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周刊的历史,新闻的未来_瞭望新闻周刊和东方周刊区别

　　5月,大名鼎鼎的美国《新闻周刊》被插上草标,待价而沽。这本77岁高龄的新闻杂志,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有过400万份的发行量,而且曾12次摘得美国出版业的最高奖项“美国杂志奖”,在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上名列第78位。这份影响巨大、品质精良的杂志,与《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并称“美国三大周刊”,素有“严肃新闻的裁判”之美誉。
　　
　　“时事”造英雄
　　
　　就在《时代》周刊创刊十周年之际,国际部主任托马斯•马丁突然辞职,他决定接受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的邀请,效仿《时代》周刊,创办一本新的时事新闻类周刊。1933年2月17日,新鲜出炉的《新闻周刊》创刊号被摆上了报摊。它的封面让人印象深刻,是根据当周最重要的七则新闻,精选出的七幅新闻图片。这本新杂志的定价不贵,零售每期10美分,只要花上4美元就可以订阅一年。经过一段时间打拼,《新闻周刊》有了一批固定读者,发行量从5万份增加到25万份。
　　然而,作为“复制品”,《新闻周刊》一直无法走出《时代》周刊的影子,虽然经过改版,甚至改过名字,境况却一直不好不坏。1957年,当本•布莱德利――这个未来的著名报人――走进《新闻周刊》的办公室时,似乎看到了一个“商会的附属机构”:主编“整天没精打采”,作为一刊之灵魂的社论版“没有活力,也没什么长远目标”。所以,当布莱德利听说母公司准备卖掉《新闻周刊》时,并没有像同事们一样惶惶不安,而是给《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打电话,鼓动这位精明能干的出版人收购《新闻周刊》。1961年3月,《新闻周刊》得遇明主,华盛顿邮报公司为其重新打造了一支编辑与经理团队,这一举措使它走上了通向成功的应许之路。
　　《新闻周刊》的崛起,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被称为“狂飙时代”的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先后遇刺,猫王、摇滚乐、性解放、越战……美国社会陷入了罕见的纷乱而多元的状态。此时,以梳理头绪、提供观点见长的《新闻周刊》进入了黄金时代。《新闻周刊》正是因为在越战和美国流行文化上的表现而被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他们常常制作出有关越战、民权和流行文化的封面吸引当时的年轻人。早在1964年,《新闻周刊》就很“前卫”地以“披头士”做封面。在越战的问题上,《新闻周刊》以批评的态度来对抗赞成越战的《时代》周刊;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新闻周刊》也更为犀利、更有深度,并且一改《时代》周刊墨守了数十年的“不署名”行规,开始刊登署名文章,把编辑与记者“明星化”。
　　就这样,《新闻周刊》大肆侵蚀着《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发行量已逼近200万份!而《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的“较劲”也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的美国人,每个周一都会眼巴巴地等着看《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如何“斗法”。
　　
　　“自由派”的历史初稿
　　
　　菲利普•格雷厄姆有一句传世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如果把这句话用到《新闻周刊》上,则应该改成:新闻,是“自由派”眼中的历史初稿。
　　菲利普•格雷厄姆在收购《新闻周刊》时便立志让它能与《时代》抗衡。当时的《时代》周刊将读者定位在倾向保守主义的中上收入者,而《新闻周刊》想与《时代》周刊分庭抗礼,就必须另寻出路。为此,格雷厄姆特意聘请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写稿。李普曼早年曾创办自由派报纸,后来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正是像李普曼这样“高质量”作家的加盟,大大提升了《新闻周刊》的品质,也使《新闻周刊》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声名鹊起。
　　《新闻周刊》倾向民主党的基调,也是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直接促成《新闻周刊》易主的本•布莱德利,不仅是民主党的铁杆粉丝,更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交情非同一般。当布莱德利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时,肯尼迪总统甚至派了白宫特工到他家充当临时保姆。布莱德利任《新闻周刊》部门主管时,给杂志带来了其活跃的个人风格,他厌恶纯粹的资讯,更厌恶沉闷刻板,整天督促年轻的记者写出“好玩的东西”。布莱德利在回忆录中说:“仿佛就在一瞬间,《新闻周刊》清洗了所有亲共和党、重商主义的成员,开始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
　　《新闻周刊》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由派倾向,所以当《新闻周刊》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就如同“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就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新闻周刊》别出心裁地做了一期封面文章,采访了13个普通美国人的“一年之后”,通过美国人受到9.11影响的生活细节,思考全球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的原因,狠狠地批评了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单边主义。而在伊战打响后,《新闻周刊》还报道了美国“黑水”公司保镖在伊拉克滥杀无辜的消息。《新闻周刊》还指出:“如果说萨达姆是个恶魔,那也是美国制造的。”
　　这些一马当先的左翼言论,也让《新闻周刊》栽过大跟头。2005年5月9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军方即将公布一份报告,指出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中有审讯官把《古兰经》撕碎丢入马桶。这种亵渎《古兰经》的行为,立刻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震动。
　　白宫的反应竟比穆斯林更为激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表示“很愤怒”,五角大楼更是两手一摊,说没找到报道中提到的报告。陷入尴尬之中的《新闻周刊》只得派记者重新核实这条报道的真实性。当记者再次找到那位“消息人士”时,对方却突然改口,这使《新闻周刊》陷入了“死无对证”的境地,主编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发表了致歉信:“由于五角大楼的否认和消息来源改变立场,惟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不再坚持我们的报道。”
　　这是《新闻周刊》创办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信任危机,而白宫与五角大楼在此事中的过度反应,让很多人慨叹《新闻周刊》是不幸撞在了“派系斗争”的枪口上。
　　美国的大众报刊发端于形成两个主要政党的时期,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很快就结束了赤裸裸的“各为其主”的功利做法,但时至今日,政治派系的影响依然若隐若现。1972年,与《新闻周刊》同出一门的《华盛顿邮报》,凭借对“水门事件”的跟踪报道扳倒了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而20多年后轮到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发生时,《新闻周刊》就“宽容”多了。
　　1998年初,《新闻周刊》记者艾西科夫追踪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已近一年,眼看着一篇有可能使白宫易主的稿子即将与读者见面,但《新闻周刊》高层竟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把这篇稿子给“毙”了。执掌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杂志截稿前直接与主要知情人谈――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在情况明晰之前,我们不作超前报道。”
　　盛怒之下,艾西科夫和编辑部同仁拿着稿子另寻出路。1998年1月17日,名不见经传的博客写手德拉吉发布了那条震惊世界的帖子――“一个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一夜之间,“德拉吉报道”这个博客网站成了全美最红的媒体,后来这件事甚至被认为是新媒体崛起的里程碑。直到此后四天,《新闻周刊》才通过AOL(美国在线)发布了这个消息。
　　不过,虽然《新闻周刊》有点儿偏袒民主党,却从未因此丧失基本的新闻原则和职业道德。1977年,卡特当选总统后曾召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们举行会议,他想让华盛顿邮报公司为他指定一个可以“告以真相”的人,在这个人面前,他可以完全放松,不管说了多么过火的话都不用担心会在《华盛顿邮报》或《新闻周刊》上披露出来。这个要求被当场拒绝,以至于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无奈地对丈夫说:“看到了吧,吉米,我说过他们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
　　
　　数字化时代里的“全媒体”转型
　　
　　当Yahoo、Google向纸媒步步逼近的时候,人们依然觉得,一个普通人+一台个人电脑就能播发震撼全美国的独家新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很快,德拉吉就以这种方式曝光了克林顿的性丑闻。单就这件事而言,可以说是当年《新闻周刊》高层的决策失误,给了新媒体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时光荏苒,又是十年。媒体已不再是具备大量资本、技术和专业工具才能从事的行业,甚至连电脑都不用,只要有一部手机,任何人都能变身为记者。
　　新媒体的冲击,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期刊业陷入了寒冬:与《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鼎足而立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由周刊改成了月刊,老牌的《大西洋月刊》则变成了双月刊,《商业周刊》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彭博传媒公司,《电视周刊》以象征性的一美元易主,《读者文摘》更是由于对新媒体的挑战无动于衷而最终破产。重压下《新闻周刊》不断改版、几度裁员,但仍没能挽回颓势,发行量一路下滑,到2009年已经跌至260万份。
　　在一片愁云惨淡中,《经济学人》的发行量却以秉持“内容为王”的主旨逆市上扬。《新闻周刊》不愿坐以待毙,决心向《经济学人》靠拢。2009年6月8日的《新闻周刊》,请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做客座主编,负责当期的伊拉克专刊。《新闻周刊》主编对全新改版的杂志似乎颇有信心,他说,《新闻周刊》带给你智慧上的满足和视觉上的飧宴,而这种体验,原本只能由优秀的月刊来提供。
　　这期伊拉克专刊在网络上反响甚大,杂志的零售销量也上升了一万多份。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征订季,《新闻周刊》的发行量却跌至150万份。有媒体人评论,《新闻周刊》立足高端的改版方向虽然走对了,但为时已晚。至此,《新闻周刊》已经连续三年亏损。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反复权衡之后,最终决定丢卒保帅。目前,《新闻周刊》已收到约70份收购请求,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南方报业集团、成都博瑞传播公司等,虽然最终“因为国籍而非价格”遭拒,但这是中国媒体首次参与竞购西方杂志。
　　《新闻周刊》的老对手《时代》周刊,虽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却走出了一条“全媒体”之路。《时代》周刊的网站十分富有吸引力,首先,在其网站上可以浏览自1994年以来《时代》周刊的所有内容;其次,网站还以举办类似“20世纪最具影响人物”的评选吸引眼球。《时代》周刊还非常重视与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合作,与CNN等媒体共同策划制作电视节目。而就在前不久,被认为可能改变出版业的iPad也被《时代》周刊“抓”住了,借机推出了《时代》iPad版,在新老媒介融合之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作为营利性的商业机构,媒体的命运与其背后是否拥有实力雄厚的媒介集团息息相关。
　　1996年美国通过了新的通信法案,允许电子媒介相关产业涉足大众传播媒介,从此美国的媒介集团便“一发不可收拾”,纷纷向大规模、高垄断的“超级媒介集团”迈进,《时代》周刊所在的时代华纳集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在1989年,以《时代》周刊为基础的时代公司,就与搞电视制作的华纳兄弟公司合二为一,成为一家传统媒体的航空母舰。此后,CNN、美国在线(美国当时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公司又陆续加入,到2000年前后,时代华纳集团终于成了美国传媒业的一艘旗舰,其业务包括网络服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出版、影视娱乐和音乐等等。事实上,《时代》周刊对整个集团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时代”这个名字,说到利润,杂志出版部只占到了5%。
　　《新闻周刊》所在的华盛顿邮报集团同样是一个“跨界”的多面手,除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所属的杂志部,集团在全美的六个城市经营电视台,还拥有一个有线电视网,其旗下的卡普兰教育中心在教育领域也颇有声望。然而,整个集团一年的利润只有两亿美元,《新闻周刊》一家杂志就亏损两千万,而且历经裁员、改版仍然不见好转,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新闻周刊》是本好杂志,但对于集团来说,《新闻周刊》却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新闻周刊》是一面镜子,从它曾经的辉煌和坎坷,到数字化时代中的挣扎,人们能够看到新闻的历史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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