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林：走出发改委】 发改委

　　当35岁的冯建林收拾东西走出国家发改委的办公室时，他知道，自己身为官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年前，他为了参加国内的公务员考试3次从美国飞回时，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主动选择辞职。
　　作为发改委招来的第一个留美博士，冯建林工作顺利，并于2006年提升为副处。但是，从2005年开始，辞职的念头便在他心中滋长，在两年多的自我追问中，这念头疯长成一棵冲破一切束缚的大树，爱才的上司和关心他的同事终于没能留住他离去的脚步。
　　对政府公务员的职位从最初不辞万里回国考试到决绝地转身，是什么让冯建林的态度转变如此巨大?5年的发改委公务员经历，他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离去，是为了归来
　　
　　1999年7月，在冯建林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的最后几天，他反复对为他饯行的亲戚朋友表达同一个意思：我学成就回来。没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包括他母亲。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堂”，已对年轻的留美博士开启了大门，有什么理由学成后马上回来?只有冯建林自己知道，他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来。
　　1991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冯建林被分配到江苏如皋市食品罐头厂，这是个国营大厂以出口为主，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了罐头出口。短短4年间，冯建林眼看着一个大食品厂一点点没落，产品大量积压，效益一落千丈，工人长期放假。这引起了他对进出口贸易和国力如何影响企业命运的关注。1995年9月冯建林考入上海水产大学读研，其间，他开始学习和思考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
　　研究生毕业后，冯建林进入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工作，民政局管理的事多而庞杂，居委会、街道建设、养老院建设、社区服务等等，他知道了基层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冯建林说：“在民政局那段时间，我一直想，中国要发展，现在是这个水平，将来的方向在哪儿?我很想看看西方政府是怎样运作的。”这是冯建林出国的动力。因为专业问题，他出国只能考食品科学，但到美国后，他又同时修了经济学。
　　美国不同学校对博士学位的要求不同，冯建林选择了肯塔基大学，因为它对上学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只要修满学分，通过资格考试，过一定时间后再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拿到学位。在肯塔基大学，5月初到8月底是暑假，但暑期会开夏季的课。整整3年，冯建林没有休过一个暑假，都是选得满满的课。“那3年很辛苦，在美国呆了3年，没去过纽约、华盛顿，去的地方都是因公，从来没有去哪儿玩过。我觉得，既然想法是中国，为什么在美国多耗一年?”冯建林比别人少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拿到了肯塔基大学的食品科学博士学位，并同时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看到国内招公务员，于是打越洋电话到国内人事部招考部门，询问考试事宜。人事部很为难：“从国外学校回国内参加公务员考试，我们操作上没有这个先例，不好办。”冯建林没有放弃，他开始给感兴趣的部委――打电话。终于，发改委(当时还叫计委)人事司这样答复：“先报名吧，只要过了，总是有办法操作的。”
　　冯建林可能是肯塔基大学第一个需要校方出据报考中国公务员材料的在校生。经过找大使馆、学校教育处等几个部门，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其中曲折辛苦一言难尽。“因为当时还没毕业，报名、考试、面试，我从美国飞回来3次。从我之后，慢慢就有很多人照我这个模式回来。”
　　“大家一直在说政府部门有多少问题，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自己去看，不能只听别人说。我希望能做点正面的事情，政府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部门，想做点事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合适的。”2002年明，从美国回国的第二天，冯建林就到发改委报到。他被分到国民经济综合司总量平衡处。
　　
　　推动中国发展的是人民
　　
　　“美国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建立在成型的市场经济之上，发展经济学多讲一般性现象和理论。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拿到中国来肯定不能直接用。从学校到政府部门，很多实际的东西需要学习。”2002年9月来到发改委时，冯建林已经30岁，依然单身。进入发改委的第一年，他的每个晚上差不多都在办公室度过。
　　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设了消费处。 “当时中国消费需求增长比较慢，特别希望能促进消费增长。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美国消费带动的增长占80％。而中国直到现在才占50％左右。”冯建林踌躇满志，期待能一展拳脚。
　　但慢慢地，他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合适，一直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有了切身感受。一些大家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觉得不能忍受，比如吃饭应酬。“这些饭是谁出的钱?”冯建林很不解。后来，每次有饭局，他都找借口不去，次数多了，大家就知道他在回避，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这样不好。冯建林认真地给同事讲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完全理解我的想法，他们也烦，也很清楚吃这些饭于情于理不合适，但是大部分人难以抵制。我比较坚决。”庆幸的是，这是一个高素质的地方，别人理解他，没有人把他看作异类，他没有受到排挤。
　　“到2005年，我对政府怎样运作有了自以为比较清楚的认识，并有些看法。比如我们―直说党政分开，但事实上还是没有分开。我在想，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我认为应该的行为方式到底有多少区别。2005年初我就提过想辞职，当时领导都很不理解。发改委留美博士很少，大家也相处得很好，工作上也做得不错，挺有发展的，大家都劝我。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再看看吧，不要搜集了部分信息，做出了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判断。”
　　后来的两年里，冯建林的感觉并不好：“常常被文山会海搞得筋疲力尽，反而与社会脱节了，基层公务员可能把一些流行的东西玩得很溜，但我们很脱节。而且在部委里，发改委算偏忙的，我基本没有别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这几年，他的思想也在慢慢转变：“中国这么多年是依靠什么发展起来的?我走的时候给同事发了信，说了我的想法。30岁的时候，我以为社会的发展可能是政府在主导，在政府部门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选择做公务员。但经过这5年的观察和思考，我现在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十几亿人民创造出来的，当然政府有正面作用。”
　　
　　当科学成为主义
　　
　　“现在我们提倡讲科学，这很好，凡事都要科学合理地去做，科学是好事，但是一主义就有问题了。我觉得现在政府部门有些事情是打着科学的旗子，做不科学的事情，我称之为科学主义。”
　　在发改委，冯建林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各部门各行业的经济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经济分析。“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等所有单位的数字来了，我们都会先判断―下这个数字是不是正常，从这些数字分析下一步应该 做什么。中国的数准不准?所有的人都在问，我们也在问。”
　　他曾经特意问过一个相熟的企业会计。厂里的数是不是真的。结果会计明确地告诉他，就是编出来的数。“为什么编呢，因为企业到了什么规模会有什么政策，不达到就不会给相关政策，一些企业为了得到政策就会造假。假到什么程度?我了解的，严重的假了好几倍，规模能从200多万变成1000万。”
　　冯建林告诉记者，2005年下半年，国家地方搞了一次投资项目督察，是中央好多部门联合起来搞的，督察组的人回来后说，一个项目可能是100万的，能报成1000万甚至1亿。搞完的项目也有可能还在报。没有的东西也能够编出来。这使冯建林更认为数据是有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有的数有问题，但是怎么弄呢，没数也不行，说不对，不对在哪儿?在不准的数据之上，怎么能做一个科学的判断?”
　　“我感觉，可能数据还是存有很大的疑问，失真的地方应该还是比较多的。统计法里说统计局是独立行使统计权力的，但是统计局在这个问题上压力太大。我们工作的基础就是这些数。数字和文字的东西都有问题，还得做决策。”冯建林觉得很郁闷。
　　更让他郁闷的是，当他们通过研究，尽他们的能力做出判断后，报告一层一层交上去。每上一级都可以否定他们的意见。“我们在司里还能有讨论和争执，但是再往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判断，上面否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也不敢问。比如综合性文件，司里、委里征求各部门意见，有部门有意见就得改。多数情况下，有些事情，可能你觉得很迫切，很重要，但是要改也就改了。”
　　而当文件终于出来后，又有个贯彻问题。冯建林举例子说，像低保，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开着小汽车去领低保的，这些人根本不符合低保户的条件。比如义务教育，2006年就说都是免费了，但2007年5月份，他带队到四川和湖南调研，顺便问了义务教育问题，县里的回答是全免了，但到了村里问，农民说还是要交很多钱。有的地方小学生一年几百块，中学生几千块。还有房地产政策，中央一直说，地方要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实际上呢，建了多少?不知道。他认为，很多好的政策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做政府官员，不能两眼一抹黑，拿工资混日子，是要负责任的。很多问题，看到的不是我一个人，领导层也看到了，文件发得多了，但是变成一个庞大的摊子以后，并不能有效地改变一些事。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央政策好，但是效果不好?是传导机制有问题。现在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不说，传导机制又摆在这儿，那我做这个事情有多少意义?”
　　
　　神秘主义与人生的意义
　　
　　让冯建林最不解的就是被他称为神秘主义的政府行为：“政府部门的文件，很多都是打着机密，机密就没有解密期的。有些事情是内部的事情，确实需要这样，但有些事情是应该发给社会的，比如信息引导，一个行业发展处于什么状况，可能行业里面的企业都不清楚，而发改委因为占有的数据和资料多，应该很清楚，但是就是不告诉下面，只是自己出政策调控。这样会造成下面措手不及，如果发现有苗头的问题先提醒，调控就不会显得突然，也会效果更好，并可以更好地引导下面的理性发展。”
　　
　　冯建林告诉记者，有些讲话和公文看似枯燥，一般人都不听不看，但业内人士却会每句都看得真真切切，每个字都仔细琢磨，从里面探寻未来可能的政策轨迹，判断自己下一步怎样做。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这些东西都不公开，业内人士根本看不到。
　　有的文件是绝密的，绝密是限制级的，只有省部级的人才能看。对年度的想法，为什么要打绝密机密，除了部门领导，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怎么能很好地执行?我和地方发改委谈的时候发现，有些文件，只有我们中央一级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是政府部门啊，都不懂，怎么引导发展。常有下面的人到中央部门问下一步的发展，这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每天都有人往权力机关跑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我觉得央行做得比较好。什么都说得比较清楚。
　　对于决策过程的神秘化，冯建林更是很有意见，他认为，很多政策文件草案，刚开始可能讨论的人比较多，越到后来可能人越少。到最后，往往只有一个很小范围的人讨论决定这个事情，决策过程又不够透明，导致公众往往不知道做出决策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个决策，这是最需要向公众说明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一句话就完了。”
　　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让冯建林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不合理，但你又参与其中，只是为了社会地位、收人等等，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大家共同推动，每个人都有责任，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要负担更大的责任。如果我认为社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并且应该怎么改进，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承担怎样解决这个事情的责任。我认为我想的是对的，那么我就应该遵循这个逻辑做事。很多改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设法做这个事情。”
　　“我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目前中国的问题不在经济问题。”2006年底2007年初的时候，冯建林认识到，想推动社会发展，不一定非在政府内做，有些事因为体制内身份反而不好做，而且在发改委太忙，不仅是事务性的工作，文牍主义等一些不良作风也消耗时间太多。“在发改委只是离角色更近―点，我在发改委做的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坚定了他的离去。
　　“活着不只是为了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我理解那些追逐金钱的人，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人生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发展。虽然不在政府部门做了，但是我还会关注经济与发展，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你就去追求，人生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没看过《士兵突击》，比许三多智慧渊博得多的冯建林，却和许三多殊途同归了，骨子里，他和许三多一样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我追求的是价值目标，单纯追求物质目标的人我也理解，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只是我更愿意做那个仰望星空的人。”35岁的冯建林，就如海水中矗立的礁石，历经岁月和海浪的侵蚀，表面可能已经嵌满了大大小小的贝类，但内心依然是最初的样子，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说，像他这样的人，中国还有很多，“不是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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