们为年轻沙皇这种“自我贬低”的举动而感到羞愧。最优秀的民族怎么可以向异族求教?最强大的国家难道还需要从他人处得到启示?可是当彼得统治下的俄罗斯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从侧面盯着欧洲”的时候，沙皇子民们又开始因彼得敢于将都城建于敌人的炮口下而自豪。
　　一种俄罗斯式的历史逻辑便经由彼得被确立下来：只要是有利于壮大俄罗斯国家的人和事，就统统是正确的，而其同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俄罗斯人可以忘记彼得的残暴，但他带领俄罗斯赢取的荣耀却让他为世代国民所景仰。他们也可以对残暴杀死自己儿子的伊凡雷帝既往不咎，毕竟他打下的领土使得他配得上“第一个沙皇”的称号。不管叶卡捷琳娜女皇有多少情夫，她继承彼得大帝衣钵将俄国带人至强至圣境地的功绩不可抹杀。1949年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的一句话，“胜利者是不应当被指责的”，这句话可说是对上述历史逻辑的最好证明。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感慨：历史是时代的人质。而为了实现用权杖随意拨动历史指针的宏图伟愿，首先要有能力“设计”历史。这一点并不难，如同当年斯大林授意编写《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并亲自审定一样，由普京授意编写的新版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对斯大林做了“英雄化”的处理，并将“大清洗”运动说成是促进国家进步的“明智之举”，以满足普京树立强人形象的需要。而在去年拍摄的俄罗斯版“007”电影中，智勇双全又不乏人情味的漂亮女特工在影片结尾被美军围困，但赶来增援的苏式战机和武装直升机立刻将美军的势头压了下去并将女特工安全带走。这类电影越来越多，间接传达了特工和军人是国家政权中坚的信息。
　　
　　民族主义与历史怪圈
　　
　　“混乱10年”中的俄罗斯，并没有如部分西方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分裂，这恐怕不能用俄罗斯人惯于隐忍的性格来解释。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维系着这个处于困境中的民族，这便是由强国意识而派生出来的民族主义。
　　这段时期中，西方从外部的打压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水涨船高的外因，而困苦的生活从内部促使俄罗斯人将不满的情绪发泄至外部势力，甚至简单地发泄到在俄罗斯的外国人身上。光头党现象的泛滥和由日里 诺夫斯基领导的民族主义党派自由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得势，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自由化改革，构成了这一轮对俄罗斯传统最大偏离的主要内容，但其偏离了专制传统，却没有丢掉民族主义的母体――强国意识。所以，他们可以满足于与美国总统“貌似”的平起平坐，因为强国情感得到了满足。但是当国家陷入衰败时，迷梦破灭后便只剩下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泛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固然带有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但更多的则是国家尊严丧失后所触发的深深失望情绪。但也正是这种失望孕育着对未来的希望，于是不管俄罗斯社会在这10年当中爆发出多少极端的民族主义事件，这种情感维系了民族的统一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面临着“重整山河”历史重任的普京来说，这种民族主义就成了取之不竭的发展动力。他用民粹主义填平了民众对贫富差距的不满，用对东正教的恢复赢得了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最后用民族主义来获取发展动力以及合法性基础。民族主义必须有所指向，于是西方成为最好的目标。在这里，普京的个人魅力和铁汉形象成了让俄罗斯民众最为着迷的东西，因为它可以驱散过去失望的阴影。普京对西方的强硬政策使他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再加上石油价格高企使得政府可以保证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普京成功地将国家导入了自己设定的发展轨道。于是，普京创造的概念如“主权民主”和“普京计划”等就成了其治国理念的概括。俄罗斯的历史性回摆也就此展开。
　　俄罗斯历史之所以会选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毅然跨过专制传统的红线，完全是因为该传统在苏联后期已经腐败堕落。此一轮求变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废除农奴制改革的求变十分相似：二者都在外部刺激和内部压力的双重激发下最终展开，农奴制废除后俄国实行了资本主义经济，也为封建专制制度培养了工人阶级这个掘墓人，而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时也面临着一个历史的“黑洞”：若要保持苏联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国内的封闭制度就不能破除，若要在国内实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则苏联在国际上必然要暂时落后。最后，两次改革的结果是一样的：封建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解体了。而正如这两次改革进程所展示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变革总是在矛盾累积到最危险的程度时被动展开。既得利益集团极难迈出妥协的一步，任何改变都要付出暴力、鲜血和牺牲。而和缓的改良在俄罗斯历史上发生较少，就更不要说能够自我纾缓矛盾的具有纠错功能的政治体制了。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的悲剧，也是困扰俄罗斯千年的历史怪圈。
　　
　　回摆中的俄罗斯前途
　　
　　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民族性格，就无法采取正确的原则来对待这个民族。强烈的强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俄罗斯人在思考国际问题时往往不单纯秉持现实主义立场，而有时其中的情感性成分甚至会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在面对西方的打压时不会妥协甚至不会寻求变通，其领导人必须能够让俄罗斯人感到自己的国家有能力反对国外的打压，强国意识要得到满足。这就难怪此次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抨击美国的一段文字被专家解读为梅氏在显示自己也具有强硬的一面。
　　在肇始于西方的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俄罗斯更加执著于自己的传统和制度。这就使得此次回摆的振幅愈发加大。此次梅德韦杰夫的国情咨文中最大的意外就是，他建议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至6年。并非核心角色的现任总统提出这种建议来，恐怕无法被解释为欲谋求更长时间地霸住总统宝座。 联想到年初俄罗斯社会呼吁普京继续担任总统的风潮，似乎可以将梅氏的建议解读为对普京重出江湖的二次呼唤。实际上，普京从未“金盆洗手”，作为总理的他同样有效掌控着国家的航向。
　　还是在此次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表态。他批评了各个领域的官僚主义和国有化泛滥，称“我们的国家是最大的雇主，最活跃的出版社，最大的文艺制作人。我们的国家是法院、政党和人民的统一体。这样一个体制绝对是效率低下的，只能滋生腐败”。但是，俄罗斯的国有化浪潮已经不可逆转。
　　如前所述，在文化思想领域，普京对斯大林的重新描绘映射出了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官员的影子，而他对国家电影戏剧的管理则暴露了思想控制的短视。在经济法治领域，国家占有控股地位的大型企业正逐步整合吞并其他非国有企业，而腐败阶层在攫取国家财富的同时也在扮演普京治国工具的角色。即便在外交领域，俄罗斯面对西方时仍是一如既往的强硬。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是有着自由化思想、对西方身段相对柔软的梅德韦杰夫“亲政”的表现。更何况，梅氏近来力推的反腐法案正在普京控制的国家杜马遭遇困境，尽管“透明国际”将俄罗斯评定为“极端腐败国家”；而且普京刚刚着手整治了众多持反对派立场的自由党派。尽管梅氏希望给这些党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以上这些，无疑是普京“重整山河”8年后，俄罗斯积重难返的写照。这8年是普京重整秩序的8年，但还不够放手让制度自行生长。而普京的那句承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似乎不能当作一句戏言。如果梅氏关于延长总统任期的建议成为现实，那么普京将有机会再获得两个任期总共12年的“克里姆林宫时光”。这样，他的承诺才可能兑现。眼下发生的一切都在指向这个承诺的实现，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发展也在沿着普京当初设定的道路稳步前进，尽管这里面问题多多。
　　展望未来12年的俄罗斯，可以肯定的是，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的“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将被“处处受国家调控的经济体制”取代，以减少在新旧体制碰撞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但目前仍不能确定的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否足以建设一套具有自我纠错功能的社会制度，一套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能够自我调节的制度，而这对于俄罗斯避免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怪圈式混乱”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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