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_第三只眼看腐败

　　“第一贪” 屡创新高 　　 　　几年前，四川涪陵市市委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60多万元，被称作“涪陵硕鼠”，震惊全国。3年之后的1998年，海南省一个县级市东方市的市委书记戚火贵腐败案震惊全国，震惊的理由是，从这个书记家中抄出的财产竟达1400余万元。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数字又被与他同样级别的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刷新了，他的数字是1600万元。但他们和不久前披露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比起来，又算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副市长在澳门的赌场里转眼间输掉4000万元，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恐怕赌王也要自叹不如了。在湖南省，新闻媒体喜欢用“三湘第一贪”来形容本省的贪污大案，有心的人们发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湘第一贪”居然更新了几次，数额一个比一个大，最新的一个已达数千万元！
　　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察部的通报，每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违法违纪案数以千计，而且数额越来越大。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只是应该被查处的官员的一部分。以至那些被查处的官员，往往不检讨自己罪孽深重，而是把自己“翻船”归咎于“关系没处理好”、“运气不好”。前面提到的一位官员被查处后称，他的那个数额，在那个省的官员中大概只能排上第15位。笔者曾到某一个县级市采访，那个市的前任市委书记刚出事。该市的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很“坦诚”地对笔者说：“现在的干部，你要认真查一查，哪个没点问题。”他丝毫没有把自己排斥在“现在的干部”之外的意思。这说明不少官员对腐败已经根本没有法律上的犯罪感和道德上的负疚感了。
　　腐败已成为社会的毒瘤，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与工作效率。当然，腐败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问题，一位资深社会工作者指出，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人口、环境或经济问题，而是政府的腐败！
　　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呢？
　　对这个问题，已经被反复作出的结论包括：法律制度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权力的市场化；官员道德素质的低下；社会风气的影响。
　　笔者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腐败和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流向与结构有必然的联系，而人力资源的流向与结构是由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认识这点，多少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腐败之风难以遏制，一时又无从根治的理由。
　　
　　当官：千年难变的梦想
　　
　　在不久前，某调查公司作了一次关于社会各行业在青少年中认可度的调查，结果，“行政机关领导”高居“我所愿意从事的职业”之首。以往还有多次调查表明，行政官员还是人们最渴望从事的职业。没有人能证明，那么多人想“当官”是出于信仰或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的投资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资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那么，在人生的投资中，资本和利润又分别是什么呢？
　　资本应该包括：个人的体力和脑力，以及他拥有的其它社会资源。
　　而人生的利润其实就是人的需要。社会学家认为，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层次：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具体到一个投资者身上，大致可以有这些：优裕的物质生活、得到他人的认同与尊敬、自己的成就感。这些需要是按层次先后得到满足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在现时的环境，如果一个年轻人选择从政作为人生的投资方式，这些利润能否逐步得到实现呢？
　　人们会发现一个怪现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利润(需要)比较容易而且能合理合法地实现，反而是层次较低的第一种利润(需要)比较难实现。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官员（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是相当低的，按国家的工资标准，部长级的公务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余元，一个科员的工资才数百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一些经济繁荣城市，不要说“优裕的物质生活”，连稍体面一点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显然，中国官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那么糟，他们基本上是生活较富足而稳定的一群。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内地，公务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在按层次实现自己的利润。在内地的县城里，一个公务员当上了乡镇的领导，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升迁，而是在县城盖一栋较为体面的私宅。
　　正像一个乡镇干部的合法收入盖不起豪宅却又往往盖起来了一样，某些官员的工资不能让他们过体面生活，他们却又过上了体面甚至奢华的生活。将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教师相比效果最为明显，他们的合法收入大致是相当的，生活水平却相差悬殊。
　　这说明，某些官员们除了工资外还有更多的收入。这得益于官员们所服务的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介入使得它相当程度上成了一个权力批发部门和社会资源的整体分配者。官员们和他们的部门可以通过出售出租权力来获得大量工资以外的收入。这是利润的重要来源。
　　这就是腐败，权力出售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实现利润的方式。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深圳王建业案，就是一个权力出售型的典型。王是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主管很多能让人发财的指标和配额的分配。为了取得这些资源，人们争相向王建业纳贡。据称，王建业不带一分钱，在深圳市可以随便走，到处都有人替他买单。王建业还收下了数额惊人的贿赂，这些就是利润。
　　官员升迁的制度决定较高级别的官员可以决定较低级别官员的升迁，这就导致另一类腐败：买官卖官。前文提到的戚火贵和李乘龙，他们的巨额家财的重要来源就是利用提拔干部之机大量收受贿赂。当然，也完全可以相信，戚火贵、李乘龙在自己辖区内行动，也完全不必带一分钱。这样，至少在任上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实现了人生的利润期望值，而且是暴利！
　　但是，要看到，官员们的利润尤其是暴利，其来源几乎都是非法的，他们实现暴利的前提是必须腐败。如果王建业只靠他的处级干部的工资，恐怕他在深圳连件好点的衬衫都买不起。审判戚火贵时法院作了统计，戚火贵夫妇工作20余年，即使不吃不喝，他们的所有收入也不过20余万元，与1300多万元相差何其之巨。
　　获取非法的利润意味着风险。如果将当官与经商相比，可以发现当官的风险不比经商小。从人生投资的角度看，经商即使投资失败，损失的只是人生资本的社会资源部分，更宝贵的人的体力、脑力是可以继续利用的，所以即使投资失败，他也还有翻本的机会。而从政就不一样，每年被纪检、检察部门查处的数以万计的官员是最典型的投资失败者，被撤职、判刑意味着他们几乎输掉了人生资本的全部，至少在仕途上一般不允许重复投资。
　　这还不是风险的全部，有的风险来得更直接。近年，官场同僚间买凶杀人、泼硫酸毁容的事已非奇谈。江西省安义县有个县长，当县长时想当书记，就指使人开车撞书记，居然真的当上了书记，当了书记，他又怀疑副书记告他黑状，指使人去刺杀副书记，差点致人于死地。如果是从被车撞的书记和被刀刺的副书记的角度看，这当官的风险有多大！当然，当官因贪污被查或被同僚刺杀的可能性比做生意折本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要考虑到这种风险的致命性。驱使人冒险的是利润，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300％时，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有那么多人在官场上铤而走险，说明这里的利润大大超过300％。
　　 优
　　秀人士的冒险游戏优秀人士的冒险游戏
　　
　　前文容易给人一种逻辑和结论：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了，根治腐败的出路是给他们加工资，这就是所谓“高薪养廉”。
　　这确实是相当多的国家根治官员腐败的一种办法，也可以说是根治腐败的一个前提。但在中国，这不是当务之急，且不说政府财政拿不出巨额的资金为官员们增加收入，更关键的是谁也无法担保，官员们拿了比现在的合法收入多一倍或更多一些收入就会廉洁起来，可能更多人对此的答案是不。
　　还是以前文提到的王建业为例，他能做到不带一分钱走遍深圳，这种待遇，恐怕要远远优于政府给他加一倍薪水。如果王建业对加一倍薪水有满足感，他也不至于命赴黄泉，甚至还会继续升迁。戚火贵、李乘龙不搞这么大的贪污受贿，只收礼节性的红包、礼金（也应属于腐败之列，但被认为是“不合法但合理”的腐败，一般没有任何风险），也有远远高于薪水的收入，也能过上很优裕的生活。但他们显然对此也没有满足感。笔者相信这种没有满足感的普遍性与腐败的普遍性是平行的。
　　为什么没有满足感呢？
　　这要看人生的投资者是以什么条件，以什么样的心态进行投资的。
　　比较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官员一般是在解决物质生活问题（比如经营企业、开办律师事务所）之后进入政坛的，他们从政主要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欲望――他人的认同感、自己的成就感，而在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他们一般没有利润期望值，也就不太可能从职务中去捞取经济利益。与此不同，中国的官员大都从基层做起的，这就决定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是一穷二白入市的，他们把人生所有的利润――经济利益、认同感、成就感，都寄托在仕途上，由此，通过职务方便获取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当然大得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重大区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那么多人都热衷于当官从政，也就是从政方面的热度远没有中国那么高。
　　笔者认为，正是长期以来由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从政方面的投资过热，导致太多的人抱着太高的利润期望值进入了官场。在一场过热的投资活动中，胜利的往往是投机、暴利欲望最强烈的人。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是整体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恐怕很多人会反对，但反过来说，长期以来，最大量的优秀青年都当官去了，可能很多人会赞同。前文提到的王建业、戚火贵、李乘龙都是同龄人中才智超群者，即使在同僚中，也属政绩卓著的。不要忘记了，才智越优秀的人，很可能就是对人生的利润期望值越高、暴利欲望最强的人。而当官能得到的合法收入在经济方面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暴利欲望，为了获取暴利，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贪污、受贿，这就是腐败的开始。
　　为什么从政的投资热度会那么高，投资者又会把那么多利润期望值带入仕途呢？
　　投资热度高应该有两个原因：1）这个行业利润高，2）投资者找不到别的投资渠道。
　　现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实社会的经济状况、社会分工决定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比较单一，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大量的人才找不到比从政更多、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
　　很容易发现，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也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在美国，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选择去当一个公司的职员，再逐步开办自己的公司，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渠道，而不是选择进州政府当公务员。
　　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几千年的王朝时代，农耕社会的社会分工是单调的：要么是“劳心者治人”的脑力劳动者，主要就是王朝的官吏；要么就是“劳力者治于人”的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农民。除了这两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分工。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流向，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只要在解决肚皮之外还有一点经济能力，有一定的智力，都在作着向脑力劳动者转变的努力，主要办法是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人力资源的流向决定了最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成了封建王朝的官吏，所谓“学而优则仕”，而封建王朝的皇帝，也就有了“天下英才，尽入我囊中”的得意。不过皇帝老儿的得意也是愚蠢的，因为这些人才整天把报效天子挂在嘴上，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几千年的王朝，吏治几乎从没好过。
　　
　　变化正在发生
　　
　　现在已不是王朝时代，中国社会毫无疑问地正在迈向现代化，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分工也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总体上“学而优则仕”的人力资源流向还基本沿循，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内地一些地区。政府的功能如此强大，政府官员地位如此之高，利润显而易见，没人能不把当官当作人生投资首选。本来，现代工业的发展是改变社会分工、拓宽人生价值实现渠道的最佳机会。但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现代工业都是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里，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企业控制者（领导）――按前文说法就是能最大地实现人生的利润的人――不是以资本的占有者、股东或董事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即使想在企业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利润的人，最后会发现最好的归宿依然是当个行政官员，简直是殊途同归。国营经济的这种性质使现代工业改变社会分工、拓展人生价值实现渠道的可能性留在纸上。从政的投资，依然过热。
　　近年，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大型的跨国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了优秀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去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它们正在改变社会的人力资源结构与流向。那些进入公司当了高级白领的年轻人，会逐步发现，除了当一名行政官员，还有更好的过上体面生活、实现人生抱负的办法。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有了这种看法，而又有足够多的企业能容纳这个社会的优秀人才，腐败现象就会逐步式微。
　　所以，笔者认为，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两点，一是调整政府的职能，逐步淡化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让出售权力的官员找不到市场；二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淡化国营企业的行政色彩，拓宽人才就业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改变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力资源流向与结构。当然，这些都非一朝一夕的事，可喜的是，这些变化正在中国出现。□(编辑：翁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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