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了 形成了 发展了_执政党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凝固语法结构的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此前的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是一个不稳定的修饰词，是对“社会主义”这个主干词的限定，而无论是从1982年的历史状况、政治现实，还是从邓小平的话语内涵和后来执政党的相关阐释来看，都是新时期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新解释，但是这个时候这种新解释还没有定型，具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点，它更像是一系列具体执政方针和措施的总结和罗列。
　　2002年中共十六大很明确地减去了“有”和“的”两个字，带有临时意味的修饰结构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凝固结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核心术语的地位，说明执政党初步建构起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在为十七大奠定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的“6?25”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意识形态的生命在于价值统摄性，也就是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价值感召力(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价值归属感)，没有价值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只是某种现实分析和理论说明，而不是意识形态。价值感召力具有历史感、超越性、普世性，使人为之奋斗而有荣誉感和神圣感。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统摄性将取决于两点：一是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二是人性内容。分开欧美现代化的特殊性和普世性
　　“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元历史思维模式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意识形态模式一段时间蒙蔽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首先，我们要把现代性内容从现代化和欧美社会的历史联系中剥离出来，肯定现代化实现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欧美社会的现代化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既要看到欧洲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嬗变，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历史延续。欧洲现代文明的两个渊源：一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概而言之，古希腊罗马文明奠定了欧洲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历史基础，基督教文明塑造了欧洲超越一切世俗的人身关系的个人主义价值殊相，封建自治的社会制度奠定了联邦制。
　　区分欧洲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和普世性是重新构建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前提。欧洲社会现代化的普世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人类生产的工业化、贸易的市场化；二、人的解放。从此意义而言，现代化实现的途径是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以及其他文明都存在实现和基督教文明一样的现代性转换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些文明应对这种世界形势挑战的失败，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消失的文明不计其数。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反抗欧美的世界秩序的较完整的价值系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有价值感召力的价值统摄性：消灭人类的一切压迫(包括物质压迫)，个人实现圆满的人性发展。社会主义更具超越性和普世性的价值统摄性使它成为能与欧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抗衡的唯一的具有现代性的强势话语权力，它实际上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抗欧美世界秩序的话语代表。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阐释，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但是20世纪的历史却证实是在俄国、中国、古巴这样一些后发国家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20世纪以来的宏观历史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对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突围，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别开蹊径。20世纪的冷战可以理解为争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和军事对抗，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屈服。
　　历史具有超越有局限的人类理性作出自己选择的本能，一般的原则是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会滋生出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是一个比较稳固的结构，它的变化是缓慢的，社会结构随着文化传统的变化会相应地改变，这个过程同样漫长。中国文化传统从19世纪以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家族本位文化的解体，子女从父权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维度父子之伦的消解意味着建立在君臣伦常上的皇权的解体，但是并没有同时建立起孟德斯鸠所谓的共和国的政治品德(亦即托克维尔的民主精神)，历史本能选择了现代过渡形式：政党精英制。这种政体是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力和传统政体的现代变型的结合，它采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在有限范围内实行精英选择。现在有一个时髦的术语叫“威权政治”，它是现代世界范围内有长远专制文化传统的社会普遍采用的政体。这种政体在20世纪的亚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成功：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世界产业大转移和冷战地缘政治的双重背景下腾飞，儒家文化的威权政治实行的是与欧美现代化有差异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的政党精英制和这种威权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社会主义话语权力，中国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潜在的独立一极，必须具有独立的、全面的、系统的、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意识形态。近来热议的“北京共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世界性的合法性，它的意义在于为现代化路径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提供了事实范例。
　　
　　以人为本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人本身的，即人的解放。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在于人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如果说人类历史真有所谓进步的话，笔者认为唯一能确证的就是人的自由程度越来越大。
　　人的自由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身自由；第二个层面是人性的圆满发展。人身自由是个体相对于外部世界的自由，一是免于物质压迫的自由，二是免于社会压迫的自由。免于物质压迫的自由是针对整个人类而言，并非某个个体在一定社会规则里取得优势地位获得财富而得到的相对自由。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已经解决了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的绝对数量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分配，现在的世界秩序和各国的社会制度都程度不等地造成了贫富分化，所以就现代而言，物质压迫实际上是社会压迫。免于社会压迫的自由在于个体拥有选择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保持独立政治见解的权利；在经济上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保障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在文化上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价值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
　　人身自由只是人的解放的基础，并不意味着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人性的圆满发展，即人之为人的状态。现代社会解除了传统社会加于人的人身隶属关系、个人理性判断缺位下的价值信仰、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知识性愚昧，但是与此同时却又用新的方式扭曲人性：社会化生产系统化、科层化的分工使个体的主体性日益渺小，异化为复杂机器上的零件；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消费主义，使人奔跑在物质消费的加速跑道上筋疲力尽，变形为资本主义饲养的消费动物而不自知；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和生物上的运用，使人类随时处于自我毁灭的境地；系统化、程序化、数字化、虚拟化的社会结构，日益使人失去了人类相互的情感交流。
　　20世纪下半叶，前苏联为了争霸而出现的反人性表现和制度性失败，使社会主义遭到合法性质疑。把马克思最具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人性圆满发展的价值理想悬置在外，是自我削弱价值感召力的最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把社会主义的普世性价值和具体的某种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区分开来。即使在今天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具有合法性和深刻性，即在于它是一种揭示出现代社会人性扭曲和压抑的现代性批判。在马克思的论述里，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这样的价值建设是现代性的、普世性的。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执政党也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执政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历史态度：它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指向现代化实现的路径上具有作出合乎现代性要求的调整的弹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身作则废除领导终身制，以及近30年来执政党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性表现都显示出中国社会目前的政治选择的合理性。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前景是让人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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