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鹤龄:两度出任清华校长的外交官:鹤龄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为中国培养和输送了许多著名外交人才，早期有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后期有宋子文等代表人物，严鹤龄也是其中一位名人。
　　
　　投身外交舞台
　　严鹤龄，1879年出生，字履勤，亦字侣琴，浙江余姚人。由于家境十分贫寒，严鹤龄直到十岁才得以进入文昌阁学塾读书。后在舅父的提携下，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学堂读书。几年苦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完全美国式的教育。1908年，考取浙江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学成回国，赴北京参加清王朝留学生考试，获最优等奖，被授予法政科进士头衔。随即进入清政府外务部，任机要股一等股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回到家乡，担任浙江都督府外交司长。1912年12月，调任外交部秘书。此时，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友颜惠庆担任外交次长，在其提携下，因完成《德国殖民地问题报告》和《阿尔萨斯罗论问题》（罗论，今译洛林）两部著作而在外交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13年2月，被荐任外交部佥事，后擢升参事，又兼充宪法委员会委员。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称其“平日勤奋从公，克尽厥职，而于交办各事件以及酬酢外宾，莫不因应咸宜，深资得力”，提请总统给予嘉奖。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办事得力的严鹤龄担任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为中国的和会外交做出了贡献。
　　
　　两度代理清华校长
　　清华大学闻名世界。其前身清华学校，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建，长期隶属外交部管辖，有“留美人才养成所”之称。民国时期，清华学校曾连续发生校长更迭风波，严鹤龄两次“救火”，出任代理校长，在清华历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事情具有戏剧性。1918年初，担任校长五年的周诒春辞职，继任校长张煜全因干涉学生成立学生会，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被迫辞职。外交部决定派罗忠诒继任，但学生发起“驱罗”运动，罗忠诒未敢就任，造成校长难产。清华董事会只得推举时任董事会主席的严鹤龄（1920年初，清华董事会改组，北洋政府外交部任命严鹤龄出任董事会主席）担任代理校长，维持学校局面。1920年2月，严鹤龄走马上任。他精明强干，措施得当，很快稳定了学校。但严鹤龄志不在此，当清华局面好转后，坚决要求回到外交部任职。8月，外交部任命金邦正担任校长，严鹤龄结束了在清华的使命。
　　严鹤龄第二次在清华担任校长也是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1926年起，清华再度闹起学潮，起因是校长曹云祥推行少数行政寡头治校，引起教师和学生的不满。在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的支持下，清华学生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要求被点名的三位校长亲信辞职。教授会迫使曹云祥辞职，清华校长一职空悬。1928年1月9日，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此次，严鹤龄倒是希望久干，诚心整顿校务，但好景不长。那时北洋政府已处于灭亡前夜，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遣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担任清华校长。严鹤龄任职不及三个月，就结束了校长生涯。
　　两度出任清华校长，是民国时期清华历史上的特例。在学校矛盾冲突严重的情形下，他能为师生所接受，说明大家对他的人品和办事能力是认可的。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
　　1920年8月，严鹤龄结束第一次清华校长任期后，随即以外交部参事身份出任国际联盟秘书处秘书，曾编著《日来佛报告》（日来佛，今译日内瓦。1920年出版），后又调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21年12月，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因不满大会粗暴对待中国而辞职。严鹤龄临危受命，接任秘书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正进入有关中国关税问题、山东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而代表团内部意见又不一致。在此情况下，秘书长的工作极为重要。他需要根据关税问题、山东问题讨论的情况，及时组织全权代表、高等顾问及其参谋、技术专家就此进行沟通和商议，并给技术专家分派工作，征求意见。他还要随时与大会秘书处协调，发放有关通知，向外界宣传中国代表团关于关税问题、山东问题的意见和看法。1922年1月5日、2月4日，关税问题、山东问题的交涉落下帷幕，中国争回了一些丧失的权益。中国代表团后期能够成功运作，与严鹤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出任关税会议秘书长
　　1922年冬，严鹤龄担任财政整理委员会专员，同年复任农商部次长。1924年10月，曾短暂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25年10月26日，有13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居仁堂召开。组织协调能力出众、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严鹤龄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关税特别会议秘书长。
　　关税会议考验着严鹤龄的智慧。从10月27日会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26年3月2日最后一次参加附加税专门分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严鹤龄列席22次会议。大会分设的关税自主委员会、过渡办法委员会、有关事件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分别开会，严鹤龄居间与13国代表协调会议议题、进程等诸多事宜，非常繁忙；加上北洋政府当局更替频繁，自1924年起，先后有五人出任外交总长，严鹤龄要与新任外交总长沟通，及时汇报会议情形和进程。由于劳累过度，加之压力巨大，1926年3月7日下午5点，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商议工作时，突然昏倒在会场上，被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抢救。严鹤龄住院治病，也卸掉了关税特别会议秘书长的职位。虽然关税会议无果而终，但不可否认，严鹤龄为关税会议做出不少努力，后人不应遗忘他。
　　
　　两度代理驻美公使
　　1931年10月，严鹤龄以参事身份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代理公使。严鹤龄不是第一次在驻美使馆工作，1926年他为了治病曾以一等秘书身份到美国任职。
　　此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已完全占领中国东三省，正积极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政府。针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严鹤龄发表严正声明：“即令日本撤兵之后，中国亦不欲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因日人已在东三省设立傀儡政府，必须将此类政府驱逐后，中国始愿与日本开谈也。”还表示：“中国将请国际海牙法庭或国际委员会解除中日条约关系上之纠纷。”严鹤龄非常清楚，要实现上述目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至关重要。为此，他一到任就拜访了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和有关人士，积极向国内汇报美国的政策和态度。
　　12月21日，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到任，严鹤龄的代理公使使命结束。1932年1月，颜惠庆出任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国联大会。驻美使馆一切事宜仍由严鹤龄负责。严鹤龄除了主持使馆日常事务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及时了解美国的动向和看法，并电告中国国联代表。同年10月，国联讨论关于中日争端的“李顿报告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2月初，国联会议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接到颜惠庆的电报，要求他了解史汀生关于中国在国联大会发言中就日本撤军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条件，即日本履行“解散满洲国”、“将军队撤至铁路沿线”的意见，严鹤龄及时反馈了美国对此事的看法。当时英国国联代表西门公开声言，中日应该直接谈判，一时国际舆论大哗。中国代表团极为关注美国的看法，严鹤龄迅速向颜惠庆电告了史汀生对西门发言极为不满的反应。
　　严鹤龄身体原本就未康复，在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下，脑病再次复发，只得辞职养病。12月15日，颜惠庆电令严鹤龄移交工作给他人，从此脱离外交舞台。
　　1935年，严鹤龄出任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教授。1937年病逝，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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