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中法文化摆渡人|摆渡人读后感

颁奖辞：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即每种文化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在交流中上升。这是陈彦所秉持的理念，并通过他的行动实现：让中国与欧洲抵达理性的倾听。
　　
　　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陈彦，于1980年代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近20年来，旅居的陈彦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中欧文化交流的积极观察者与推动者。
　　在法国汉学界，陈彦以理性和思想性著称，具有一定影响力与行动力。陈彦赴加拿大讲学，主持会议一方打出的欢迎词是，“与陈彦一起思考中国”。
　　如果说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是老一辈中法文化卓越的摆渡人，那么陈彦则堪称后起之秀。不同的是，后者着重摆渡的是当下中法学界的所思所想，让中国与欧洲抵达理性的倾听。
　　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的陈彦，同时也是欧洲华人学会的秘书长。在陈彦看来，思想者热爱思想是不够的，还要热爱行动与参与，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由陈彦主编的推介中国思想的“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及同时介绍当今法国思想的“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论丛，正处于陆续出版中。
　　作为2005年中欧文化论坛发起人，陈彦同样秉持文化双向交流的理念。首届论坛召集了中欧数百名知名学者与政治家与会，堪称2005年中欧文化民间交流的壮丽景观。
　　日前，就中欧文化交流等问题，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近些年来你主编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读来十分受益。当初是如何想到做这套丛书的?
　　陈彦(以下简称陈)：法国电视中经常有谈中国问题的对话节目。电视台通常要请一两位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中国人只是讲自己的体验，碰到深层次的问题，只说当时年纪小。对于在中国做什么事，似乎只有法国人才能分析。每次看到这种情形，我便十分感慨，难道中国人不会对自己的事情说话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思想，而是说明中国思想界的声音没有传达到西方，引起西方舆论的关注。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取决于某些汉学家的专业作品、记者的评论或一两个月的游记。这是不全面的，我主编的“同中国一起思考”和“法国思想家新论”丛书，前一套收集的都是中国学者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想保持文化交流上的平衡。
　　法国思想界在中国很有地位，但作品的译介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很多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出现了偏差走样，甚至这些书从选译开始，便有一种二手的偏见；另一方面，许多作品是搞法语专业的人翻译的，但是他们在思想界没有专业优势，作品译完后不能在国内产生影响，引不起讨论。
　　长期以来，欧洲对中国书籍的引进多局限于文学，这些小说给法国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有独立思考，但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自己的问题有足够清晰的分析与展望。而现在欧洲只有少数官方组织的翻译，多是政策性的，不能真正进入市场。对中国思想的整理，由于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汉学家也不可能有中国思想家那样的阅读便利。
　　《南》：前后历时4年，你发起并成功筹办了中欧文化论坛。在这方面，你最近的感悟是什么?
　　陈：什么是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讲到多边主义时有很好的诠释，“对话是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
　　我讲欧中对话，但是，这种对话不仅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是多元的，从历史发展的差距上讲也是多元的。欧盟议员布朗热先生谈到三个欧洲的概念，一个是共同体的欧洲，指法德最早创建煤钢共同体的6个国家；第二个则是自由交换意识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寻求一个大的共同市场的欧洲；第三个欧洲即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就是东欧、中欧最后加入的10个成员国。他讲的是欧洲内部的差异性，欧洲联合进程本身就是多元对话的过程。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一、现代经济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二、少数先富起来的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上已经走向后现代的中国；三、纵深地区的中国，广大的农村，制度层面上讲的中国。这个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
　　中国与欧洲民间的、综合性的对话并不充分，所以建设论坛就很有必要。同样，我相信中国社会内部也应该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当下差异的鸿沟使中国已经有了风险社会的征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与弥合是重要的。
　　
　　欧洲价值仍然先行一步
　　
　　《南》：有不少人说欧洲已经衰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破坏性的，欧洲是建设性的”。你是如何看待今日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
　　陈：从全球的视角看，欧洲与美国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取向。以法德为主的欧陆所表现出来的以平等为主的温和左翼精神同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色彩形成对照。
　　目前欧洲的确遇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在欧洲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并不严重乙今天和美国相比，欧洲在价值论上同样先行一步，努力宣扬在不损害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平等。应该说，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及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反省等层面上，欧洲仍然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
　　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欧洲与中国的共同点是二者都背负历史的十字架负重前行。富有暴力色彩的法兰西革命之所以对中国精英志士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是因为在一块新大陆上平地起家与在积淀深厚的文化梯田上另打炉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要想在不抛弃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无疑欧洲是个最好的参照。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不只是对于中国突破传统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同样为中国面向来来提供了更好的方法。欧盟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主义”传统的制度性实践。
　　《南》：中日双方是否可以从法德模式中找到灵感?
　　陈：首先要强调的是，欧盟是一个人类自觉的工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建设。中日要实现和解，也需要从点滴着手。法德两国从煤钢共管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建设是值得中日学习的。我想，假如中日能够实现某种形式的资源共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争端。欧盟也是从法德两国最初的煤钢共同体逐步走向经济、货币、政治，甚至军事的联合。
　　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盟还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其最根本的价值是和平，力图通过制度化的程度解决争端。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莫内当年写的一些东西，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老人的高瞻远瞩。莫内着手建设的欧洲，并不停留在避免欧洲内战方面，而是要走得更远。莫内希望能够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与机制，使之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个准则。
　　可以想见，没有欧洲联合的大框架，没有超越民族利益的大设想，没有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的大目标，法德的历史性和解是难以设想的，或者即使和解也难以巩固。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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