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经济通胀 [通胀狙击经济增长]

　　如果外汇储备不增加，我们货币发行是正常的，房价、股价涨起来并不一定导致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为流通中的钱不够用，房价、股价涨了以后普通消费品价格甚至还会降下来。而加上外汇储备不断膨胀这一条件，形成的就是全面的通货膨胀。
　　
　　善于制造奇迹的中国经济巨人，终于承认自己“病了”。2008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决策困难。”这样的话出自持续乐观的中央政府最高层，也让官产学各界针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戛然而止。
　　温家宝得出以上结论的依据，是中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历史上最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旧中国的国民党溃败期，政府滥发纸币，物价上涨率数以亿计的急剧的通胀，人们上街买粮食都要用麻袋装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出现过1988～1989、1993～1995年零售物价指数超过两位数，甚至超过20％的现象，但都通过经济整顿很好地化解了。眼前面临的通胀局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国家统计局今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在1月、2月分别为7.1％和8.7％，3月为8.3％。由于流动性过剩、房地产暴利等多种复合因素，中国正面临着通胀日益加剧的威胁。
　　
　　货币贬值的核算
　　
　　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或者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眼下，部分居民把大中城市房价上涨看作是资产保值增值过程，而若以经济学上理解，这种房价上涨实际上是货币明显贬值的过程。无论怎样强调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房价上涨应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标志，它所体现出的货币贬值的现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
　　由于衡量价格或者货币贬值的方法很多，所以也就有多种方法衡量通货膨胀。当代世界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消费物价指数，一种是GDP平减指数。
　　消费物价指数，是普通消费者所购买的物品与劳务的总费用的变动指标。在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都计算并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美国则由劳工统计局计算并定期发布。
　　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第一步，是要确定哪些物价对普通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我国CPI当中包含八大类商品：第一类是食品，第二类是烟酒及其用品，第三类是衣着，第四类是家庭设备用品和维修服务，第五类是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第六类是交通和通讯，第七类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和服务，第八类是居住。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所有类别都包括在这八大类中。确定消费物价指数，统计部门首先是要通过对城乡住户调查，并找出居民购买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来确定加权数；其次，需要找出每一个时点上篮子中的每种物品和劳务的价格；第三步，计算这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总费用；第四步，选择基年，每年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费用要除以基年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费用，所得的数字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第五步，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自上一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
　　消费物价指数的精确计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合同安排，还影响到资金实际利率的衡量，对于货币政策安排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想象，统计部门在编制消费物价指数时，竭力想包括消费者购买的所有物品和劳务。更重要的是，他们竭力希望根据消费者购买了每种物品的多少，来对这些物品和劳务进行加权。例如，在美国的消费物价统计中，最大的项目是住房，它占普通消费者预算的41％；其次是食品和饮料，占17％；下一项是交通，17％；然后是医疗保健，占7％；服装与保养占6％；娱乐占4％；其他部分占8％。而在我国的CPI价格体系中，食品类权重占到32.74％，居住类权重为13％。
　　
　　在我国，对消费物价指数争议最大的，是住房价格变动是否应计入CPI，以及CPI当中居住类消费的权重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不直接统计住房价格，原因有二：一是国际上很少出现房租与房价脱节的情况；二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住房看成是可以“生产”房租的投资品。不过，中国由于房改的历史原因和城乡集体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市场租金与房价变化缺乏必然联系；对于大多数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市场租金根本不能反映按照房屋价格计算出的“影子租金”水平。如果将“影子租金”水平计算的居住类消费额并按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计算CPI，则现有的CPI指标，还要提高3～4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的另外一个衡量指标是GDP平减指数。所谓GDP平减指数，就是名义GDP与实际GDP的比率。由于名义GDP是按现期价格评价的现期产量，而实际CDP是按基年价格评价的现期产量，所以GDP平减指数反映了相对于基年物价水平的现期物价水平。相对于消费物价指数而言，GDP平减指数反映了国内生产的所有物品与劳务的价格，且物品和劳务的组合自动地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
　　根据我国公布的名义GDP和增长率，我们可以推算近5年我国的GDP平减指数。对照相同年份的CPI数据，可以发现GDP平减指数较之各年CPI平均高出0.2到3个百分点(见表1)。
　　考虑到公众对CPI统计的普遍不信任，相对而言，GDP平减指数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实际状况。按照近5年GDP平减指数与CPI平均1.74个百分点的平均差距推算，现阶段我国实际通货膨胀水平，肯定超过了1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步入通货膨胀深化阶段，经济有陷入货币信任危机的危险。
　　
　　外储膨胀携手资产泡沫
　　
　　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判断，在货币流通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与实际产量或实际供给成反比；由于惶恐或者投机，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流通速度过快，也一样可以引发通货膨胀。
　　根据这个关系，容易理解以下几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一是财富大量外流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二是滥发货币，以有限的财富对应无限的货币，引发的恶性通胀；三是战争、天灾人祸造成物资极端匮乏，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四是投机盛行引发价格上升，导致人们急于抛离手中的货币，从而引起货币流动性过速的通货膨胀。
　　还有两种类型是外向型经济高度发展所致：一是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或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本国货物减少、外汇及储备外币引起的本币发行增加，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二是持有外币的贬值，使外汇储备对应的可进口货物出现缩水，引起本币相对于货物购买力的贬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多重。一种是由于基础产品价格、工资成本、寡头集团暴利引起的，属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另一种是由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除了货币发行失控，财政赤字、投资膨胀、消费膨胀也是重要的根源，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种属于结构型通货膨胀，是由经济结构、部门结构 失调引致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如瓶颈部门制约、需求移动、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差异等造成的经济失衡。
　　具体到中国现阶段，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尽管有石油、矿石等输入性因素，但主要是由外汇储备和资产价格两个因素的复合造成的。基本上，通胀主因是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这种外汇储备增加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推行的刺激出口政策导致的贸易顺差；二是无条件超国民待遇引进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三是国际热钱的持续涌入。截至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其中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同比多增182亿美元。一季度增加的外汇储备1539亿美元结汇(1美元折合7元人民币)，需要投放的基础货币就是10773亿元，按照2007年全年3.97倍的货币乘数，可创造4.28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供给M2，超过了同时期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总额。如果不是央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各种对冲政策，来自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将难以控制。
　　资产价格过高，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房价过高，并不表现为建筑成本的上升，而表现为地价拍卖暴利、开发商暴利、炒楼团暴利等。由于我国城镇家庭房产开支占家庭财富开支超过一半，房产价值的膨胀，将不可避免地推动普遍通货膨胀。当劳动者看到自己所能承受的住房水平如此之低，自然形成要求提高工资以及降低各种日常开支的预期。房价高涨对通货膨胀另外一个传递渠道在于，由于房屋和农副产品生产使用的都是土地，住房价格上涨最先传递的就是农副产品；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则要传递到工业产品的价格，引起整个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
　　股市的非常规高涨同样推高通货膨胀预期。这种预期一方面表现为股价上升的财富效应，推高物价水平；另―方面是股价高涨对其他资产价格的示范效应，引发其它商品投机和资产价格的整体上涨。中国对股市采取的少有的鼓励投机、减免税收的政策，也引导了中国股市的非常规性扩张发展。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还在房价、股价上涨之后，带来了消费品商品的上涨空间。就是说，如果外汇储备不增加，我们货币发行是正常的，房价、股价涨起来并不一定导致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为流通中的钱不够用，房价、股价涨了以后普通消费品价格甚至还会降下来，而加上外汇储备不断膨胀这一条件，形成的就是全面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直接危害，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它可以改变人们对未来时期物价上涨的预期，并进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引发社会、政治上的动荡。
　　在中国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实体经济上对房地产业和出口过度依赖，而前者甚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公众财产的掠夺平台；在虚拟经济上，股市的过度炒作也造成了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社会财富的巧取豪夺。这些复杂因素决定了，治理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需要多管齐下，通过紧缩的经济政策，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财政支出的民生取向，扩大社会财富分配对劳动者的倾斜，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形成健康的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的良性循环；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在合理调整汇率的同时，严厉打击国际热钱的非法套利行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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