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从反帝先驱到叛国巨奸 汪精卫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很难想像这是大汉奸汪精卫早年反清行动被捕时的悲壮诗句｡由满腔悲愤的反清斗士到痛斥日本“为中国腹心之患者”,再到成为侵略者刺刀下的傀儡,如此矛盾心态与巨大的身份反差,实在为历史所罕见｡
　　
　　汪兆铭,字季新､季恂,号精卫｡其与民国外交的关联,不仅在于他曾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身兼外交部长达三年多之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国民党的首脑人物经历了从反帝先驱到叛国巨奸的变化,因而成为民国外交史研究不可绕过的人物｡
　　
　　篇篇檄文赢声誉
　　
　　1883年5月,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1899年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1904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大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正如他日后自述:“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上,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
　　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在日本东京展开生死论战｡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孙中山称誉汪文“卓见洞识,颇博读者快慰”,“使中国人士莫不大悟,外国恐怖症亦为之一扫”｡
　　
　　拒签对德和约的支持者
　　
　　1906年,汪精卫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随孙中山赴南洋各地宣传反清革命,筹设同盟会分会｡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辛亥革命后,他曾积极参与南北议和活动｡后赴法国,游离于国内政治斗争之外｡1917年应孙中山之召归国参加护法运动｡
　　
　　1918年底,广州军政府推举汪精卫为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汪氏虽未接受该项任命,但仍赴巴黎进行实地观察,并积极参加了欧洲华侨与留学生举行的拒签对德和约(包含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利益转让日本等内容)的斗争｡191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建设》杂志上发表《巴黎和会与中日关系》等论文,痛斥日本“为中国腹心之患者”,指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源于日本对中国野心勃勃的侵略和英､美､法等国对日本的袒护和列强对中国的联合宰割,中国虽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但“所受损失,乃甚于战败国之牺牲”｡这表明汪精卫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认识有了一次重要的飞跃｡
　　
　　从联俄反帝到反苏亲帝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推行国民党改组和“三大政策”,汪精卫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曾任国民党中央改组委员和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该宣言即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定稿,成为开展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25年3月,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该遗嘱强调“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所主持的国民党“二大”继承孙中山的反帝精神,坚持联俄政策,领导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辞职赴法｡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归国｡7月,汪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一边抵抗,一边谈判”
　　
　　1927年12月,在国民党内争中失利的汪精卫再度赴法,后成为国民党内反蒋派领袖,领导了“改组同志会”､“护党救国运动”､“北平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等一系列反蒋政治军事斗争,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再度合作,汪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并自1932年8月17日起兼署外交部长,至1935年12月12日辞职,时间长达三年多之久(其间1935年8月9日至23日曾因国民党内争而离任)｡
　　汪氏当时在外交上提出的主要主张是“一边抵抗,一边谈判”｡这是在认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主义”的基础上,面对日本侵略所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其基本内涵是“所谓交涉,便是在极端忍让之下,求得解决;所谓抵抗,便是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时候,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的防卫”,以有限的抵抗实现妥协之目的｡
　　在蒋汪共同主持下,国民政府与日本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城下之盟,并屈辱地处理了其他一些对日事件,而日本则得寸进尺,由东北而华北,进而进攻全中国｡由于在前台主持外交事务的是汪精卫,当时抗日舆论将亲日妥协的矛盾直指汪精卫,甚至孔祥熙都说“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然而,与汪共同作出妥协决定的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却从不替汪辩护,也不声明与汪共同负责,汪氏成为“众矢之的”,汪派人物愤愤不平,也由此种下汪､蒋再度分裂的根由｡
　　
　　“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出国就医｡西安事变发生后,再次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前途,总是“摇头太息”,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
　　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周佛海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展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调停的阴谋活动,企图通过“和谈”,引诱国民党投降｡“低调俱乐部”成员非常兴奋,竭力主张对日妥协｡汪精卫在主持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接受日本投降条件的决议｡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又追加了新的条件,蒋介石因顾虑“他的政府会被全国舆论的浪潮冲倒及中国会发生革命”而未予接受｡这使汪派大失所望,但还是如周佛海所说“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叛国投敌
　　
　　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3､4月间,周佛海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名义,指使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多次往来上海､香港间,与日本前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南京办事处主任西显义､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密商“中日和平条件”｡7月,又背着蒋介石派高宗武赴日本,与日本军部达成以汪精卫为收拾时局对象的“和谈”协议｡11月中旬,汪精卫､周佛海授权高宗武等在上海日占区与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就中日和平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以及筹划汪派集团出逃计划｡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电文为“和平运动”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等,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抗战路线与“和平路线”的分歧公开化,也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
　　1939年3月21日,河内发生军统特务刺汪案,促使汪精卫决心脱离险境,潜赴已为日军占领的上海,启动筹建汪伪政权的实际行动｡
　　
　　侵略者刺刀下的傀儡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一行密访日本,就建立伪政权进行磋商,日本军方提出的条件大大出乎汪派预料｡随后,汪氏又先后尽赴天津､北平､南京等地拜会日军驻华北､华中派遣军以及第三舰队司令官,并与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头目会面,争取各方对汪氏“还都”南京的允诺｡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
　　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平心而论,汪氏对此密约是不满的,他的本意是要与日本谈判达成“和平救国”结束战争的目的｡但一旦上了贼船,即无法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摆弄,完完全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据目击者回忆,该基本条约的签字仪式,气氛悲伤,近乎葬礼:“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汪精卫)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次于捶胸顿足”｡
　　
　　命毙名古屋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1941月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1943年1月,南京伪政权宣布向美英等国“宣战”,与日本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10月,复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11月,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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