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人才能纠错？】 只有高尚的人才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股市大跌，人人都不痛快。看看舆论导向，矛头大都直指财政部。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 　　为了给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基金“补血”，财政部历时两年，精心设计了一套国有股减持方案，将原本不能公开流通的部分国有股以市价出售。由于国有股持股成本平均仅0.5～0.6元，而市价平均在10元以上，方案显然有“与民争利”之嫌。自2001年6月减持方案一出，虽然4个月后即被迫叫停，但直至最近，股市仍狂跌近40％，数千亿市值消失。而减持所获资金仅100多亿。
　　出方案的是财政部，叫停的是证监会，且据称有更高级别的领导表示了对原方案的不满。但与其说是政府部门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倒不如说是市场用自己的力量来了一次强力纠错。
　　以莽力来“募捐”的财政部很有些委屈：为社保基金筹集资金，目标不可谓不合理、重要。股市未免过于自私而反应过度了。
　　再看看近几个月的媒体，还有几单热闹的“纠错”公案：江西爆炸案的报道被当地官员指责为“别有用心”，甚至怀疑“湖南的记者”这么热衷“江西的事情”，是否为了替湖南的爆竹业打击对手；足球黑哨事件中，几个充当“打黑先锋”的行贿者则被对手不屑地贬为“自己就是一个罪犯”；而在吴征杨澜简历造假风波、格林柯尔入主科龙风波中，参与纠错的各方不约而同地被指为“怀有不良的商业目的”。远一点，厦门远华走私的揭露（来自团伙内讧举报），克林顿性丑闻的传播（由网上流言启动）等更可看出“纠错”方的动机“不纯”。
　　可以说，这种怀疑心态不仅仅存在于恼羞成怒的被纠错对象中，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一向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信奉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往往让错误和罪行发展到不可收拾，忍无可忍之时才拍案而起，其背后的考虑或许正是对方错误越大，自己才越像“正义之师”。 所谓“打铁先要自身硬”。 反过来说，我们的纠错门槛一向很高，只有对方“明显而低劣”地犯错，而自己拥有“明显且高尚”的证据和理由才配纠错。但事实上，过于单纯的纠错主体和动机都不可能导致纠错的彻底。一时的高尚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高尚。
　　而在一个理智的社会中，我们忧虑的不是任何一个拥有庞大力量的组织―无论是党派、政府、公司或协会―犯错，而是错误的泛滥。以此出发，我们迫切需要降低纠错的“门槛”。 一个自私的人、一个小人、一个恶人乃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和应该成为纠错的主体，并允许纠错方怀有某种阴暗的动机―只要他讲述的是事实。甚至有人说，在一个良性的社会，应当允许谣言的生存。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彻底而持久的纠错机制。尊重“不纯洁”的纠错，就是尊重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我们习惯把纠错的责任托付给政府，但纠错应当是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因他们道德的高低、动机的好坏而增减。
　　动机的高尚不能掩盖错误的可怕，动机的阴暗也不会减低真相的威力。这和“污点证人”、“拿赏金的举报人”和“狗仔队”对社会生态平衡的价值一样明显。
　　在反腐斗争中，虽然反腐机构众多，但或许因为利益的基本一致，而导致纠错的不彻底。一套有效的外部纠错机制的建立，也正有赖于社会多元利益结构的建立。
　　回到国有股减持风波上，当股市利益主体――中央政府（财政部）、地方政府（国资局）、管理机构（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机构、投资和投机者、媒体、研究机构、看热闹的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已是如此丰富时，只为单一目标服务的“财政部方案”当然要被弃之草芥。
　　再往前，当“基金黑幕”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时，为什么“正统的”三大证券报对黑幕揭露的范围和力度远远比不上非正统的《财经》杂志？利益的不同而已。来自资本市场的广告是证券报们的衣食之源，而对《财经》来说，扩大影响力以吸引其他的广告客户则是它最大的利益考虑。
　　看看美国，近期最大的股市风波安然破产案，其崩溃就是从2001年3月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开始―《安然股价是否高估？》，文章首次指出安然财务上有“黑箱”。其后，一批证券分析师跟进，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解剖安然。这不是出于正义，这些主要从基金管理公司赚取利润的行家们的目标很明确―更好地为主顾们服务。最后，几乎所有媒体和研究机构一哄而上，安然崩溃。
　　多方博弈，互为制约，才能建立最有效率的纠错机制，错误才不会泛滥成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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