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带来的优秀基因|吴尊家基因太优秀

　　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110周年诞辰纪念日｡ 　　提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们都会讲到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毛泽东等人｡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的｡
　　至于周恩来,他对中共的建立有多少功绩呢?论者至多指出他所参加建立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是组成中共的八个小组之一｡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思想理论上,看不出周恩来个人对中共的建立有多大的贡献｡
　　笔者认为,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中,周恩来在组织成立中共的作用上远比不上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共的影响远比不上毛泽东｡但周恩来的思想､行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中共产生了人们不大容易看得到的作用,并在以后长期产生深远影响｡
　　
　　他所代表的那一批共产党人
　　
　　笔者想从中共领导成员的几个组成方面论证这一观点｡当年中共领导成员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一批为救国救民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中国传统优秀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是也｡李大钊牺牲了,陈独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犯了严重错误｡
　　
　　第二类是“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以王明为代表,死抱洋教条,脱离中国实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人,或者仰仗不懂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代表瞎指挥,而且具有个人自私目的和野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还有博古,其错误也不是一般的｡但要把王明等极少数人同曾经到过苏联､受过苏共培训的绝大多数中共人士分开｡在苏联学习过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他们能逐步把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接受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同程度甚至是卓越的贡献,立了大功｡即使博古,也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在关键时刻克服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找到了正确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时代,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缺点是没有出过中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因此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越到后来其局限性就越明显｡
　　第四类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欧洲创建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一批共产党人｡过去人们只知道在这一批人中出了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元帅､将军等不少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却忽略了这一批人给中共带来了何等优秀的基因,这种优秀基因又如何长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给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国后的建设､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来到欧洲等于见识了世界
　　
　　为什么说周恩来等在欧洲组织或参加共产党的人给中共带来了优秀的基因呢?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地,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中心,自然也是信息中心｡来到欧洲等于见识了世界,那时,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像在欧洲那样使人更能触及世界了｡周恩来等在这里的几年中,勤奋工作,努力学习,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搜集各种信息,比较各种主义,使他们的眼界比中共内的其他几个方面的人要开阔,这是不争的事实｡
　　周恩来为何要去欧洲?汪明武主编的《周恩来生平全记录》写道:“周恩来为什么目的而去欧洲?他到达不久之后写给表兄陈世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在日本和中国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现在他再去马克思的故乡欧洲作一番实地考察,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周恩来在写给伯父周贻鼎的信中说:“……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周恩来还到过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在欧洲,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1921年10月,周恩来自英返法后,充分利用当时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周恩来到欧洲所遇到的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肯定不具备,所以他能获得比国内更多的知识,具有比在国内的人更开阔的眼光｡
　　后来的终生行动证明,周恩来遵守纪律,服从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也没有像“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那样高高在上､教条和脱离中国实际;佩服毛泽东和服从党的纪律,但也基本摆脱了山沟里的那种眼界狭窄､心胸不开阔､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广纳各方所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和优秀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虑较周全,既宏观又细致,积极而稳重,脚踏实地,能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最广泛地团结各方人士｡形成周恩来这些优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应该都与他在人生最能吸纳人类文明精髓的年龄段到欧洲如饥似渴地求知大有关系｡
　　
　　他为什么能这样做
　　
　　有事实为证｡第一个例子是在对待朱德入党问题上｡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对比周恩来和陈独秀的差别｡起初,朱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后来朱德到德国找到周恩来,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他们在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介绍朱德入党｡为什么陈独秀那么像《水浒传》里王伦一样不能广纳人才,而周恩来的心胸却是那么开阔和豪爽?这同周恩来的见识肯定大有关系｡一个人的经历和见识是丰富宽阔还是单一狭窄,是大不相同的｡后来陈独秀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大量事实面前,听不进正确意见,仍然固执地继续推行右倾投降路线,足见其心胸狭窄､固执和见识短浅｡而在欧洲四年的周恩来,一下子把眼光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该会对他个人有多大帮助,我们今天这些经历过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人,不是很容易理解和体会吗?
　　第二个例子是对领袖的看法｡1922年8月,周恩来在欧洲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经过长征胜利､延安整风､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对毛泽东的赞扬日盛｡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则说了如下一段话:“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他又说:“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意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过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周恩来为什么说这些话?笔者认为肯定是针对当时有人神化毛泽东的现象,否则他说这些不是无的放矢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恩来还说过今天看来不能不让人叹息的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上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周恩来在说这话时绝不会料到毛泽东后来会搞个人迷信,这里绝无指毛泽东的意思,但现在看这些话,却不能不使我们有所联想,使我们产生周恩来当年不幸而言中的感觉｡即使在对毛泽东迷信最严重的“文革”中间,周恩来的头脑也是清醒的｡当“文革”期间滥造毛泽东像章时,周恩来以保证重要战略物资为由,把一大批准备制造毛泽东像章的铝收回｡周恩来自己也佩带毛泽东像章,但一定同“为人民服务”条章一起佩带,直到去世,这说明他尊敬毛泽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是出于个人迷信｡谷牧还说过:“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1966年)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我们的周总理》第17页)这贯穿一生的正确对待领袖的态度,是不是从在欧洲的时候起就开始形成的?从上述他在欧洲说过的那些话,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不管资本主义有多少罪恶,欧洲的民主传统､风气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里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各种主义都能存在,不同的人们可以互相容忍,什么话都能听下去｡这不能不对年轻的周恩来产生影响｡请看周恩来一生多么实事求是,让人讲话,对人宽容,讲究民主,在听取不同意见上远比其他同志强｡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固然是源于各种因素,但决不能排除在欧洲那一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熏陶｡
　　第三个例子是对人的态度｡周恩来出生在南方,成长于北方,后来又到广东､上海､江西等地工作｡他到过日本,在欧洲几个国家长达四年,等于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这些必然对他看社会看人大有好处｡党内同志长期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对敌人特别仇恨,所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特别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周恩来接触的社会面则比党内其他同志宽得多,他几乎同社会上每个方面的人都有接触,连敌对阵营里都有很多朋友､熟人,知道党和革命队伍以外的很多情况,所以他在看人方面比较有经验,思路宽,比较准｡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时,当地同志抓得热火朝天,周恩来一到那里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延安整风时大搞所谓“抢救运动”,弄得遍地是“特务”,搞得人人自危,周恩来看到了问题,在他掌握的南方局就严格从事实出发,不冤枉人｡康生等在延安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搞得连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见当时这股风刮得多么厉害,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周恩来却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么回事｡周恩来为什么敢这么果断地说?他了解世界,他了解中国,他了解党,他了解广大革命同志,他也了解共产党之外的好多事物,更可贵的是他一身正气,没有任何私心,所以敢说真话｡抗日时期,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显然是他对蒋介石的了解超过党内其他人｡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更是如此｡周恩来用宽阔胸怀待人,所以党政军､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等,乃至外国人,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对他有个好印象,即使政治上的敌对者,也不能不敬重他｡总之,周恩来是凝聚剂,不少民主人士是通过佩服周恩来而相信共产党的｡这是周恩来的整个人生造就的,但肯定与他见识过世界有关系｡
　　
　　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
　　同他相比
　　
　　恐怕不光周恩来一个人,到欧洲的那一批人,除了李立三曾表现出很短一个时期的极端外,绝大多数人回到国内后的表现都很优秀,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给中共和中国带来了什么,难道还不令人信服吗?由年轻时到过欧洲的邓小平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恐怕不是偶然的,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恐怕不是与年轻时到过欧洲毫无关系的｡周恩来就是当年这批人的主要领导者｡
　　1921年中共成立时人们可能看不出周恩来有何突出作用,但回顾一下后来的半个多世纪,周恩来等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中共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党和整个中国都十分需要的成分和因素吗?可以说,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中,对世界最了解,最具世界眼光的,就是周恩来｡这样一位人才第一批参加中共并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难道还不是一件关键的事情?之后,周恩来成为第一位代表党同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党和国家的首席外交家,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从中共一成立那一天开始,党内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周恩来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关键｡设想一下,把周恩来､邓小平等那批到过欧洲的中共领导人的功绩拿掉,事情会是什么样子,是不难想像的｡按陈独秀的办法一直干下去,按王明的办法一直干下去,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法一直干下去,没有正确时的毛泽东,没有周恩来,没有邓小平,中共和中国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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