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宾：临危受命的军人外交家】 临危受命的意思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正值中国军阀混战之时,他受命出使欧洲;他对中苏冲突有清醒的认识;在艰难的中日交涉中,他却难有作为｡
　　
　　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
　　
　　蒋作宾,字雨岩,1884年出生,湖北应城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1902年到武昌接受新思想｡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甲午战败､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905年,他弃笔从戎,东渡日本攻读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1908年学成归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军事教官,并提出和执行打入清军的反清计划｡
　　
　　辛亥革命爆发,蒋作宾赴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部次长,辅佐黄兴｡1915年因反袁称帝而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袁死后,复任参谋本部次长｡后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幕僚长,襄助军事,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
　　
　　出使德国兼奥地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作宾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他曾出任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协助蒋介石解决“济南惨案”｡
　　1928年10月,蒋作宾被任命为驻德国兼奥地利公使｡德国是南京政府向欧美国家寻求外援的重要目标｡在蒋作宾的努力和推动下,1929年4月,德国首任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逝世后,德方立即委派克里伯尔赴华继任｡1930年5月,经德国名将鲁登介绍,原德国参谋本部作战部主任魏采尔将军来华担任首席军事顾问,这为30年代中期大批德军事顾问来华奠定了基础｡
　　蒋作宾经常会见德国企业家和军火巨商,穿针引线,推动中德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的发展｡1930年3月,他直接推动德国赴中国实业考察团一行10多人,其中包括德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克虏伯厂长等,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接见｡
　　使德期间,蒋作宾还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1929年4月,他在国联军缩会议上提出“此后不在其本国或属地内采用普遍强迫兵役制度为建立军力之方法”的修正案,虽因日本等国反对,未进行表决,但被附呈大会决议案｡
　　蒋作宾出使期间,正值中国军阀混战之时,他在政治立场上倾向和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在外交事务中也极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威望｡尤其是对于德国军火商与中国地方势力的军火贸易,蒋作宾奉命与德国方面进行严正交涉,促使德国政府与中方“共同设法取缔”｡国民政府明令取缔私运军火后,蒋氏立即说服德国外交部发表中国官方明令,警告该国商人一律遵守等｡
　　对于国民政府正在推行的“改订新约运动”,蒋氏宣称“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惟一要件,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此不平等条约,首由英国发其端,现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仍望由英国发其端”等,配合国内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
　　
　　调停中东路事件
　　
　　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蒋作宾多次致电南京外交部,“力言与俄恢复邦交”,并主张中方对此应取主动态度,“自动则可利用以制帝国主义者;被动则反为帝国主义者挟以制我”,却不为南京当局采纳｡1929年5月,张学良为收回苏联长期控制的中东铁路和切断苏方对中共的支持,便强力驱逐中东铁路苏方职员与查封哈尔滨苏联机构｡此举招致了中苏冲突的发生｡日本为了趁火打劫,竟然玩起了“调停”的把戏｡对此,蒋氏有清醒的认识:“中俄因哈尔滨领馆事,日本反从中调解,可发一笑,此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局势日趋紧张,蒋作宾奉命担负与俄方交涉的重任｡苏军调集大军压境,蒋氏奉南京外交部之命向苏方提出质问,苏方答复:苏兵入境系为自卫,因为白俄发动进攻”,“中国须消灭白俄武装,并停止侵掠,否则,发生事情,中国当负其责｡”南京外交部将驳复照会交蒋氏送交苏方｡
　　随后,蒋作宾被南京政府委派为全权代表,请德国政府居间调解,与苏联驻德大使接洽解决中东路问题｡8月27日,德国政府提议由双方发表内容包括“按1924年中苏协定解决一切,两国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的《联合宣言》解决分歧｡苏方表示原则同意,但中方坚持苏方先撤兵,苏方表示不满｡后在德国斡旋下,双方各提修正案,但仍未能达成协议,交涉遂告停止｡
　　军事冲突再趋激烈,中国军队抵敌不止,边关垂危,举国震动｡南京政府转而求助于《非战公约》签字国,美､英､法三国照会中､苏两国,但苏方坚持双方直接交涉｡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南京政府退而决定由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与苏方谈判,并于12月22日屈辱地达成《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接受了苏方的条件｡
　　蒋作宾愤而怒责南京外交部:“既愿接受此低条件,何不告知?朝有电来,夕即可与俄人堂堂正正平等发布《共同宣言》!”对于中东路战争及外交,蒋作宾的评价是:“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从此降落,尤以国民政府之声誉扫地矣!”中东路战争起因于苏方曲解《中苏协定》及中东路权益冲突,南京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争端,其遭受失败是必然的｡蒋作宾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赴日交涉“九一八事变”
　　
　　1931年初,日本军部扩张派加快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自1931年2月起,南京政府已经在酝酿将蒋作宾调任驻日使节事宜｡3月15日,蒋氏回国休假,并奉命归途取道西伯利亚,借便考察苏联国情｡蒋氏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加索､克里米亚以及西伯利亚各地,会见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前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重要人物｡5月4日,抵达南京赴外交部报到述职｡随后的数月中,蒋介石曾数次亲自会见蒋氏,要求他赴日任职,蒋氏开始不断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商议､熟悉中日交涉事务｡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蒋作宾为驻日全权公使,蒋氏称“赴日本为一般同志所不愿往,余明知为牺牲,然为党国计,亦只得勉强一行｡”
　　9月10日,蒋作宾自南京启程,经天津､北平､沈阳､安东,18日抵达平壤,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蒋氏临危受命,成为对日交涉的重镇人物｡22日,蒋氏一到日本下关,即发表谈话,痛斥日人之“无识”,声明“此次沈阳事变,日方违反《非战公约》､国际公法及蔑视国际联盟,破坏东亚和平及世界和平,日本须负全责”｡
　　蒋作宾本人鉴于日本内阁反扩张派币原外相曾表示日本吞并东三省“为吞一炸弹”,主张两国“从远大处着眼,改换空气”,也由于蒋氏在驻节欧洲期间亲见国际联盟为英法把持,不足以依恃,便主张在国联开展外交斗争的同时,利用日本反扩张派尚未下台的局势,直接与日本谈判,争取限制事态进一步扩大,可惜这一主张未为政府所采纳｡日本内阁的反扩张派很快为扩张派驱除｡他们并不仅以武力侵占了全东北,而且扶植伪满洲国,将东北从中国分离了出去｡
　　
　　应对上海事变
　　
　　1931年12月,蒋作宾获准归国参加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随即“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日本将侵略战火燃烧到了上海｡
　　此时,蒋汪实现合流,蒋主军,汪主政,蒋作宾被推举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部成为其执行机关｡1932年2月,根据旨意,外交委员会决定了应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谈判”｡这是对于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在与日本交涉的过程中,蒋作宾发现:“连日来上海停战商议毫无进步,足征此次日人来华骚扰,完全欲使中国屈服｡能屈服,诸事可商量,否则必到处扰乱,占领各海口及经济要区,以为将来对美作战之准备,决非空口所能商议停战也｡”足见当时中日交涉之艰难｡
　　在以蒋作宾为主席的外交委员会主持下,5月5日,在美､英､法､意的参与下,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迫使日本从上海撤兵,具有积极意义,从外交交涉的角度看,也比中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谋略高了一筹,但该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放弃了中国军队在此地的驻守权､设防权,将该地区置于美､英､法､意诸国“监视”之下,对于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防务带来了祸害｡
　　7月5日,蒋作宾奉命重返日本｡蒋氏称“此次回日使任,其目的在使两国渐渐接近,感情尤关重要,故特选定日本邮船会社之平安丸｡”尽管蒋作宾为中日之间的“平安关系”作了艰苦的努力,但中日关系却因日本步步进逼的侵略而日益紧张,蒋作宾的外交使命也日益艰难｡1935年5月,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蒋作宾虽升任为首任驻日大使,但对日关系难见起色｡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改组,蒋作宾调任内政部长,自此脱离外交界｡1937年七七事变后,复任安徽省主席,积极组织全民抗战｡后至重庆专任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1942年终因积劳成疾在重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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